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huangyewolf 的大作中提到: 】
: 论述一神教与现代科学的文章中外都很多了，宗教绝不是战狼、粉红眼中只有愚昧，实际上现代社会是宗教+资本主义的产物


1 自然科学的独立运动
随着印刷术发展,导致《圣经》发行量剧增,天主教神父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面临崩溃之势,此外,后期的天主教会为了积敛财富,向信徒兜售所谓的赎罪符,若信徒买下这种赎罪符,既使生前犯下罪行,死后也能进入天堂,这一措施导致社会风气急剧变坏,教会的威信也日益下降。针对上述情况,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及时指出:人们应该拒绝天主教神父的指导和权威,在自己的宗教经验里寻求精神的真理,天主教会所发的赎罪符不能代替上帝决定一个人灵魂的拯救与否。新教教义对于个人的精神探索予以高度重视,承认每个人都是自己《圣经》的教士,可按自己的意愿理解《圣经》,正是这一点,若把它移植到科学方法中去,就成为按自己的意愿解释世界,而不是听信于前人的教诲。众所周知,托勒密的地心说,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曾是中世纪神学的强有力的支柱,同时也是阻碍新时代前进步伐的严重羁绊,自然科学要获得新生,首先必须冲出古代学术权威所投下的阴影,面对活生生的大自然,按自己的意愿去理解自然的奥秘,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决不屈服于任何偶像或教义,这才是科学精神的真谛所在。近代科学的创始人哥白尼这样做了,把托勒密的地心说留给了旧世界,意大利医生维萨里也这样做了,盖伦的医学从此成为历史的遗迹,他们都是新时代的预告者,宣布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代表着自然科学崭新的独立精神,这种气质与宗教改革的精神如出一辙。下列事实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哥白尼是神职人员,维萨里是旧教的叛逆逆者,可以说,第一代科学大师正是在这种宗教气氛的熏陶下,才敢于迈出勇敢的第一步的。

2 从事自然科学的动机:赞美上帝和为人类谋利
基督教的原罪说,将尘世看作是罪恶的渊源。天主教认为,若要灵魂得到拯救,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到修道院中,清心寡欲,苦行修炼,以逃避这个罪恶之处,求得灵魂的升天。新教也承认原罪说,但对此却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即人非但不应躲避尘世生活,相反,应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在实际事务中弘扬上帝的美德,改进人类的福利,这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应具有的品德。正是这一教义,对近代科学的成长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要知道,当近代科学还处于幼芽状态时,它的实际功利远未象今天那样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时,要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中去,宗教方面的考虑就是一个绝好的因素。新教鼓励教徒要竭尽全力“赞美上帝”,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创造之物同样伟大,故赞美上帝的最好方式就是潜心研究上帝的创造之物——自然界。近代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如波义耳、牛顿等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一生从事科学的终极目的与其说是为科学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为了赞美上帝。如著名化学家波义耳,曾创建英国皇家学会,他把毕生精力与财富都投注于科学研究中,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一只眼睛始终关注着上帝,他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未去做一名牧师,只是没有听见上帝的召唤,但他对科学的热情,全是为了上帝的存在。一代科学巨匠——牛顿,孜孜不倦地从事宇宙规律的探索,这与他的宗教信仰非但不抵触而且十分吻合,正是以上帝的名义,牛顿才会以毕生精力从事上帝创造之物的研究,最后当他认为天体运动的原动力米自上帝的弟一推动时,这只能是从他的宗教信仰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与物理学不同的是,生命世界由于充满了美妙的合目的性现象,与无机世界的单调重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上帝自始至终关注着每一生命个体的创造,哪怕是在一只虱子的解剖学中,也凝聚了上帝的智慧。对上帝所创造的有机界的研究,即构成了自然神学的主要内容。在自然神学的召唤下,许多神职人员乃至业余爱好者的精力,放在了生物学的研究之中,硕果累累。最著名的要数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作为一位新教神父,他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详尽描述了植物的形态、功能、分类、生态等方面的内容,目的仅是为了证明上帝创世时的伟大,他相信由于上帝已经把自然界中生物的所有等级都填满了,因此在生物种类之间不会有巨大的空缺,生物的等级是连续的,这一思想正是自然分类法的前提,约翰·雷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然分类法的创始人。以约翰·雷作为标志,英国的自然神学曾经繁荣一时,这种气氛恰为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提供了一种思想背景,若将上帝之手转换成自然选择的作用,那么自然神学的语言很快就能翻译成达尔文进化论所要表达的内容。

综上所述,赞美上帝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有利于将自然看作是纯认知的对象,这正是近代科学得以兴起的先决条件。有一句话曾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世界三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佛教是鬼学,中国的儒教是人学,西方的基督教是天学。佛教重来世轻现世,显然不利于对人类所生存的物质世界做深入的探究;而中国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以至于对自然的研究常带有伦理、实用的色彩,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得古代中国从未存在过对自然作纯认知研究的可能性,而把自然看作是依附于人的存在,这显然不利于理论科学的兴起,导致重实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突出。比如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在《本草纲目》中,尽管李时珍有一个严密的分类系统,其中某些植物的分类已达到先进水平,但总的来讲,这一分类系统的标准不是从生物的自然属性出发,而是依附于药学用途,就称环上是一种科学的生物分类系统,为什么独立的纯理论的分类学在中国千呼万唤出不来,最终只能寄生于某种实用学科如本草学之中才得以艰难地生长?这就与中国古代缺乏纯认知的研究态度有关。而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信徒带着对上帝的敬畏之情,为了赞美上帝而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纯认知的客体,反过来就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兴盛。

另一方面,新教在宣扬赞美上帝的同时,还要求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多行善事,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一功利性极强的任务恰恰可由科学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完成,这就避免了使自然科学局限于象牙塔之内,重蹈古希腊科学毁灭的覆辙,培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竭力提倡科学的,培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这一家庭环境肯定会对培根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培根被誉为是新时代的吹鼓手,他大力提倡科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科学所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好处。科学的理论与应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正是古代科学所缺乏的,也正是近代科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3 经验与理性的结合
近代自然科学以其鲜明的特征:经验与理性的结合,而不同于古代任何地区的科学。这一特征的取得或多或少与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厌恶不劳而获、天主教似的沉思默想,空洞的思辨等等,鼓励教徒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强调辛勤的劳作、俭朴的生活是人生的美德,也是皈依上帝的外在标志,这中间正隐含着对经验、实际的肯定,这在中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新教还认为,身体的任何满足都是贪欲,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教摒弃了对感官知觉的绝对信任,而代之以理性,但此理性不同于中世纪神学的理性,建立在驳斥启示的基础上,也不同于哲学上的理性,是指独立于经验的、人类先天的思维形式。新教的理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经验的结合。理性与经验的结合,在古代科学中是先天缺乏的,近代科学通过伽利略之手,才首次高挚起这面大旗。那么,理性又何以能约束经验呢?这里就有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坚信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一个可理解的有秩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性才有可能去整理和约束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从中引出科学规律,这一信念与新教教义有着类似之处。早期加尔文教认为,某些优秀选民注定会获得拯救,因上帝早已预先决定,故拯救问题是上帝的事情,别人无法干预。既然上帝有其独特的规律,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也有一定的规律,其实赞美上帝的同时,已隐含着上帝创造之物一定是可理解的这一信念,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才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前提条件。

4 等级制的破除
