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Jacob1999 的大作中提到: 】
: 中世纪的宗教大部分时间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吧，布鲁诺不就是被活活烧死了吗？
: 发自「今日水木 on 逍遥自在OIS」

一、 宗教对近代科学兴起的阻滞作用
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表明,科学与宗教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力量”[1]。科学产生于宗教这个母体,科学一次次努力试图挣脱这个母体的束缚而独立发展,但一次次地遭受失败。丹皮尔曾偏激地说:“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发芽成长的。”[2]在人们看来,宗教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古至今的许多大科学家却每每同时在内心深处有着很虔诚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现代科技带来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之后,更多的人在宗教信仰中寻求一种灵魂的安宁。可见,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是一种复杂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宗教中的多种因素制约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不能否认的是,宗教曾在某些方面严重地压制了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的漫长的中世纪尤其如此。伊安·巴伯说:“科学的成长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宗教思想和教会制度的阻挠。”[3]当时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理论,大多数人对世俗的知识毫无兴趣,仅有的一点科学研究也是为宗教服务的,在本质上是用来解说神的一种方法,由神甫、修道院士等宗教人员担任。科学知识只是为了替上帝服务所应思考、体验和运用的完整智慧里的一部分。恩格斯认为: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4]而真正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文学艺术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窒息和压抑,愚蠢笼罩着一切,愚蠢成了大家恭维的德性,而真正的科学家却屡遭迫害,宗教裁判所血染般的火光映照了中世纪阴森森的黑夜,许多觉醒了的拥有科学思想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代表者被焚烧而死。1316年意大利医生阿巴诺·彼得因主张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居住而被控为异端,只是由于他很快因病而死才免遭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布鲁诺因主张地外宇宙中有许多有人居住的行星和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称为二流子和骗子,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遭受7年的严刑拷打,并于1610年根据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宣判,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其著作被当众焚毁并被列为禁书。伽利略对天体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616年受到宗教裁判所审讯,第二次审讯时他已卧病在床,但仍被押到罗马,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而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规律之时便被教会烧死了。恩格斯指出:“塞尔维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并且活活地烧了他两个钟头,而异端裁判所只是把基奥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5]教会长期不断地迫害和打击科学,生物学家海克尔认为:“中世纪的科学历史每一页都告诉我们,在强大的罗马天主教的压迫下,独立思想和经验科学研究真正全部被埋没达十二个悲惨世纪之久。”[6]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压制和迫害的血淋淋的历史至今仍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宗教之所以强烈地敌视科学,与科学处于冲突关系之中,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科学以把握客观对象的真实性为目的,在思维方式上遵循逻辑规则,重视思维活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强调概念和命题的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而宗教则把从精神上摆脱因自身的有限性而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作为其目的。宗教追求超现实的绝对和无限,必以对无限绝对的神的信仰为基础,思维方式通常是直觉和顿悟,注重人的情感体验,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非逻辑性的特征,其理论的命题体系则是不可证实的。可见,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活动则可相安无事,但如越过边界,那么争端与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如上帝的存在是宗教的问题,而水的存在则是科学的问题。如我们以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神的存在方式,而以直觉和思辨的方式来论证水分子的存在方式,那么就会出现思维的混乱,一系列的矛盾和争端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可以说,宗教活动是一种信仰活动,而科学活动则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宗教活动更多的是感情投入和超现实的精神企求,而科学活动则强调理性思考和客观求证;在两者研究可能发生交叉的领域或科学尚缺乏了解而只能诉诸思辨、猜测的领域,例如关于人及其精神的领域和社会领域等就更容易出现二者之间尖锐的对立。
宗教压制科学,与科学严重对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二者本身理论体系所追求的是创新还是稳定之间的区别。按库恩的说法,科学的发展历程是不同的范式之间的更替过程,而前后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世界及人本身的规律。人类认识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的需要会不断发展,因而人关于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也不断进步。由于认识的进步,原来正确的科学发现必将成为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些常识也必将会不能解释一些新出现的科学问题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科学又向新的理论境界和新的领域进军。因此,发展、创新、不断革命是科学的生命源泉。相反,宗教则要求教义相对稳定,因为日新月异的教义将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仰。宗教教义在最初制订时,确实是当时社会中科学的结晶,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最高文化成就。但当时的科学成就中有正确的部分,也不乏错误的因素,即使是正确的部分,也会因认识条件的改变而成为过时的或错误的,而教会却紧紧地抱住它不放,以维护教义的稳定性。