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父亲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关村一家单位，单位给提供了一间十几平的小宿舍，公厨，公卫。父亲母亲就是在那间宿舍结的婚，母亲说当时屋子里就一张双人床，两个木箱，没有桌子，更没有衣柜，吃饭写字就拿木箱盖当桌子，人坐在马扎上。
父母老家都在东北，爷爷奶奶当时也刚退休，来北京看了看。觉得没有俩孩子说的那么好，委屈了母亲，就拿出了他们全部的积蓄，给父母在海淀买了一间两室零厅的老楼，虽说依然破旧，可好歹空间大了，还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父母别提多激动了。
母亲那时候怀了我，爷爷奶奶也搬了过来，方便照顾，东北老家的是平房，卖不上价也卖不出去，索性就租了出去，拖亲戚照看。
爷爷奶奶闲不住，楼房里没多少家务活，根本不够老两口忙活。奶奶工作时做过面案，加上老家是山东的，摊煎饼的手艺绝对一绝，老两口就开始天天早上摆煎饼摊，爷爷负责采购、运送、备食材，奶奶负责摊煎饼。
每天四点爷爷起来准备出摊的食材，和面糊。5点多给父母做好了早饭，俩人就推车出去了。那时候做小买卖的不多，人流量还大，加上奶奶的手艺，生意好的不得了。每天五点多到9点多，只出不到5小时的摊，一个月的净利润竟然能到2000多，而父亲当时的工资相对较高，可也不到300，真是发财了。
爷爷奶奶那时候退休金也不低，负担一家五口的日常生活费还能剩一点，这样摆摊赚的钱和我父母的工资几乎都能攒下了。只是那时候发工资都是用单位的工资本去单位现场开，不通过银行，只能委拖家里的亲戚拿工资本去取钱，三个月往北京汇一次，十分不方便。
就这样摆了三年多的摊，老两口手里有了些积蓄，就在我们家附近买了户平房。平房面积很大，前后两个院子，很宽敞。算上门房的话，一共五间。爷爷一直喜欢住平房，有院子而且不用爬楼梯，虽说弄劈柴和煤很麻烦，可爷爷并不讨厌这些活。那时候我也上了幼儿园，老两口的空闲时间更多了，延长了摆摊时间，爷爷有时也自己弄个煎饼鏊子学着，分担一些奶奶的工作。
又过了三年多，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当初为了保住分房资格，之前买的房子是用爷爷名，并没在父母的名下。父亲这年也终于排到了单位的福利分房，这几乎也是单位最后一次分房。我们家搬进了新建的小高层，宽敞的两室一厅，崭新的装修，还能坐电梯上楼，这些让我异常兴奋，简直是住进了皇宫一样。
爷爷奶奶也不再摆摊了，一来父母的工资涨了很多，也不用担心房子问题，没什么经济压力。二来北京的城市管理越来越严，对小摊的限制越来越多，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俩人年纪大了，也折腾不动了。恰好当时申奥成功，基建大潮来临，我们家以前的老楼，奶奶家平房全都在拆迁计划中。当时老楼给了两套房，平房因为面积大屋子多反而给了三套。
爷爷当时少要了一套房，换成了赔偿金。其余四套房转到了我父母名下，说是给我留着。他对平房有种特殊的执念，又用赔偿金在朝阳的一个村里买了三座大院子。本来只想买一个，房主说打包买的话便宜，好在赔偿金很多，买了三座也还能剩下不少。当时那地方虽然价格十分便宜，但是很偏，甭说地铁，两公里内都见不到公路，家里人都不看好。我倒是挺高兴的，院子越大，我玩耍的空间就越大，每到周末我就吵着去奶奶家玩，哈哈。为了方便来回，父亲也在那时候买了车，这成了我们家到现在唯一的车牌，既庆幸又很后悔摇号前没多买几辆车。
到了06年，随着国贸三期开工，CBD带来的影响也逐渐辐射到了爷爷的那个村，不少房地产商看上了那片地。没错，我们家再次迎来了拆迁。这次三座院子一共给了26套房子，还有点赔偿金。这时候北京房价已初现夸张端倪，父母认为钱越来越不值钱，不如房子保值，爷爷奶奶也很赞同，就把房子都留着了。老两口也不再执着于平房，年纪大了弄劈柴和煤球很吃力，就暂时搬回了海淀。
两年后房子交工了，爷爷奶奶搬回了朝阳，宽敞的四室大平层让爷爷很满意，彻底不再想平房大院的事了。老两口开始了收租的生活。
08，09年，房奴、蚁族的字眼纷纷出现，北京中心地带房价也有了全新的高度，买房的压力已经不是工薪阶级可以承担的了。很多人认为房价到头了，马上要迎来大跌，陆续地有人劝说卖掉多余的房子，避免砸手里，母亲和奶奶架不住撺掇，想法有点松动。可父亲认为08年刚过，中国肯定会有个发展期，房子就算不涨也绝不会跌，留着收租也划算。最终大家还是选择相信父亲的判断。
后来父亲也真蒙对了，中国迎来了快速的发展。而北京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直到过了16年，北京房价到了一个近乎恐怖的位置。这些年靠着父母的工资，家里的房租，已经攒下了一大笔钱，说不上财务自由可也足够一家人在北京躺平。但这些积蓄和房产一比，连零头都算不上。
我们家一个工人家庭，父母虽说有点学历，可全家都没有做生意的灵活头脑，也算不上特别能吃苦，更没多少开拓精神。如果不是时代红利，仅仅靠着踏实敬业，可能八辈子都挣不出这些。真就是万般皆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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