天主教有着严格的等级制,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到各种大小不等的天神直至人类本身,都占据各自的等级位置亦即上帝通过各种天神,间接控制宇宙,这种等级映射到自然界的事物中,便是只有尊贵的天体,其运动才具有完美的圆周运动形式,而地球、包括地上物体的运动都是不完善的,仅具直线或曲线运动。新教教义打破了这一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上帝直接控制宇宙,中间不存在各种等级层次的天神,这一思想对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由上帝直接控制宇宙,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正是这种信念,或许鼓舞了近代科学中各种最小量原理的产生,如费尔玛关于光在反射和折射中走花时间最少的路程的原理(1662年);莱布尼兹关于光走阻力最少的路的原理(1682年);莫泊丢用于各种物理现象的最小作用量原理(1744年)等。此外,著名的思想家、神学家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说,认为天上有无数个象太阳一样发光的天体,究其宗教渊源来说,他正是为了反对旧教的等级制,试图证明上帝以下的各种物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故同样的太阳应该有无数多个。随着等级制的破除,同时还粉碎了只有天体运动才具有圆周运动形式,地上物体的运动是不完善的这类神话,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首次将完美的圆周运动赋予地球,表明位卑的地球也同样能完成尊贵的天体才具有的圆周运动。今天,我们在评价哥白尼日心说的科学意义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太阳与地球的相对关系的问题上,其实,地球也能做圆周运动这一事实,在破除中世纪的陈旧观念中,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英国医生哈维在创立血液循环学说时,就从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得到启发,认为既然地球能做循环的圆周运动,那么,作为生存于地球上的人类,其体内的血液也能以心脏为中心作循环运动,尽管哈维最终是以严密的实验和精确的计算来完成他的血液循环学说的,但他很重视这一论据,就是为了力图使他所发现的血液循环现象同当时的思想背景相吻合。早于哈维的西班牙医生、神学家塞尔维特(M.Servetus,1511—1553)在创立血液小循环学说的过程中,也更多地是从宗教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他不同意天主教的三位一体的学说,坚持一种一神教教义,与此同时,他也就否弃了人体内的体液分为三种类型的古老的盖伦派学说,主张人体内只有一种体液,这就要求证明,人体内的血液可以通过某种途径相互混合,一旦静脉血与动脉血被认为是同一个东西,通向血液循环学说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的小循环途径,并把这一发现作为注释写在其巨著《基督教的复兴》(1553年)中,以此证明他那教义的正确性。可悲的是,因塞尔维特主张灵魂就是血液,而血液是会随着躯体的灭亡而消失的,故加尔文抓住这点,认为塞尔维特持的是“灵魂会随着人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异教徒观点,对他严加鞭挞,最后,他被加尔文逮捕,死于熊熊烈火之中,而他的模拟像则被天主教会所焚毁。

5 路德教与加尔文教对科学的不同影响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虽然都以改革传统的天主教为主要目标,有着一致的思想背景,对科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两个教派在彼此的教义上各具特色。创始于德国的路德教的中心教义是“因信称义”,即只要内心有真诚的信仰,灵魂就可得到拯救。由此可见,这一教义极为重视内心的反省、思辨,强调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自主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具有能动性。路德教的教义与以后德国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如德国特有的神秘哲学,沉浸于思辨方法之中,强调精神的能动性,这就为黑格尔创立唯心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强调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小宇宙的缩影,具有自主的能动性,这与路德教的教义何其相似!这种思想再进一步投射到科学领域中,使得德国的科学风格中,思辨气氛较为浓厚,活力论传统占突出地位,某些学科居于领先地位,如有机化学、胚胎学等,因这些学科重视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性,对此,机械论思想是鞭长莫及;化学家李比希、胚胎学家杜里舒等都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活力论者。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提出“唯能论”,尽管是唯心的学说,但同他所处的思想背景却是吻合的。

与此相反,诞生于瑞士的加尔文教提出“预定说”,认为灵魂的拯救与否已由上帝早就决定,任何外界力量都不能干预也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显而易见,从这一教义衍生出来的思想就是自然界是被动的,它听命于上帝的绝对统治,这正与机械论学说不谋而合。后来,加尔文教的影响主要波及英、法等地区,传到英国以后,演变为当时著名的清教,清教与早期的加尔文教略有不同,因为严格的“预定说”使信徒身负沉重的精神负担,终日为灵魂的拯救问题而担忧,修改后的清教认为,多做益事、辛勤劳作等美德是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也是皈依的外在标志,这一教派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致使英国的科学思想带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科研方法也与德国的思辨精神截然相反,重实验求证方法,这与清教倡导多做有益的实际事情有关,著名的科学家波义耳、牛顿等都持典型的机械论思想,崇尚实验方法,将宇宙看作是一部由上帝所精确控制的机器,处于被动的地位,缺乏能动性,牛顿力学即奠基在这样一幅宇宙图景的基础上,这种风格与德国的科学风格迥然相异,各具风采。当近代科学还离不开机械论哲学的强有力的支持时,英、法等国的科学曾远远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机械论哲学日渐显示出其弊端时,德国的科学自19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崭露头角,许多新的学科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相继诞生在德国的土地上,当然,这其中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某种思想背景,如机械论思想的相对薄弱、思辨哲学的高度发达等,肯定是德国科学在世纪之交得以迅速崛起的相关因素,而这种思想背景的形成,究其渊源,正与近代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关。

6 新教的世俗化与科学的普及
在天主教看来,灵魂获得拯救的最好方法就是躲到修道院中,做一名修士或修女,潜心修道,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脱离尘世生活,躲进修道院中,故天主教对信徒的控制其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主张信徒不须去修道院,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做善事,刻苦耐劳,同样能获得灵魂上的拯救,由此,原来可能进入修道院的宗教热情,现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宗教,你认为自己已经逃出了修道院,但事实上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终生为僧侣,这就是新教对信徒的控制,显然改革已把控制个人的重担从教会那里推卸到个人新教世俗化的同时,由新教所容忍甚至默许的科进了科学的普及化。有资料表明[2],近,而在总的人口构成中,天主教徒又要远远多于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但必须指出的是,宗教改革能经历了一

的观念,有利于近代科学的成长,有些观念即使。如中世纪的医学,理论与实际曾严重脱节,说一口发师在台下忙于解剖,一旦讲台上的教授亲自拿起手的事业,促使了经验与理性的结合,维萨里就是这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但自从16世纪起,在永手、学者等组成。当工匠,航海家把他们的实践论上的概括。英国物理学家吉尔伯特就是这样的是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正式联盟后的首创性成果与理性的结合,是同科学体系一块成长的,问题的观念,使得新教对科学持一种容忍甚至是默许的进了科学的发展。此外,新教徒大部分属于正在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能反映他们的实力,教徒持对科学较宽容的态度。正如哥德所说。因为支持科学并不是宗教改革者们的初衰,故新维特在加尔文所点燃的熊熊烈火中丧身时,加尔尔文教主张上帝绝对地统治自然,上帝创造之物是永冲突,故在新教国家里,宗教对进化论的反对尤,它不再屈服于来自宗教方面的压力,可见,当为保护伞,当科学逐渐成长,其作用也日益被人时,科学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时至今日,宗教有时反要比天主教更为严格和广泛,正如默顿所语“宗教上。”[1]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在事业,也日益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促欧洲的科学家中,新教徒往往比天主教徒占优势新教徒,这一对比强烈表明,新教与科学确实有的主观目的决不是为了促进科学,宗教和科学可个平行发展的时期,在宗教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新没有宗教改革运动,也会在科学体系中萌生出来流利拉丁语的教授在台上指手划脚,手持手术刀的理术刀,动手解剖尸体时,他就正在干一件了不起样的一名先驱者。同样在中世纪,工匠与学者处英国有一种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工匠、航海家,经验记述下来时,某些学者就对这些经验作出理优秀学者,他于1600年发表的《论磁》一书,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可见,经验键在于：新教与近代科学两者同时出现了类似的度。这一方面对宗教改革者本身有利,另方面却促起的资产阶级和商人阶级,对这些人来说,科学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客观情况也促使新“那总是意在于善的力量,都总是带来恶。”正写科学结起的联盟是暂时的、不牢靠的。当塞尔文对塞尔维特的科学发现哪有一丝怜悯之情,加不变的,这一思想与后来的进化论发生了严重的强烈。但庆幸的是,这时科学已有了强大的力量代科学还处于幼芽状态时,它需要宗教的力量作明确认识而还得从科学中寻求“证据”呢!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宗教改革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
陈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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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9.77.110.*

一、对科学与宗教之关系进行重新反思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抱着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一般的观点认为,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 理性精神不发达, 因此,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壮大, 宗教必然会走向消亡。然而, 面对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国, 这种关于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传统观点正在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今的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可争议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是, 美国至今仍有90%的人信仰基督教, 40%以上的人经常去教堂进行宗教崇拜活动。在中国, 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今天的中国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 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无疑是大大地提高了, 但是统计资料表明, 目前中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也在迅速增长。面对着科学技术与宗教信仰同步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新现象, 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而不应该采取一种无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蒙昧态度。
