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Jacob1999 的大作中提到: 】
: 中世纪的宗教大部分时间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吧，布鲁诺不就是被活活烧死了吗？
: 发自「今日水木 on 逍遥自在OIS」
1 自然科学的独立运动
随着印刷术发展,导致《圣经》发行量剧增,天主教神父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面临崩溃之势,此外,后期的天主教会为了积敛财富,向信徒兜售所谓的赎罪符,若信徒买下这种赎罪符,既使生前犯下罪行,死后也能进入天堂,这一措施导致社会风气急剧变坏,教会的威信也日益下降。针对上述情况,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及时指出:人们应该拒绝天主教神父的指导和权威,在自己的宗教经验里寻求精神的真理,天主教会所发的赎罪符不能代替上帝决定一个人灵魂的拯救与否。新教教义对于个人的精神探索予以高度重视,承认每个人都是自己《圣经》的教士,可按自己的意愿理解《圣经》,正是这一点,若把它移植到科学方法中去,就成为按自己的意愿解释世界,而不是听信于前人的教诲。众所周知,托勒密的地心说,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曾是中世纪神学的强有力的支柱,同时也是阻碍新时代前进步伐的严重羁绊,自然科学要获得新生,首先必须冲出古代学术权威所投下的阴影,面对活生生的大自然,按自己的意愿去理解自然的奥秘,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决不屈服于任何偶像或教义,这才是科学精神的真谛所在。近代科学的创始人哥白尼这样做了,把托勒密的地心说留给了旧世界,意大利医生维萨里也这样做了,盖伦的医学从此成为历史的遗迹,他们都是新时代的预告者,宣布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代表着自然科学崭新的独立精神,这种气质与宗教改革的精神如出一辙。下列事实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哥白尼是神职人员,维萨里是旧教的叛逆逆者,可以说,第一代科学大师正是在这种宗教气氛的熏陶下,才敢于迈出勇敢的第一步的。
2 从事自然科学的动机:赞美上帝和为人类谋利
基督教的原罪说,将尘世看作是罪恶的渊源。天主教认为,若要灵魂得到拯救,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到修道院中,清心寡欲,苦行修炼,以逃避这个罪恶之处,求得灵魂的升天。新教也承认原罪说,但对此却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即人非但不应躲避尘世生活,相反,应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在实际事务中弘扬上帝的美德,改进人类的福利,这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应具有的品德。正是这一教义,对近代科学的成长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要知道,当近代科学还处于幼芽状态时,它的实际功利远未象今天那样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时,要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中去,宗教方面的考虑就是一个绝好的因素。新教鼓励教徒要竭尽全力“赞美上帝”,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创造之物同样伟大,故赞美上帝的最好方式就是潜心研究上帝的创造之物——自然界。近代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如波义耳、牛顿等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一生从事科学的终极目的与其说是为科学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为了赞美上帝。如著名化学家波义耳,曾创建英国皇家学会,他把毕生精力与财富都投注于科学研究中,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一只眼睛始终关注着上帝,他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未去做一名牧师,只是没有听见上帝的召唤,但他对科学的热情,全是为了上帝的存在。一代科学巨匠——牛顿,孜孜不倦地从事宇宙规律的探索,这与他的宗教信仰非但不抵触而且十分吻合,正是以上帝的名义,牛顿才会以毕生精力从事上帝创造之物的研究,最后当他认为天体运动的原动力米自上帝的弟一推动时,这只能是从他的宗教信仰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与物理学不同的是,生命世界由于充满了美妙的合目的性现象,与无机世界的单调重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上帝自始至终关注着每一生命个体的创造,哪怕是在一只虱子的解剖学中,也凝聚了上帝的智慧。对上帝所创造的有机界的研究,即构成了自然神学的主要内容。在自然神学的召唤下,许多神职人员乃至业余爱好者的精力,放在了生物学的研究之中,硕果累累。最著名的要数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作为一位新教神父,他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详尽描述了植物的形态、功能、分类、生态等方面的内容,目的仅是为了证明上帝创世时的伟大,他相信由于上帝已经把自然界中生物的所有等级都填满了,因此在生物种类之间不会有巨大的空缺,生物的等级是连续的,这一思想正是自然分类法的前提,约翰·雷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然分类法的创始人。以约翰·雷作为标志,英国的自然神学曾经繁荣一时,这种气氛恰为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提供了一种思想背景,若将上帝之手转换成自然选择的作用,那么自然神学的语言很快就能翻译成达尔文进化论所要表达的内容。
