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载自今日头条铎九说公众号，故事中的细节是否都准确，本卢没考证过。不过，就本卢个人所见，欧美确实有不少兴趣驱动的科研人员，做科研，不是（或者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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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21日凌晨4点，科学家费曼家的电话响了，收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的好消息：斯德哥尔摩通知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接下来费曼的举动却让人匪夷所思。随着，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有些是朋友的恭喜，有些是媒体的采访和邀请。费曼把话筒从话机上拿下来、放在桌上，然后走进书房开始考虑一件事。
他感觉到，接下来自己很可能会陷入一种不喜欢的生活。很多学者获奖之后，就会卷入到学校或者协会的行政事务里，余生就被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的演讲活动排满日程。也将没有太多的时间做科研。
费曼觉得自己决不能陷进这样的泥沼，打定主意后，费曼回到客厅，把话筒放回电话机。刚刚放回的那一刻，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时代周刊》的记者。
费曼直截了当地向记者询问，有没有什么恰当的方式不接受这个奖呢？记者考虑了一下说，如果您拒领诺贝尔奖，那会是一个比您获奖更爆炸的新闻。
费曼一想，那还是循规蹈矩把奖领了吧。
接受了这个奖的费曼，是不是被迫过上了不想要的生活呢？
并没有，费曼有自己的办法，1976年1月6日，距离他1965年底获得诺贝尔奖已经过去了10年，他在给本校物理系教授维斯可夫的回信里说，亲爱的教授，我已经找到我们当年打赌的那份记录，你寄给我的赌金太高了，因此我退还你15美元。我根据那份记录补充一个说明：我，费曼，过去十年内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项有行政责任的主管职务。
由此可见，费曼一直坚持住了自己的理念，坚持在科研一线，其实他在获得诺奖前6年，就一直在想方设法拒绝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远离俗物，是他坚持一生的人格特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让他能够集中所有注意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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