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定为独尊地位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 (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化) 在本质上就具有一种无神论的倾向, “神道设教”成为人们尊神事鬼的主要原因, 宗教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道德教化。中国人未曾真正领略过西方人对于宗教信仰的刻骨铭心般的深刻感受, 也未曾经历过宗教的暴虐和理性的专制这两种相反的极端。正因为如此, 我们对于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关系的理解往往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式的, 即简单地把二者看作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
毋庸置疑,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曾一度处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中, 但是, 这种对立状态并非科学与宗教的全部关系, 而只是二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特定关系, 正如它们曾经也在其他的历史阶段中呈现为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一样。在西方历史长河中,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关系。我们只有用这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的关系, 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在当今时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二、古希腊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同一关系
在西方文化摇篮时期的希腊时代, 科学与宗教二者是难分彼此的。希腊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 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 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 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他的宗教团体有着十分奇怪的戒律, 比如说, 不许吃豆子、不许在大路上行走等等。据说, 毕达哥拉斯有一次受到了反对者的围攻, 好不容易才逃脱, 可是由于他不愿意践踏面前的一片豆子地, 最后还是被敌人抓住并被处死[1] (P36) 。也许我们觉得他很愚蠢,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这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本身却是伟大的数学定律——毕达定律 (即勾股定律) 的发明者。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重要思想, 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 (传统意义上的) 之根基。在希腊的数学知识中, 几何学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 而代数则是希腊人的创造。几何与代数的区别在于形与数的区别, 形是具体的, 数却是抽象的。古代埃及人由于丈量土地的需要, 很早就发明了几何学, 但是埃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远远比不上希腊人, 因此, 古代埃及人没有从几何学里抽象出代数定律 (如毕达定律) , 没有完成从几何学到代数学的跨越。但是, 毕达定律的创立不久就引起了西方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 即无理数的危机。按照毕达定律, 一个两直角边分别为1的直角三角形, 其斜边却无法用一个分数式来加以表现 (古希腊人尚不知道无理数) 。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把数看得比形更加神秘、把思想的对象看得比感官的对象更加真实的倾向。罗素认为, 这种倾向在西方哲学史上直接导致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产生, 并且蕴含着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一系列逻辑证明[2] (P64 65) 。自从无理数危机出现以后, 数与形就一直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 直到17世纪笛卡儿创立了解析几何, 才在数和形之间重新建立起对应关系。在这个漫长的分离过程中, 形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而数则发展演变为形式化的逻辑系统, 成为西方哲学和神学的重要根基。这套逻辑系统对于感官现象不感兴趣, 但是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极尽证明之能事, 并且往往得出与感性常识正好相反的结论 (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关于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的证明、飞箭不动的证明以及智者高尔吉亚关于无物存在的证明等) 。这样就培养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的一种基本倾向, 即“眼见为虚、思想为实” (与中国人强调“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正好相反) 。这种倾向使得唯心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成为主流思想, 同时也培养了西方人重逻辑、重形式 (即本质) 的思想传统。
这种重思维而轻感觉、重逻辑而轻经验、重本质而轻现象的哲学倾向, 既是古希腊数学思想发展的结果, 也与当时的宗教观念、特别是希腊宗教中的命运观念密切相关。在柏拉图的哲学中, 对理性知识 (理念) 的强调是与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亚里士多德的审慎的理性主义, 其形式与质料的理论最终也引出了作为“不动的推动者”和一切存在的终极目的因的宇宙之神。在这一点上, 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他在进行上帝存在的证明时认为:从机械论的推动-受动关系来看, 一个事物总是被另一个事物所推动, 而这个推动者又被第三个东西所推动, 在整个推动-受动系列里, 总会有一个原始的第一推动者 (不动的推动者) , 上帝就是这个第一推动者。或者从一个作为结果的经验事实出发, 由结果追溯原因, 而原因还有原因, 如此推下去, 总得终止于某一点, 这最后的原因就是上帝。这种论证方式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或公理, 按照罗素的数学语言来描述, 就是“没有首项的级数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也可以设定另一种与之正好相反的基本原则或公理, 即设定世界无论是在推动-受动系列、因果系列还是完满性系列上都不存在一个首项 (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设定的) ,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论证方式也是一种理性的论证方式,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 它与唯物主义的预设公理正好相反。如果说唯物主义的公理系统必然导致无神论的结论,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论证方式却由于其预设的公理而必然走向神学。
由此可见, 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 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 都并未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在古希腊文化中, 正如现实与理想、人间与天国都处于一种相互融通的状态中一样,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也仍然处于一种原始的同一关系之中。
三、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对科学理性的压抑
到了中世纪, 基督教信仰成为凌驾于整个西欧社会之上的唯一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 神学也就成为至高无上的学术, 而科学和哲学都成为神学的奴婢。基督教本身是在一种苦难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它曾经长期忍受了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基督教的光辉灿烂的天国理想正是植根于苦难绝望的现实土壤之中的。诚如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所言:“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3] (P5) 正因为如此, 在基督教的历史根基中浸透了对骄奢淫逸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刻骨仇恨。在这样的情况下, 基督教一旦羽毛丰满, 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它就必然要表现出一种与希腊罗马文化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姿态。古典文化 (即希腊罗马文化) 是物质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和现世主义的,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则是唯灵主义的、禁欲主义的和彼岸主义的。古典文化将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融为一体,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则极力用宗教信仰来贬抑科学理性。在中世纪, 科学被当作巫术和邪教一类的东西, 完全没有独立的地位, 必须仰承宗教信仰之鼻息, 从而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比如说, 中世纪的宇宙论主张“地心说”, 其原因固然有希腊时期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影响,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由于《圣经》中的说法。在《圣经·创世记》中, 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 最后以自己的形象为模型创造了人, 并且把人置于宇宙的中心, 让他管理宇宙万物。这种宗教信条成为科学必须遵守的基本圭臬, 中世纪的科学完全把经验抛在一边, 仅仅依靠神学教条和逻辑推理作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 科学当然只能是徒具虚名, 发展水平极低。在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文化环境中, 具有一点粗陋的科学知识的人们往往把精力放在点金术等巫术式的研究上, 其目的在于创造奇迹, 点石成金, 所谓科学完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伪科学。而人们的理性精神则被引向那些繁琐无聊的经院哲学问题, 深深地沉沦在关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等宗教信条的形式论证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 即坚持用信仰来反对理性。