看对谁来说了
对于大多数臣子来说，宋仁宗确实是个好皇帝，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贯的好脾气。朝堂上被包拯喷了满脸唾沫，照样是强撑着不生气。在他手下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胆，官做到富弼那种级别的，都是“工资基本不动”，领福利到手软。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满三年日子就升官，开开心心升职加薪，如何不是好时代？
对于文人们来说，这当然更是个好时代：官员“编制”比宋初暴涨了一万多人，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的官场生活。既然有钱有闲，当然就少不得吟风弄月，于是大宋的诗词书画等各门类艺术，也是井喷般发展。两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几乎全云集在这四十年。以这繁华景象是，也确实是“最好的四十年”。
但是，这个时代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富弼，却以他的这声惶恐，戳破了这个“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以富弼的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说白了，大宋发展到宋仁宗年间，就到了这种“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有多“揭不开锅”？先看一个基本问题：宋仁宗年间，官员的工资福利一涨再涨，“馈赠”给辽国西夏的“岁币”也是一加再加。可这繁华究竟是谁来买单？野史里的大清官，正史里的大宋直臣包拯一语道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就是靠横征暴敛，从苦老百姓手里刮钱。被“刮”的尤其狠的，就是农民。
有多狠？先看田赋。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理论上税率比唐朝低，操作起来却是另一样，首先是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韩琦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 在 duosanliang 的大作中提到: 】
: 那些言官简直就是群魔乱舞，他为了维护他仁慈的好名声，显得纳谏如流，其实是软弱不堪，伪君子一个
--
FROM 111.196.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