综上所述,赞美上帝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有利于将自然看作是纯认知的对象,这正是近代科学得以兴起的先决条件。有一句话曾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世界三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佛教是鬼学,中国的儒教是人学,西方的基督教是天学。佛教重来世轻现世,显然不利于对人类所生存的物质世界做深入的探究;而中国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以至于对自然的研究常带有伦理、实用的色彩,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得古代中国从未存在过对自然作纯认知研究的可能性,而把自然看作是依附于人的存在,这显然不利于理论科学的兴起,导致重实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突出。比如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在《本草纲目》中,尽管李时珍有一个严密的分类系统,其中某些植物的分类已达到先进水平,但总的来讲,这一分类系统的标准不是从生物的自然属性出发,而是依附于药学用途,就称环上是一种科学的生物分类系统,为什么独立的纯理论的分类学在中国千呼万唤出不来,最终只能寄生于某种实用学科如本草学之中才得以艰难地生长?这就与中国古代缺乏纯认知的研究态度有关。而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信徒带着对上帝的敬畏之情,为了赞美上帝而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纯认知的客体,反过来就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兴盛。
另一方面,新教在宣扬赞美上帝的同时,还要求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多行善事,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一功利性极强的任务恰恰可由科学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完成,这就避免了使自然科学局限于象牙塔之内,重蹈古希腊科学毁灭的覆辙,培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竭力提倡科学的,培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这一家庭环境肯定会对培根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培根被誉为是新时代的吹鼓手,他大力提倡科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科学所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好处。科学的理论与应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正是古代科学所缺乏的,也正是近代科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3 经验与理性的结合
近代自然科学以其鲜明的特征:经验与理性的结合,而不同于古代任何地区的科学。这一特征的取得或多或少与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厌恶不劳而获、天主教似的沉思默想,空洞的思辨等等,鼓励教徒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强调辛勤的劳作、俭朴的生活是人生的美德,也是皈依上帝的外在标志,这中间正隐含着对经验、实际的肯定,这在中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新教还认为,身体的任何满足都是贪欲,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教摒弃了对感官知觉的绝对信任,而代之以理性,但此理性不同于中世纪神学的理性,建立在驳斥启示的基础上,也不同于哲学上的理性,是指独立于经验的、人类先天的思维形式。新教的理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经验的结合。理性与经验的结合,在古代科学中是先天缺乏的,近代科学通过伽利略之手,才首次高挚起这面大旗。那么,理性又何以能约束经验呢?这里就有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坚信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一个可理解的有秩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性才有可能去整理和约束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从中引出科学规律,这一信念与新教教义有着类似之处。早期加尔文教认为,某些优秀选民注定会获得拯救,因上帝早已预先决定,故拯救问题是上帝的事情,别人无法干预。既然上帝有其独特的规律,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也有一定的规律,其实赞美上帝的同时,已隐含着上帝创造之物一定是可理解的这一信念,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才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前提条件。
4 等级制的破除
天主教有着严格的等级制,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到各种大小不等的天神直至人类本身,都占据各自的等级位置亦即上帝通过各种天神,间接控制宇宙,这种等级映射到自然界的事物中,便是只有尊贵的天体,其运动才具有完美的圆周运动形式,而地球、包括地上物体的运动都是不完善的,仅具直线或曲线运动。新教教义打破了这一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上帝直接控制宇宙,中间不存在各种等级层次的天神,这一思想对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由上帝直接控制宇宙,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正是这种信念,或许鼓舞了近代科学中各种最小量原理的产生,如费尔玛关于光在反射和折射中走花时间最少的路程的原理(1662年);莱布尼兹关于光走阻力最少的路的原理(1682年);莫泊丢用于各种物理现象的最小作用量原理(1744年)等。此外,著名的思想家、神学家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说,认为天上有无数个象太阳一样发光的天体,究其宗教渊源来说,他正是为了反对旧教的等级制,试图证明上帝以下的各种物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故同样的太阳应该有无数多个。