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正因为其荒谬, 所以我才相信。”1基督教所宣扬的那些基本信条, 如道成肉身、童贞女怀孕、死而复活等等, 对于理性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正因为如此, 它们才值得信仰。信仰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些理性无法理解的东西反而成为基督教的真理呢?一些偏激的基督教思想家回答说, 我们的理性就像一个狭小的器皿, 而基督教的真理则如同浩瀚无边的大海, 如果一个狭小的器皿装不下大海, 我们难道能够指责大海的浩瀚吗?同样, 如果我们的理性不能理解《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奇迹和基督教的奥秘, 那么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是这些奇迹和奥秘, 而是我们的理性本身。这种神秘主义观点的核心就在于强调, 基督教的真理是比我们的理性更高的东西。这种神秘主义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于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关系的基本观点。众所周知, 科学技术是建立在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而经验和理性恰恰是与奇迹相对立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把奇迹置于理性和经验之上, 奇迹的根据是上帝的启示, 这些启示分明地记载在《圣经》之中。因此, 如果理性与《圣经》相违背, 那么错误的肯定是理性, 而《圣经》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因为那是上帝的语言, 上帝的语言怎么可能错误呢?在这样一种观念的绝对支配之下, 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文化确实是非常愚昧的, 而科学则完全处于宗教信仰的压抑之下, 处于奄奄一息的濒危状态。
四、西方近代文化中科学理性的崛起及其对宗教信仰的批判
科学与宗教之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从15世纪开始, 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文化运动的开展, 以及航海活动的蓬勃发展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 在仍然被基督教信仰所笼罩的西欧社会内部, 科学理性精神开始逐渐崛起。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 就是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思想专制格局, 基督教 (广义的) 内部发生了分裂, 不同的宗教教派纷纷产生, 并且与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相互激励。这种宗教分裂的后果首先是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宗教战争。到17世纪中叶, 当人们终于发现, 为了宗教信仰而打仗流血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时, 在西欧思想领域中就产生了一种宗教宽容的氛围。正是在这种宗教宽容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宽容的精神氛围中, 科学理性开始逐渐壮大, 而宗教信仰则日益衰落。
在17世纪, 虽然科学理性在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保驾护航之下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基督教信仰在西欧毕竟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 它的影响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是根深蒂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科学最初只能采取一种妥协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 而不可能公然地与宗教信仰相对抗。诚如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所言:“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 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4] (P219) 17世纪的伟大科学家们, 像伽利略、牛顿、惠更斯等人, 都并非无神论者。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虽然在客观上颠覆了宗教的传统观念, 但是在主观上他们仍然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家都知道, 牛顿后半生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后半生他干什么去了?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本就不敢、也不想去怀疑上帝的存在。科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 获得独立的权利, 就必须与宗教信仰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文化背景下, 在科学发展最快的英国产生了一种被具有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普遍推崇的信仰形式, 即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构成了从上帝到牛顿、从宗教信仰到科学理性过渡的一个重要中介。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突出理性的至高无上意义, 认为即使上帝也要服从理性的法则。上帝按照理性法则创造了世界, 然后他就不再干预世界, 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 (即理性法则) 来运行。这样科学家们就有事做了, 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研究自然规律了。以往的宗教信仰总是用《圣经》作为根据, 用上帝的奇迹来任意干预自然界的运行。传统的上帝是绝对的自由意志,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奇迹发生。何谓奇迹?奇迹就是自然规律的中断和破坏。人死之后化为黄土朽骨, 这是自然规律, 然而上帝却可以使人死而复活, 这就是奇迹。但对于以研究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来说, 自然界必须杜绝奇迹, 否则任何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为了让上帝一次性创造了自然之后, 不再任意地干预自然, 聪明的自然神论者提出了一套非常精致的理论。这套理论一方面证明了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却把上帝束之高阁, 赶出自然之外, 使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在自然界中产生奇迹。这套理论被称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 它的大致内容如下:当你行走在荒漠中, 一脚踹到一块石头时, 你不会感到惊奇。然而当你一脚踩到一块钟表时, 你一定会在感叹它的精美的同时, 由这块钟表推出一个能干的钟表匠, 虽然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钟表匠。同理, 当我们面对比钟表更加精美和谐的大自然时, 我们当然也会从中合逻辑地推论出一位自然的创造者——上帝。如果说这个论证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一个演绎推理则把上帝给架空了:假设在我们面前有两块钟表, 一块钟表时快时慢, 需要不断地加以调校;另一块钟表则精确无误, 分秒不差。这两块钟表分别是两位钟表匠的作品, 那么试问这两位钟表匠何者更高明?毫无疑问, 当然是那位制造了精确无误的钟表的钟表匠更加高明。而上帝就如同这位钟表匠, 他一次性地创造了自然界之后, 就不再对它进行调校, 任其遵循内在固有的法则运行下去。因此, 自然界越是有序、越是严格地遵循齐一性的规律, 就越能充分证明它的创造者的智慧和全能。反之, 一个经常出现奇迹的自然界, 正如一块需要不断调校的钟表一样, 恰恰说明它的创造者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
自然神论的这种理论, 要求上帝也必须按照理性法则出牌, 必须遵守自然规律, 而自然规律在当时典型地表现为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和力学三大规律。因此, 上帝实际上也必须服从牛顿。上帝虽然在名义上是世界的主人, 但是他却是一个长期不在家的主人, 他把世界交给他的大管家牛顿, 因此世界就按照牛顿的法则运行起来。这个理论不仅在自然界中适用, 在17世纪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也同样适用。1688年, 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 1689年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 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君主立宪政体中, 国王也必须遵守宪法, 就像上帝也得遵守自然规律一样。这种宪政制度是理性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典型体现2。
继自然神论之后, 又出现了泛神论者, 泛神论把上帝等同于自然, 自然万物中都显示出上帝的神性, 这种神性就是自然规律。这样就把上帝和自然完全等同起来了。在经历了这两个环节以后, 到了18世纪后半叶, 法国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无神论者, 即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他们公然宣称:只有自然, 没有上帝;只有理性, 没有启示和奇迹, 主张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法国启蒙思想家激进、机智, 但是却比较浅薄。他们喜欢标新立异, 公开树起了无神论的大旗, 彻底否定上帝。他们把宗教信仰解释为愚昧和欺骗的结果 (在这一点上,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一般理解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例如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把神说成“第一个傻子所遇见的第一个骗子”, 梅叶认为, 一切宗教“都是先由奸猾狡诈的阴谋家虚构出来, 继而由伪预言家、骗子和江湖术士予以渲染扩大, 而后由无知无识的人盲目地加以信奉, 最后由世俗的国王和权贵用法律加以维持和巩固”[5] (P676) 。霍尔巴赫说:“宗教常常是一种行为的体系, 被想象和无知发明出来……一句话, 世界上一切宗教体系都是放在这些粗陋的基础上的;它们最初被一些野蛮人发明出来, 但现在仍支配一些最文明的民族的命运。”[6] (P16) 然而, 宗教真的就是愚昧加欺骗、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吗?影响了人类各民族文化达数千年之久的宗教信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这种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这种对宗教的简单化观点不久就遭到了更加深刻的德国思想家 (如康德、黑格尔等人) 的批判。德国虽然比法国贫穷、落后、保守, 但是德国人在思想方面却比法国人深刻得多, 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比法国人虔诚得多。黑格尔在批判伏尔泰等人的观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基督教这种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而死的宗教信仰, 决不是“欺骗”二字所能概括的!
