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制定，当时只有现场执法，非现场执法是1996年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包括电子警察在内的非现场执法自诞生之初，就游离于《行政处罚法》之外，只有一些规范性文件对此加以规范。但这些文件大多是主管部门“自定程序”，难免有自利倾向，即“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更适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茅铭晨认为，这正是非现场执法的软肋，也是其违法侵权的根源。

2021年1月，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专门针对非现场执法的条文。比如，设备“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但具体到不同领域，很多规则并未细化。其中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电子警察的设置合理性并不受监督。《行政处罚法》规定，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应“设置合理”，但什么是合理，这存在自由裁量空间。在公安交管系统，并没有对电子警察的设置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在这个路段设电子警察，有没有必要？谁来论证，谁来审批”？
【 在 bocaj 的大作中提到: 】
: 官媒揭开电子警察利益链条直指非现场执法为违法侵权根源，“为罚而罚、误罚错罚、变相创收”却难以监管
: “为罚而罚、误罚错罚、变相创收”却难以监管
: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官方账号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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