随着等级制的破除,同时还粉碎了只有天体运动才具有圆周运动形式,地上物体的运动是不完善的这类神话,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首次将完美的圆周运动赋予地球,表明位卑的地球也同样能完成尊贵的天体才具有的圆周运动。今天,我们在评价哥白尼日心说的科学意义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太阳与地球的相对关系的问题上,其实,地球也能做圆周运动这一事实,在破除中世纪的陈旧观念中,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英国医生哈维在创立血液循环学说时,就从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得到启发,认为既然地球能做循环的圆周运动,那么,作为生存于地球上的人类,其体内的血液也能以心脏为中心作循环运动,尽管哈维最终是以严密的实验和精确的计算来完成他的血液循环学说的,但他很重视这一论据,就是为了力图使他所发现的血液循环现象同当时的思想背景相吻合。早于哈维的西班牙医生、神学家塞尔维特(M.Servetus,1511—1553)在创立血液小循环学说的过程中,也更多地是从宗教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他不同意天主教的三位一体的学说,坚持一种一神教教义,与此同时,他也就否弃了人体内的体液分为三种类型的古老的盖伦派学说,主张人体内只有一种体液,这就要求证明,人体内的血液可以通过某种途径相互混合,一旦静脉血与动脉血被认为是同一个东西,通向血液循环学说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的小循环途径,并把这一发现作为注释写在其巨著《基督教的复兴》(1553年)中,以此证明他那教义的正确性。可悲的是,因塞尔维特主张灵魂就是血液,而血液是会随着躯体的灭亡而消失的,故加尔文抓住这点,认为塞尔维特持的是“灵魂会随着人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异教徒观点,对他严加鞭挞,最后,他被加尔文逮捕,死于熊熊烈火之中,而他的模拟像则被天主教会所焚毁。
5 路德教与加尔文教对科学的不同影响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虽然都以改革传统的天主教为主要目标,有着一致的思想背景,对科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两个教派在彼此的教义上各具特色。创始于德国的路德教的中心教义是“因信称义”,即只要内心有真诚的信仰,灵魂就可得到拯救。由此可见,这一教义极为重视内心的反省、思辨,强调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自主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具有能动性。路德教的教义与以后德国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如德国特有的神秘哲学,沉浸于思辨方法之中,强调精神的能动性,这就为黑格尔创立唯心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强调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小宇宙的缩影,具有自主的能动性,这与路德教的教义何其相似!这种思想再进一步投射到科学领域中,使得德国的科学风格中,思辨气氛较为浓厚,活力论传统占突出地位,某些学科居于领先地位,如有机化学、胚胎学等,因这些学科重视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性,对此,机械论思想是鞭长莫及;化学家李比希、胚胎学家杜里舒等都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活力论者。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提出“唯能论”,尽管是唯心的学说,但同他所处的思想背景却是吻合的。
与此相反,诞生于瑞士的加尔文教提出“预定说”,认为灵魂的拯救与否已由上帝早就决定,任何外界力量都不能干预也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显而易见,从这一教义衍生出来的思想就是自然界是被动的,它听命于上帝的绝对统治,这正与机械论学说不谋而合。后来,加尔文教的影响主要波及英、法等地区,传到英国以后,演变为当时著名的清教,清教与早期的加尔文教略有不同,因为严格的“预定说”使信徒身负沉重的精神负担,终日为灵魂的拯救问题而担忧,修改后的清教认为,多做益事、辛勤劳作等美德是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也是皈依的外在标志,这一教派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致使英国的科学思想带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科研方法也与德国的思辨精神截然相反,重实验求证方法,这与清教倡导多做有益的实际事情有关,著名的科学家波义耳、牛顿等都持典型的机械论思想,崇尚实验方法,将宇宙看作是一部由上帝所精确控制的机器,处于被动的地位,缺乏能动性,牛顿力学即奠基在这样一幅宇宙图景的基础上,这种风格与德国的科学风格迥然相异,各具风采。当近代科学还离不开机械论哲学的强有力的支持时,英、法等国的科学曾远远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机械论哲学日渐显示出其弊端时,德国的科学自19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崭露头角,许多新的学科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相继诞生在德国的土地上,当然,这其中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某种思想背景,如机械论思想的相对薄弱、思辨哲学的高度发达等,肯定是德国科学在世纪之交得以迅速崛起的相关因素,而这种思想背景的形成,究其渊源,正与近代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关。
6 新教的世俗化与科学的普及