经过启蒙运动, 我们发现, 上帝在西方人的信仰中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在法国相信无神论的大多是贵族和知识分子, 而老百姓仍然相信宗教。法国大革命时, 罗伯斯庇尔就曾发表演讲, 认为无神论是不名誉的, 它是为贵族的特权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作辩护的, 而平民百姓却需要一个上帝来慰籍受苦受难的心灵和惩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在这方面, 法国启蒙运动阵营中的一匹黑马——卢梭——代表了平民的宗教态度。卢梭虽然也是一位激烈地反封建和反教会的启蒙思想家, 但是他却一方面抨击天主教会的专制暴虐, 另一方面也攻击无神论者的麻木不仁。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宗教, 他心中的上帝既不是天主教的上帝也不是新教的上帝, 而是道德良心。他曾经说过:一颗真诚的心, 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卢梭在科学理性已经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启蒙时代里, 勇敢地承担起拯救宗教信仰的历史重任。在这一点上, 他成为西方宗教信仰内在化和道德化的一个开端, 成为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精神导师。
五、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妥协和互补
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曲求全之后, 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 成为唯我独尊的新上帝;而基督教信仰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 似乎已经虚弱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 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 康德无疑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 他的全部工作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 即自由, 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协调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 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 而卢梭则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大家都非常熟悉康德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使我们感动, 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豪迈地宣称:人给大自然立法。同样地, 人也给自己立法, 这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承认, 正是卢梭使他学会了尊重人, 而尊重人说到底就是尊重人心中的良知或道德律。虽然康德在性格情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与卢梭大相径庭, 但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却非常一致, 都强调良知或道德律, 强调行为的善良动机, 把宗教的根基建立在道德之上。康德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 同时他又具有虔敬主义的宗教底蕴。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就是调解认识与实践、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他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上帝从自然界中彻底驱逐出去, 自然界中只有理性颁布的自然规则, 没有上帝的立锥之地。因而, 科学家们就可以心无旁骛、高枕无忧地直接面对大自然, 而无须考虑任何与上帝相关的问题。但是, 康德让科学在宗教面前获得独立地位的条件是为宗教也保留了独立的地盘, 他把自然界交给了科学, 却在人的内心世界中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场所。在《实践理性批判》里, 康德从道德的角度把上帝重新确立起来。他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道德律, 都可以做到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但是这种道德律只是一种应然状态的法则, 人追求道德完善的过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而且道德与幸福在现实世界中也往往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之中 (有德的人不幸福, 幸福的人无道德) 。因此, 康德就在自由意志的根据之上作了两点假设:第一、人追求道德完善的过程不是此生此世可以完成的, 必须假定灵魂不死;第二、现实世界中幸福与道德相分离的状况在未来的理想世界中可以通过以福配德的方式得到解决。在那里, 一个人的道德水准越高, 他就会享受到越多的幸福。这样就需要一位保证以福配德的绝对公正性的执行者, 这就是上帝。这就是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 (虽然康德本人否认这是一个证明, 而强调它只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 , 这个证明直到今天仍然让西方人非常信服。康德调解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上帝存在的场所从外在的大自然转向了人们内在的道德世界, 成为人们道德生活的重要支柱。一个人要遵守道德法则, 他总是需要一个理由的, 这个理由就是心中的上帝。在这个意义上, 上帝实际上就等同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良心——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根基, 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信仰, 是很难坚持道德追求的。与康德相似, 另一位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从内心情感的角度说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 对上帝的信仰既不属于知识, 也不属于道德, 而是属于情感。也就是说, 上帝只是我们心理上的情感安慰, 他源于我们心中的绝对依赖感。人在情感方面都有软弱的时候, 这时他需要一种依托。当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 我们都难免会惊惶失措, 我们在心理上都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支撑。这使我们想起了“911事件”, 当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袭击时, 美国人民在心理上的第一反应就是:上帝保佑美利坚!由此可见, 上帝实际上已经从自然界的创造者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根据和内心情感的慰藉者。他存在的场所已经不在外部世界, 而在每个信仰者的心中。
自从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之后,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妥协, 二者形成了一种各司其职和相互补充的关系:科学研究自然界, 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宗教关注人的道德情感世界, 解决精神生活问题。二者既不像古希腊时那样合二为一, 也不像中世纪和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相互对立, 而是尽量保持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存关系。我们对自然界研究得越深, 就越会发现, 自然界并不提供解决灵魂终极关怀问题的答案。科学的范围无论伸展到哪里, 它都会在这个范围之外面对着一个无限的领域, 这个领域不属于工具理性的对象, 而属于信念、情感和道德的对象。把有形世界的问题交给科学理性, 把无形世界的问题交给宗教信仰, 这就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所做的重大贡献。这也是笔者在开头的地方所谈到的, 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人为什么仍然会信仰宗教的根本原因。一个西方的科学家, 一周五天在实验室搞科学研究, 并不妨碍他周末到教堂去做祈祷, 因为他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象, 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在当今的西方社会, 基督教信仰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形态, 深深地渗透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
上帝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意义已经与中世纪不可同日而语, 对上帝的信仰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并不涉及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而只涉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正如海涅在总结康德哲学的意义时所说的:“难道他毁灭了上帝存在的一切证明正是为了向我们指明, 如果我们关于上帝的存在一无所知, 这会有多么大的不便吗?他做得几乎像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我的一位朋友那样聪明, 这人打碎了哥廷根城格隆德街上所有的路灯, 并站在黑暗里, 向我们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灯实际必要性的长篇演说, 他说, 他在理论上打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指明, 如果没有这些路灯, 我们便什么也看不见。”[7] (P112 113)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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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起源奠基于17世纪, 这个“天才的世纪”拥有最伟大人物的名字, 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 正是他们的新发现、新方法、新理论导致了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 宣告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到来。“16、17世纪在理解自然方面发生的那些转变, 他们的总和构成了传统上所称的科学革命。”[1]12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推动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工业革命、大大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而且作为特定文化土壤孕育成熟的文化事件, 受惠于与宗教与哲学的关联互动、基督信仰与启智的协调, 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的逻辑理性
