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错了，奉献越多越反动。
比如我刚才就找到这一段


教会对教育工作的影响
外国传教士为了消除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障碍，规定禁止教徒唱傈僳族、怒族民歌，禁止吹弹民族器乐、跳民族舞，禁止讲祖先的历史传说，禁止教徒说汉语、学汉文，处心积虑挑拨民族关系，消除傈僳族、怒族人民的祖国观念。当时，福贡地方政府已在每乡办了二、三所初级小学，外国传教土就在群众中大力宣传，造谣惑众，阻止傈僳族、怒族青少年学习汉语、汉文，说：“汉人的话听不得，汉人的书读不得，汉人的歌唱不得；照汉人说的去做，就升不了天堂，上帝迟早会降灾于身”。并引诱年幼无知的学生入教，以搞垮学校，许多教徒子女中途辍学。

英国传教土杨志英编写的识字课本，第一课上写道：“汉人来了，我怕”。

当时，福贡设治局政府在各乡办的学校，因为汉文难学，学校的设备极差，又实行打骂教育，竞争不过教会，所以少数民族子弟上学读书的人很少，汉语、汉文推广极困难。相比之下，群众更愿意读这种简易的傈僳文。在洋乐、洋文的引诱下，一些青年为了听洋乐，学唱圣经歌曲，学习傈僳文，便加入了教会。这一着使马导民一箭三雕，既争取了群众，又传播了宗教，还打击了汉学。

教会同中国地方政府争夺青少年、争夺群众的斗争，从基督教刚传入福贡时起，从来未停止过，政教冲突是当时的一大政治问题。外国传教士仗着有帝国主义靠山，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福贡地方政府坚持国家的主权，手中有政权。在这点上，福贡地方政府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外国传教土开展斗争，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具体事例有：

民国十九年(1930年）保维德禁止传教士杨雨楼在鹿马登买地基建立教堂；

民国三十年（1941年）张家麟保护了火烧木古甲教堂的教师；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孙模下令制止本县人民出售土地给外国传教士；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明士仲下令收回被传教士杨雨楼把持的古泉小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明士仲下令拘禁了传教士杨雨楼三天，并罚款大洋壹百元。

教会与学校争夺青少年，教会始终占了上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都如此。1950年，福贡县长李世荣向中央访问团的汇报材料中说：“教会里的《赞美诗》红布面烫金字，而我们用的（课本）都是黑土纸，图画模糊，相比之下，学生颇感不满”1950年，中共怒江州工委会自社会情况汇报中的“语言文字”部份里说:“最近，内地会在称杆及茨开两地，调集各地‘妈扒’开办短期训练班，由杨志远与木约比二人分别主持，为期一月。茨开方面尚未结束，称杆训练班早于三月底完结，现受训‘妈扒’早回到各村寨，积极办理儿童识字、拼音、教育，收效很大”。

【 在 blessedliu 的大作中提到: 】
: 可以看看pdf原文。更新些认识。重点不在于生产力。而是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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