在天主教看来,灵魂获得拯救的最好方法就是躲到修道院中,做一名修士或修女,潜心修道,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脱离尘世生活,躲进修道院中,故天主教对信徒的控制其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主张信徒不须去修道院,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做善事,刻苦耐劳,同样能获得灵魂上的拯救,由此,原来可能进入修道院的宗教热情,现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宗教,你认为自己已经逃出了修道院,但事实上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终生为僧侣,这就是新教对信徒的控制,显然改革已把控制个人的重担从教会那里推卸到个人新教世俗化的同时,由新教所容忍甚至默许的科进了科学的普及化。有资料表明[2],近,而在总的人口构成中,天主教徒又要远远多于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但必须指出的是,宗教改革能经历了一
的观念,有利于近代科学的成长,有些观念即使。如中世纪的医学,理论与实际曾严重脱节,说一口发师在台下忙于解剖,一旦讲台上的教授亲自拿起手的事业,促使了经验与理性的结合,维萨里就是这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但自从16世纪起,在永手、学者等组成。当工匠,航海家把他们的实践论上的概括。英国物理学家吉尔伯特就是这样的是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正式联盟后的首创性成果与理性的结合,是同科学体系一块成长的,问题的观念,使得新教对科学持一种容忍甚至是默许的进了科学的发展。此外,新教徒大部分属于正在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能反映他们的实力,教徒持对科学较宽容的态度。正如哥德所说。因为支持科学并不是宗教改革者们的初衰,故新维特在加尔文所点燃的熊熊烈火中丧身时,加尔尔文教主张上帝绝对地统治自然,上帝创造之物是永冲突,故在新教国家里,宗教对进化论的反对尤,它不再屈服于来自宗教方面的压力,可见,当为保护伞,当科学逐渐成长,其作用也日益被人时,科学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时至今日,宗教有时反要比天主教更为严格和广泛,正如默顿所语“宗教上。”[1]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在事业,也日益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促欧洲的科学家中,新教徒往往比天主教徒占优势新教徒,这一对比强烈表明,新教与科学确实有的主观目的决不是为了促进科学,宗教和科学可个平行发展的时期,在宗教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新没有宗教改革运动,也会在科学体系中萌生出来流利拉丁语的教授在台上指手划脚,手持手术刀的理术刀,动手解剖尸体时,他就正在干一件了不起样的一名先驱者。同样在中世纪,工匠与学者处英国有一种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工匠、航海家,经验记述下来时,某些学者就对这些经验作出理优秀学者,他于1600年发表的《论磁》一书,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可见,经验键在于：新教与近代科学两者同时出现了类似的度。这一方面对宗教改革者本身有利,另方面却促起的资产阶级和商人阶级,对这些人来说,科学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客观情况也促使新“那总是意在于善的力量,都总是带来恶。”正写科学结起的联盟是暂时的、不牢靠的。当塞尔文对塞尔维特的科学发现哪有一丝怜悯之情,加不变的,这一思想与后来的进化论发生了严重的强烈。但庆幸的是,这时科学已有了强大的力量代科学还处于幼芽状态时,它需要宗教的力量作明确认识而还得从科学中寻求“证据”呢!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宗教改革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
陈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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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9.77.110.*
【 在 Jacob1999 的大作中提到: 】
: 中世纪的宗教大部分时间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吧，布鲁诺不就是被活活烧死了吗？
: 发自「今日水木 on 逍遥自在OIS」
一、 宗教对近代科学兴起的阻滞作用
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表明,科学与宗教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力量”[1]。科学产生于宗教这个母体,科学一次次努力试图挣脱这个母体的束缚而独立发展,但一次次地遭受失败。丹皮尔曾偏激地说:“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发芽成长的。”[2]在人们看来,宗教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古至今的许多大科学家却每每同时在内心深处有着很虔诚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现代科技带来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之后,更多的人在宗教信仰中寻求一种灵魂的安宁。可见,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是一种复杂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宗教中的多种因素制约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不能否认的是,宗教曾在某些方面严重地压制了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的漫长的中世纪尤其如此。伊安·巴伯说:“科学的成长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宗教思想和教会制度的阻挠。”[3]当时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理论,大多数人对世俗的知识毫无兴趣,仅有的一点科学研究也是为宗教服务的,在本质上是用来解说神的一种方法,由神甫、修道院士等宗教人员担任。