近代世界的形成是一幅编织的图画, 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来说, 它的整个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都有重要性。科学是从富有浓厚的基督信仰色彩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宗教是科学的先驱。如果说, 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恰恰出自基督教神学家, 那么就必须回顾它的开端——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是在教会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形成的、与宗教 (主要指天主教) 相结合的哲学思想流派。13世纪下半叶,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力求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信仰, 将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植进基督教, 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综合, 使经院哲学达到盛期。阿奎那创造性的将同时代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神学, 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对神学和自然科学的各自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作为高级感知的神学只能由上帝偶尔闪现的神迹和启示来获得, 而作为低级感知自然科学为可通过学习、教育获得, 这就为神学和自然科学并存提供了可能。14世纪后, 神学与哲学日益分离, 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归入信仰领域, 逻辑与分析成为哲学的潮流, 庞大的神学体系被哲学的分析与逻辑论证所取代。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者怀特海 (Whitehead, 1861-1947) 曾在概括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指出, 作为“17世纪科学发芽滋长准备好土壤的先决条件:第一是数学的兴起, 第二是对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 第三是中世纪后期思想上过火的理性主义。
我们说的这种理性主义, 指的是一种信念, 认为发现真理的途径主要必须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析, 而且通过这种分析就能决定事物是如何活动和发生作用的。[2]38
这里“过火的理性主义”应指称的是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的逻辑理性。
在中古时代盛期, 经院派学者采纳亚里士多德为纯一的思想来教导基督信仰, 以最终目的或体制作为神的计划。这种基督化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多以神为一个理性的思想, 可以用逻辑来分析。[3]60-61
这促成了逻辑在中世纪有大发展, 从而也发展了科学的逻辑方法。在这方面从事研究和讲授亚里士多德著述工作的大阿尔伯特 (1206-1280) , 作出了贡献。他汲取了在12世纪传入欧洲的希腊和阿拉伯学术思想, 主张从事实研究自然, 但他并不因此否定逻辑作为科学方法的作用。相反, 从西方科学方法论史来看, 大阿尔伯特在一定程度上是逻辑方法论发展长链在中世纪的一环。他在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时, 不局限于把逻辑当作神学论证可加以利用的刻板工具, 而是本着科学精神, 更深刻地看到了逻辑的科学方法功能。[4]53-54
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 (Abraham Wolf) 在为这种经院哲学的权威辩护时指出:“教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奉为解决一切不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哲学和科学理论问题的权威。因此, 当时人们时常激烈攻击亚里士多德, 尤其是他的形式逻辑。他们严厉批评他的仅仅是三段论推理方法的贫乏无力, 批评他看不到只有经验和归纳才是能促进真正知识的正确方法。这种批评完全是不应该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方法的知识, 他为促进科学而做出的贡献, 都远远超出过大多数批批评他的人。但是, 这种批评并非总是表里一致的, 它的目标所向或许倒不如说是以巧妙的方式抨击教会以及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滥用。”[5]759-760
对于经院哲学的逻辑分析精神,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 (W.C.Dampier, 1867 -1952) 说,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 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和可以了解的信念, 开始进行观察, 用归纳法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观察的结果, 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 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 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6]105-106
近代演绎法创始人笛卡儿 (Rene Descartes, 1596-1650) , 其新方法是在反对经院哲学中产生的, 但他在谈到三段论时也说, 这门学问包含着很多非常正确、非常出色的法则, 也混杂着有害或者多余的东西, “要把这两类东西区别开来, 困难的程度不亚于从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里取出一尊狄雅娜像或雅典娜像。”[7]15
至于文艺复兴之后残存的经院哲学家, 他们反对新的实验科学, 是一种落伍的、停滞的, 其思想权威必须被打倒, 以免灿烂如同赤子的科学被窒息。但是他们学说的彻底的唯理论却造成了产生近代科学的学术气氛。就某种意义而言, 科学是对这种唯理论的反抗;科学诉诸无情的事实, 不管这些事实是否与预定的理性体系相和。但是这种唯理论却有一个必要的假设作基础, 那就是, 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整体的。“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 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2]13
经院逻辑与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风尚, 而不仅是信条的文字。[2]12
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 牢固而持久, 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中, 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 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
“宗教谋求通过想象来追求并获得理性。当它解释某些事件或指出某些事件的原因时, 它以想象代替科学”。[8]9 “这种想象力就是科学所具有的想象力。”[6]99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法国数学家彭加勒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 在《科学与假设》一书导言中说道:“大凡科学的真理, 对一位肤浅的观察者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永固的, 至于学者们有时会犯错误,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其中的规则”。[9]1
中世纪是信仰的时期, 它的基础是理性。假设-演绎法在上帝的理性下变幻出科学的灵感和内置的动力。
二、 历史性的革命:观察与实验
“这个时代, 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 这个时代, 我们的国人由于当时我们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 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 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佰年代 (即16世纪) , 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 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10]444, 449
显然,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说的这番话是在“现代自然科学“标志的时代特征下而言的。科学虽然还裹挟在神学之中, 但其发展趋势会扼住时代的咽喉。
如果说中世纪的经院逻辑是头脑的启智, 那么文艺复兴的历史精神则是眼睛的启智。
科学方法不外乎观察和实验:如果科学家有无限的时间供他支配, 那只需对他说:“看吧, 请充分注意”。[11]1
中世纪后期经院派学者罗伯特·格罗塞特, 罗吉尔·培根和奥康姆的威廉代表了经验科学与实验科学的萌芽, 到文艺复兴时期, 伽利略 (Calileo, 1564-1642) 则践行了寻求正确而基本的原理的道路来自经验和实验。他测量球、船与钟摆的运动, 试图给这些运动以数学上的解释。他发明了液体秤、温度计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斜塔上的实验”证否了亚里士多德重的物体一定比轻的物体下落的快的断言。通过多次试验证明形状、大小相同, 重量不同的两个物体, 下落速度是相同的。“伽利略不同于中世纪的科学家甚至笛卡尔之处, 在于它的寻求基本原理的方法。伽利略以前的人和笛卡尔都相信基本原理出自心中, 心只须对任何一类现象去想, 它就能认出基本原理。——正如看见一个熟识的面孔, 就能想起有关那个人的事情一样。” [12]34伽利略与此不同, “基本原理必须来自经验与试验, 寻求正确而基本的原理的道路, 是要注意什么是自然界说的, 而不必注意什么是心之所愿的。他辩论道, 自然界不是先造出人脑, 然后把世界安排得使它能被人的智慧所接受。——知识来自观测, 不来自书本”。[12]35如果说伽利略具有把物理数学化的能力, 而在实验方法方面, 并没有走在他的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的前面, 那么在倡导科学方法改革中更有影响的是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于1620年发表著作《新工具》, 提出了以归纳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书中写道:“钻求和发现真理, 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原理, 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 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 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 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 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 但迄今还未试行过。”[13]12-13这里后一种“原理”是指通过归纳所得的一般性命题, 它适宜于用作演绎和推理的起点。他攻击对自然现象的学究式探讨, “由论辩建立起来的原理, 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 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但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来的原理, 则会很容易地发现通道新的特殊的东西的道路, 并从而使各门科学活跃起来。” [13]14