科学知识只是为了替上帝服务所应思考、体验和运用的完整智慧里的一部分。恩格斯认为: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4]而真正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文学艺术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窒息和压抑,愚蠢笼罩着一切,愚蠢成了大家恭维的德性,而真正的科学家却屡遭迫害,宗教裁判所血染般的火光映照了中世纪阴森森的黑夜,许多觉醒了的拥有科学思想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代表者被焚烧而死。1316年意大利医生阿巴诺·彼得因主张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居住而被控为异端,只是由于他很快因病而死才免遭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布鲁诺因主张地外宇宙中有许多有人居住的行星和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称为二流子和骗子,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遭受7年的严刑拷打,并于1610年根据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宣判,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其著作被当众焚毁并被列为禁书。伽利略对天体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616年受到宗教裁判所审讯,第二次审讯时他已卧病在床,但仍被押到罗马,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而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规律之时便被教会烧死了。恩格斯指出:“塞尔维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并且活活地烧了他两个钟头,而异端裁判所只是把基奥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5]教会长期不断地迫害和打击科学,生物学家海克尔认为:“中世纪的科学历史每一页都告诉我们,在强大的罗马天主教的压迫下,独立思想和经验科学研究真正全部被埋没达十二个悲惨世纪之久。”[6]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压制和迫害的血淋淋的历史至今仍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宗教之所以强烈地敌视科学,与科学处于冲突关系之中,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科学以把握客观对象的真实性为目的,在思维方式上遵循逻辑规则,重视思维活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强调概念和命题的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而宗教则把从精神上摆脱因自身的有限性而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作为其目的。宗教追求超现实的绝对和无限,必以对无限绝对的神的信仰为基础,思维方式通常是直觉和顿悟,注重人的情感体验,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非逻辑性的特征,其理论的命题体系则是不可证实的。可见,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活动则可相安无事,但如越过边界,那么争端与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如上帝的存在是宗教的问题,而水的存在则是科学的问题。如我们以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神的存在方式,而以直觉和思辨的方式来论证水分子的存在方式,那么就会出现思维的混乱,一系列的矛盾和争端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可以说,宗教活动是一种信仰活动,而科学活动则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宗教活动更多的是感情投入和超现实的精神企求,而科学活动则强调理性思考和客观求证;在两者研究可能发生交叉的领域或科学尚缺乏了解而只能诉诸思辨、猜测的领域,例如关于人及其精神的领域和社会领域等就更容易出现二者之间尖锐的对立。
宗教压制科学,与科学严重对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二者本身理论体系所追求的是创新还是稳定之间的区别。按库恩的说法,科学的发展历程是不同的范式之间的更替过程,而前后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世界及人本身的规律。人类认识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的需要会不断发展,因而人关于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也不断进步。由于认识的进步,原来正确的科学发现必将成为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些常识也必将会不能解释一些新出现的科学问题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科学又向新的理论境界和新的领域进军。因此,发展、创新、不断革命是科学的生命源泉。相反,宗教则要求教义相对稳定,因为日新月异的教义将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仰。宗教教义在最初制订时,确实是当时社会中科学的结晶,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最高文化成就。但当时的科学成就中有正确的部分,也不乏错误的因素,即使是正确的部分,也会因认识条件的改变而成为过时的或错误的,而教会却紧紧地抱住它不放,以维护教义的稳定性。宗教教义所蕴含的过时的或错误的科学知识历经多年不变,必然会与不断创新、飞速发展的科学知识相冲突。