我们的传授方法只有一条, 简单明了地说来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 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 则必须强制自己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 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悉起来。[13]18
从事实出发, 运用观察、实验的方法寻求真理, 培根开创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原则, 发布了实验方法的宣言。
诚如怀特海所言, 对事实的兴趣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条件之一。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 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随着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的到来, 对事物的积极兴趣, 变成了“看”的艺术和科学。
文艺复兴后期形成了两大思潮, 即宗教改革和科学运动的历史性革命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复溯基督教之源, 另一个是佛兰西斯·培根主张动力因而反对目的因。文艺复兴的历史性革命放弃了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 而去研究前因与后果的经验事实。在经验中这革命就表现为复溯基督教义之源, 在科学里就表现为求教于实验和归纳法的推理。[2]8-38
这个历史性的运动是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的结果。形而上学用整套理论说明事物“为什么发生”, 经验理性或历史理性则关注事物本身“如何发生”。
由于文艺复兴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文化科学领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17世纪, 科学研究不限于掌握古代的研究成果, 而是全面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 一些科学家通过认识事物和事物产生的原因, 推论出事物的规律。实际上这是一场智力革命, 因为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这样, 17世纪的第一个进展就是人们表述世界的方法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 这是一个深刻变化的世界, 因此按照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 以及受因果关系支配的结构内各种事物运作的情况, 合理安排各种事物是重要的。”[14]108-9
科学革命既是文艺复兴的最后表现, 也是它对现代世界观的突出贡献。 “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 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2]3这种新的思想方式是使生命甜蜜的糖。
近代科学的兴起是同实验方法的运用偕与俱来的。实验方法的运用, 使科学脱离哲学的怀抱, 摆脱依凭思辨和猜测以及单纯观察的阶段, 走上独立学问的道路, 成为真正的自然认识。[4]64
实验方法思想在中世纪后期已有萌芽, 但它的真正确立, 则是到文艺复兴时期, 由伽利略和培根实现的。经过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 在17世纪, 科学终于找到了基于实验的方法。凭借这一方法论, 科学认出了独特的自己, 终将同神学女王告别。
三、宗教对智力的宽容, 但不允许怀疑上帝的无限性
17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伟大的宗教时期之一, 但是随着这一世纪的进展, 怀疑的潜流也增长了。由于路德, 中世纪基督教会的一元论被击碎了, 从此, 不再是“一群信徒和一个牧师”;西方宗教的多元化, 使怀疑论的大门洞开。宗教改革推翻了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 教派的增多促进了相互容忍的作用。“任何一个教源为了继续存在, 必须采取互相容忍的政策。诚然, 这种互相容忍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早该有的结果, 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够忽视的。”[15]214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近代科学是基督教世界分化造成的结果。宗教的相互容忍, 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宽容的气氛, 给科学成长带来契机。
“反抗教皇统治——当时政治上、军事上——的战争, 不仅从教会的统治下解放了人民, 而且还鼓励知识分子造反。”[16]248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加尔文、茨温利这些人无意中激励了很多人去想一些以前所不敢想的问题。思想被激发了, 辩论引起了。更进一步, 为了争取信徒, 新教宣称信仰的基础乃是个人的判断而不是教皇的权威, 于是各种不同的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了。许多人在要求他们选择天主教还是新教时宣称:‘你们双方都见鬼去吧。’于是他们背弃这两种信仰而面向自然、观察和试验, 以此作为知识的来源。”[16]250自由探讨是科学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美国科学史家墨顿 (Robert king Merton) 所认为的那样, 和新教禁欲主义相联系的清教价值对于实用科学给予了帮助, 但是, 并不是说新教宗教构成了科学所依赖的一个首要的、独立的变量, 而是说, 通过相互的作用, 实用科学渐渐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换句话说, 清教价值有助于创造出一群对改善人类状况的纲领持接受态度的听众。[17]
如果说1500-1700年间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 实质上构成了一场智力革命。那么这场从基督教内部发展出来的启智过程, 同时也是宗教价值警惕这种理智对人类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影响的过程。
严格说来, 1600年, 布鲁诺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 其实并非由于科学, 而是怀疑上帝。伽利略受审判, 是因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允许他所写的在新旧两种宇宙观之间的书, 即《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 (1632年出版) “被发现并不是一本表示中立的书。伽利略坚信科学证据已经证实了哥白尼日心说, 这意味着当时所有基于亚里士多德及古希腊传统教育的知识体系是完全错误的!”[18]20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会判处终身监禁, 后减刑软禁佛罗伦萨附近山区老家。“如果人们把对伽利略的谴责视为天主教当局对自然科学的态度的集中体现, 那他可能就丧失了正确判断的能力。”[1]110 “伽利略和布鲁诺开始时也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出现的, 他们对智力追求的确切要旨, 更不要说这些追求所达到的成就, 都处于模糊不清之中。他们是亚大纳西式的人物。”[19]280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启智之间既有内在联系, 也有紧张, 矛盾常常出现而又常常弥合。由于基督教对于今世采取了整体、秩序的态度, 其中便隐藏着一个对于科学探索而言至关重要的宗教动力:科学探索不仅有赖于意识到人类对于今世抱有积极的责任, 而且有赖于信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秩序性, 现代科学一开始就与无所不能的无限智慧的造物主有着内在联系。但是, 基督教对世俗生活和‘这个世界’仍抱有警惕的态度, 犹太教—基督教总是强调今世的本体论实在, 强调其与善的、公平的上帝之间的终极关系。[20]330
牛顿的新宇宙使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 心怀恐惧。“这寥廓无限宇宙中的永恒静寂, 真令我毛骨悚然。”英国诗人约翰·多恩 (John Donne, 1572-1631) 的著名诗句也表达了这种恐惧:太阳失落了, 大地失落了, 人类的智慧不能告诉人类到哪里寻觅。
不管怎样, “近代科学和基督教之间早期的协调本身还是显示出了紧张和矛盾, 因为除了创造论的本体论仍可为新的范式提供支撑之外, 科学的宇宙概念——其机械作用力、物质的天体, 以及行星般的地球运动——与传统基督教的宇宙概念并非明显一致。”[20]333一方面, 任何新宇宙的焦点仅仅是由宗教信仰加以维系的, 地球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形而上学中心, 但是另一方面又得不到纯粹科学证据的支持, 科学认为太阳和地球只不过是在无限的、不确定的空间运动的无数星体中的两颗而已, 天堂和地狱丧失了其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自然现象丧失了其象征性质, 机械的世界与神意的世界变得相互矛盾。
敏于理智思考的基督徒企图重新解释和修正他们的宗教理解, 以便适应一个与诞生基督教的古代和中世纪宇宙论截然不同的宇宙论, 但是形而上学的裂痕依然在扩大。--不过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几乎不能完全予以否定。[20]334
上帝的无限性不容许怀疑, 导致双重真理和二者的区分。
理性和信仰开始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基督教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广大受过教育的基督教公众, 感觉到在科学的实在和宗教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结合点。[20]334
双重真理的宇宙却因此有了心理上的必要性。
“科学把地球降为隶属于不重要的太阳的一个次要的行星, 因之就把中世纪那种幻想驱除了。这样一来, 这一冲突对宗教的性灵事务便有许多好处了。”[2]181
经院派将理性和信仰相结合在中世纪鼎盛期阿奎那那里曾经达到顶峰, 到中世纪晚期奥康姆和唯名论者又将两者区分开来, 于是信仰就从一个方向推动宗教改革、路德-圣经的字面意义、基要派的新教以及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的发展, 而理性则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培根、笛卡尔、洛克、休谟、经验科学、理性哲学以及启蒙运动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在17世纪, 不论分化还是调和, 都是基于神学的根据而发生, 这与后来的18世纪有所不同。
在极其虔诚的数学家帕斯卡那里, “上帝的行动是以慈祥在处置一切事物的, 它以理智把宗教置于精神之中, 又以神恩把宗教置于内心之中。然而想要以强力和威胁来把它置于精神和内心之中, 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于其中了, terrorem potuis quam religionem。”[21]87面对信与不信的问题, 帕斯卡宁愿选择相信。“然而你的福祉呢让我们权衡一下赌上帝存在这一方面的得失吧。让我们估价这两种情况:假如你赢了, 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 你却一无所失。因此, 你就不必迟疑去赌上帝存在吧。”[21]110
17世纪的帕斯卡, 面对他本人对宗教的怀疑以及哲学怀疑论思想, 基督教信仰所必不可少的信仰飞跃变成了一个赌注。
但从根本上说, 基督教信仰一个在启示和恩典中行动的上帝, 这似乎与一切常识和科学完全不一致, 科学已经说明了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由于哥白尼和伽利略, 中世纪基督教的宇宙论被击碎了。这样, 历史的钟摆就由原先基于神学理性的根据, 缓缓地向基于科学理性的那一边摆去。