日心说提出之后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而是宗教(基督教)所固守的以旧科学为基础的教条与科学的新成就之间的冲突,教会之所以对科学家们恨之入骨、横加迫害,主要原因在于科学家们提出了与宗教教义所固守的旧科学理论相冲突的新的科学主张,因此宗教对科学发展的阻滞、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与矛盾,本质上乃是新科学与旧科学之间的冲突。宗教为了建立合理的自圆其说的教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借鉴和采纳某些科学认识成果;另一方面,宗教为维护其教义的稳定性,又必须把科学的结论当成教条,这些教条,或早或迟必然与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发生冲突。在宗教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力量时,必然会为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而排斥、打击、压制对其构成威胁的团体、思想和倾向,这是宗教阻滞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二、宗教对近代科学兴起的促进作用
宗教曾对科学进行了屠杀和遏制,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往往对以下事实历历在目:基督教在中世纪如日中天时,科学却只能偷偷摸摸地混迹于占星术、炼金术和教堂塔影的阴影之下;即使科学在暗地里获得了新的发展,其结果也只能是科学家们一个个被捆绑于罗马鲜花广场的十字架上被熊熊的火舌所吞没。而围观这些“异端”的群众眼中却充满了恐惧、愤怒和叹息。可是人们同样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诞生于宗教传统悠久的欧洲,而非宗教势力相对薄弱的东方或其他地区?为何近现代许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科学家本身却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呢?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堡缺陷了,直到最后,自然界全部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7]所以,对于宗教在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能只作简单的分析而必须持一种辩证的观点。
首先,近代科学中所蕴含的一些观念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代科学保存了古希腊遗产中一些基本的东西。如:数学、逻辑和观察的方法,但它也受指导于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导源于基督教创世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培养起为荣耀上帝而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实证地探索自然以达到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的现代科学态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督教教义与近代科学的看法是很相似的。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科学强调人类的理性,认为人是自然的操纵者,人能不断增长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因此,人能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近代科学所倡导的这样一种主体性或者说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人能统治自然的观念首先在基督教教义中得到了表达。《圣经》创世说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只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而上帝创造地球和宇宙万物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的利益提供便利。因此,在诸存在物中,上帝居于最高的位置,而人则靠近上帝,地位高于万物。因此,人在万物中处于一个优越的位置,它被上帝授权管理、统治和支配万物。上帝全知全能,人类要感知上帝、聆听上帝可以通过修行,也可以通过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来接近上帝。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教堂中,神父们会允许一部分人(甚至神父们自己)进行不危及宗教教义的科学研究,能理解为什么科学巨匠牛顿和爱因斯坦在取得科学的巨大成就时,也同时坚持自己的信仰。确实,在近代西方历史上,尤其是在17、18世纪,人们大都认为研究上帝是认识上帝的最好办法。罗吉尔·培根说:“所有哲学运动的意义就在于经过认识世界而认识造物主。”[8]上帝创造世界把它交给人类管理,这就确立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研究自然界可以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奥妙。因此,正是基督教势力最为强大的中世纪欧洲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首先,中世纪欧洲将一系列具有古希腊——阿拉伯传统的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是当时西欧学界的通用语言,这些曾给予当时的知识界以新的冲击,被称为欧洲的学术复兴。在这次学术复兴中,寺院和教会人士功不可没,因为几乎全部翻译和整理工作都是由教会人士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主办了许多大学,虽然当时的大学主要盛行以神学为主的古典教育,但一定数量的科学问题也成为高等教育的构成部分,从而为以后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在教会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形成了一个神学家——自然科学家阶层,诸如哥白尼、布鲁诺等人就曾经既是神学家,又是科学家。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是认识和亲近上帝的最佳途径。毫无疑问,这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事实上,许多科学家所持有的特定的科学规范就常常受其神学和形而上学信念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往往将某些神学的因素融入到他们的科学思维之中。如牛顿所假想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中,其理由有一部分来自于神学上的考虑;而麦克斯韦的场理论的提出,则受其三位一体的神学观点的影响。在这里,基督教不仅可以容忍他们的工作,而且必须依靠他们的工作。换言之,科学家们的工作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乃是科学家们的工作所得出的与教义相冲突的新成果。
从宗教与科学的功用来看,两者都是人类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它们与人类长久相随,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必要因素。普朗克说:“人需要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人需要宗教是为了行动。”[9]宗教是一种非理性的对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和信仰,而科学则是一种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完全客观的解释,在其中不存在任何非理性的东西。正如海森堡所说:“科学所关心的是,发现什么是真理或谬误,宗教所关心的却是,什么是善良和邪恶,什么是高贵和下贱。”[10]确实,宗教是以对超自然的神的绝对信仰和崇拜为基础的,在宗教领域中,对神的理性思考和分析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一个人进行了这种分析和思考,那么宗教在他生活中存在的基础也就动摇了,宗教信仰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从科学史上的事例来看,在科学生活中,对某种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理性的,但其思想的终极基础却离不开信仰。例如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时是以认定自然界的物质性为基础的,而自然界的物质性则不是理性分析的方法可以证明的;科学家们认为通过科学研究可以解释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信仰,即对事物规律性的信仰。在社会科学中,情况更为突出。例如人类的自由、平等的状态是人类社会最公平、最理想的状态,但这一公认的社会准则得到了什么理性的证明呢?它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设想、一种信仰。在科学中,这样一些准则、信仰虽然是非理性的,但同时又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个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来说,更能够超越现实的功利性进行研究,这种信仰更能够激发出科学家进行研究的热情,尤其是一种持久的热情,如缺乏这种热情,“炸不死的人”诺贝尔能一次又一次地从硝烟中爬起来继续实验吗?爱迪生能穷尽几乎所有的金属来寻觅最合适的灯丝吗?
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和冲突是人们最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但这毕竟只是宗教与科学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存在相互矛盾与冲突,又存在相互独立和相互促进。作为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之间有着统一性。爱因斯坦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11]爱因斯坦在此所指的宗教是指“宇宙宗教”,是一种对宇宙的和谐性、可知性的强烈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而非对人格化的上帝的信仰。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很多积极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前面已论及的宗教在某些问题上所包含的科学知识,如基督教中就包含着很多地理知识;中国的道教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有关医学、养生、气功、化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的内容在道教的典籍中随处可见;而佛教对人的感觉和认识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科学知识,其对感觉的分类和对人的认识过程的阐释尤其有道理。离开了宗教,我国古代科技的辉煌就难以想象。宗教感情或者宗教信仰还为很多大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精神动力。宗教信仰成为科学家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激情的源泉,他们相信: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是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爱因斯坦在研究中所具有的执着的热情和无畏的精神就是来源于这样的信仰因素:一是关于自然界是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的,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等基本信仰。二是对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的崇高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
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浙江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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