四、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新综合
1687年, 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 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顶峰和近代科学的诞生。由古希腊人首倡、经院哲学家重获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理性长久以来愈益增长的重要性、培根和笛卡儿各自的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宣言, 直至牛顿实现了综合。“牛顿对培根的归纳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儿的演绎的数理主义系统地作了切实可行的综合, 从而取得最初由伽利略所形成的科学方法的丰硕成果, 牛顿取得的成就决非偶然。”[20]310
爱因斯坦说, 在人类历史上, 能够把物理实验、数学理论、机械发明综合成科学艺术的人, 只有一位——那就是艾萨克·牛顿。牛顿不仅实现了科学上的综合也实现了文化上的综合。利昂·布洛赫《牛顿的哲学》:“人类精神受惠于牛顿的——乃是这位伟人在上帝与人之间重建了和谐 (rapprochement) 。自此以后, 自然科学 (亦即物理学) 不仅能与神学相抗衡, 而且能够取而代之。诸启示宗教的互相冲突的神祗将为一种新观念所代替, 那是一个我们要通过他的作品才能够认识他的存在, 我们只有通过科学才能够达到他。”[22]197
而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J·M· Keynes, 1883-1946) 却说:“自18世纪起, 牛顿便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 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一位理性论者, 一位教导人们机械推理法的先驱。但是我不同意此看法。——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先行者, 他是最后一个魔术师, 最后一个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 一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开始创建人类思维文化, 发展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牛顿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伟人。”[23]97
牛顿象是一座桥梁, 联结着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人类与上帝;理性与信仰。牛顿使数学达到了顶峰, 数学成为研究宇宙或物理学的最有力的工具, 通过这种方式清楚地说明了宇宙在有次序地安排下, 呈现出的神奇对称性, 天体运动和大小的协调的确定关系, 并将宇宙运行的规律归结为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如果说伽利略是怀疑的, 而牛顿则是虔诚的。在怀疑论风起中, 牛顿为神学找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立足点, 从而主导了西方几百年。“牛顿对有神论伸出援手, 宗教与科学的合作再次进入一个长时期的蜜月时期。”[24]59
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经典范式是笛卡尔-牛顿式规则的、有秩序的、可预言的世界, 要经多个世纪后, 到了达尔文学说时世界才变成了自然的不间断的、不可预言的变化、竞争和进化, 那时造成19世纪科学革命的彻底世俗化影响, 导致科学革命与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观点妥协的彻底瓦解。
而对17世纪,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 (Peter Gay) , 17世纪所宣扬的两个重要观念:古典和科学的思想模式, 在17世纪之中取得有力的激励并变得清晰明朗, 然后到了18世纪, 这两个观念汇集在一起, 才形成所谓的启蒙运动。由于这个清晰明朗的特质, 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愿意把17和18两个世纪放在一起, 成为一个单一时期去讨论。显然这两个世纪有其共通之处, 但17世纪毕竟还是有其自己的特色:他们以文雅的方法和谨慎的态度继续追寻世俗和虔心以及古典主义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妥协公式, 而这个妥协公式早在他们之前已经发展几百年了。十七世纪的基督宗教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宗教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其世俗观念和启蒙运动时代的世俗主义却又有相当距离。[25]37117世纪与18世纪相比较, 虽然有相通之处, 但却着实不同。前者带着对中世纪信仰的延续和对上帝的敬畏, 在科学活动中追求自由的精神, 而后者则打破了对信仰的虔诚, 终至走上“理性的法庭”。丹皮尔在《科学史》中说:“哥白尼与开普勒虽然仍在数学的和谐中寻找最后因, 并且在牛顿的时代以后很久, 这个思路还是存在着, 往往以为在每个现象可以用数学方式从量上加以表示以后, 这个现象就算既得到了科学上的解释, 也得到了哲学上的解释了。可是这个倾向对于实验科学家并没有什么妨碍。他们丢掉了理性的全面的综合这条金项链, 因而可以自由而谦卑地接受事实, 即使这些事实不能嵌合到一个普遍的知识体系里去。但事实也开始在这里或那里凑合起来, 如七巧板的零件一样, 使得图案的某些部分赫然出现。在下一个时期内, 这个动向在牛顿关于重力定律的表述中表现出来, 那是科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但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夸大的机械哲学中, 这个动向也许就摆动的太远了。”[6]153
综合上述, 17世纪宗教文化与科学革命具有的关系特点:
(一) 近代科学的形成受惠于神学与哲学的互动。基督教会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 将基督教信念和科学知识成功地汇集到一个首尾一贯、内容丰富的世界观中, 其中所蕴含的深刻世俗性, 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科学和哲学摆脱神学以及随后又使科学同哲学分离, 他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莫不热衷于各种哲学假设, 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然而, 他们都本能地试图保持他们的科学工作脱离他们的神学和哲学, 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5]760-761
15世纪以后, 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 相互重叠相互交织, 实际上有一种总的思潮推动着宗教、科学和哲学一起前进, 最后使得知识界的面貌大大改变, 科学活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蓬勃兴起, 促使知识从神性化向世俗化转变。
(二)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思想的变革及其所造成的宗教容忍的环境。随着中世纪基督教会一元论的被打破, 各新旧教派力量相互抗衡, 相互容忍, 造成了自由的空隙, 为科学生长营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自由研究、自由思想和自由探讨是文化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是宗教对科学启智容忍, 另一方面是科学以世俗功业荣耀上帝。宗教与科学相互容忍。科学孕育于宗教价值之中, 成长于宗教容忍带来的契机。科学的发展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应用从而造福人类的事情, 而且是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现代科学的源头在科学之外。历史的吊诡就在于看似最不科学的东西却成了科学的先驱和动力。
(三) 科学方法的创新是现代科学确立的标志。科学的新方法奠定了新世界观的基础, 推动文明社会的发展。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导致了知识的民主性及对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理念打下了基础。
17世纪创新的科学方法:通过实验与数学分析的结合发现原理并建立经验型的科学定律, 以及通过实验来检验知识的正确性。新的科学方法富有新奇而革命的力量。过去, 知识建立在信仰和顿悟、理智和启示上。新科学驱逐了所有这些作为理解自然的方式的东西, 把经验——实验和重要的观察——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最根本的检验方式。其重要性和学说本身具有同样的革命性。这种新方法不仅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知识体系, 而且它也隐喻着人类不再必须相信杰出的权威所说的话;他们可以把任何断言和理论拿来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 知识获得了民主而不是独裁的性质, 它更多地取决于运用适当的方法, 而不是取决于极少数人的见识, 每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都能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新的实验与观察原理, 学会从数据中抽出适当的结论。[26]79-80科学方法论是17世纪科学革命最具创新的力量, 它在形成西方社会的价值方面, 扮演了卓越的角色, 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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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等我闲下来慢慢看
【 在 huangyewolf 的大作中提到: 】
: 现代科学的起源奠基于17世纪, 这个“天才的世纪”拥有最伟大人物的名字, 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 正是他们的新发现、新方法、新理论导致了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 宣告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到来。“16、17世纪在理解自然方面发生的那些转变, 他们的总和构成了传统上所称的科学革命。”[1]12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推动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工业革命、大大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而且作为特定文化土壤孕育成熟的文化事件, 受惠于与宗教与哲学的关联互动、基督信仰与启智的协调, 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的逻辑理性
: 近代世界的形成是一幅编织的图画, 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来说, 它的整个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都有重要性。科学是从富有浓厚的基督信仰色彩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宗教是科学的先驱。如果说, 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恰恰出自基督教神学家, 那么就必须回顾它的开端——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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