宗教教义所蕴含的过时的或错误的科学知识历经多年不变,必然会与不断创新、飞速发展的科学知识相冲突。日心说提出之后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而是宗教(基督教)所固守的以旧科学为基础的教条与科学的新成就之间的冲突,教会之所以对科学家们恨之入骨、横加迫害,主要原因在于科学家们提出了与宗教教义所固守的旧科学理论相冲突的新的科学主张,因此宗教对科学发展的阻滞、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与矛盾,本质上乃是新科学与旧科学之间的冲突。宗教为了建立合理的自圆其说的教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借鉴和采纳某些科学认识成果;另一方面,宗教为维护其教义的稳定性,又必须把科学的结论当成教条,这些教条,或早或迟必然与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发生冲突。在宗教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力量时,必然会为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而排斥、打击、压制对其构成威胁的团体、思想和倾向,这是宗教阻滞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二、宗教对近代科学兴起的促进作用
宗教曾对科学进行了屠杀和遏制,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往往对以下事实历历在目:基督教在中世纪如日中天时,科学却只能偷偷摸摸地混迹于占星术、炼金术和教堂塔影的阴影之下;即使科学在暗地里获得了新的发展,其结果也只能是科学家们一个个被捆绑于罗马鲜花广场的十字架上被熊熊的火舌所吞没。而围观这些“异端”的群众眼中却充满了恐惧、愤怒和叹息。可是人们同样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诞生于宗教传统悠久的欧洲,而非宗教势力相对薄弱的东方或其他地区?为何近现代许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科学家本身却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呢?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堡缺陷了,直到最后,自然界全部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7]所以,对于宗教在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能只作简单的分析而必须持一种辩证的观点。
首先,近代科学中所蕴含的一些观念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代科学保存了古希腊遗产中一些基本的东西。如:数学、逻辑和观察的方法,但它也受指导于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导源于基督教创世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培养起为荣耀上帝而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实证地探索自然以达到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的现代科学态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督教教义与近代科学的看法是很相似的。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科学强调人类的理性,认为人是自然的操纵者,人能不断增长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因此,人能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近代科学所倡导的这样一种主体性或者说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人能统治自然的观念首先在基督教教义中得到了表达。《圣经》创世说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只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而上帝创造地球和宇宙万物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的利益提供便利。因此,在诸存在物中,上帝居于最高的位置,而人则靠近上帝,地位高于万物。因此,人在万物中处于一个优越的位置,它被上帝授权管理、统治和支配万物。上帝全知全能,人类要感知上帝、聆听上帝可以通过修行,也可以通过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来接近上帝。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教堂中,神父们会允许一部分人(甚至神父们自己)进行不危及宗教教义的科学研究,能理解为什么科学巨匠牛顿和爱因斯坦在取得科学的巨大成就时,也同时坚持自己的信仰。确实,在近代西方历史上,尤其是在17、18世纪,人们大都认为研究上帝是认识上帝的最好办法。罗吉尔·培根说:“所有哲学运动的意义就在于经过认识世界而认识造物主。”[8]上帝创造世界把它交给人类管理,这就确立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研究自然界可以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奥妙。因此,正是基督教势力最为强大的中世纪欧洲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首先,中世纪欧洲将一系列具有古希腊——阿拉伯传统的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是当时西欧学界的通用语言,这些曾给予当时的知识界以新的冲击,被称为欧洲的学术复兴。在这次学术复兴中,寺院和教会人士功不可没,因为几乎全部翻译和整理工作都是由教会人士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主办了许多大学,虽然当时的大学主要盛行以神学为主的古典教育,但一定数量的科学问题也成为高等教育的构成部分,从而为以后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在教会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形成了一个神学家——自然科学家阶层,诸如哥白尼、布鲁诺等人就曾经既是神学家,又是科学家。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是认识和亲近上帝的最佳途径。毫无疑问,这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事实上,许多科学家所持有的特定的科学规范就常常受其神学和形而上学信念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往往将某些神学的因素融入到他们的科学思维之中。如牛顿所假想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中,其理由有一部分来自于神学上的考虑;而麦克斯韦的场理论的提出,则受其三位一体的神学观点的影响。在这里,基督教不仅可以容忍他们的工作,而且必须依靠他们的工作。换言之,科学家们的工作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乃是科学家们的工作所得出的与教义相冲突的新成果。
从宗教与科学的功用来看,两者都是人类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它们与人类长久相随,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必要因素。普朗克说:“人需要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人需要宗教是为了行动。”[9]宗教是一种非理性的对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和信仰,而科学则是一种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完全客观的解释,在其中不存在任何非理性的东西。正如海森堡所说:“科学所关心的是,发现什么是真理或谬误,宗教所关心的却是,什么是善良和邪恶,什么是高贵和下贱。”[10]确实,宗教是以对超自然的神的绝对信仰和崇拜为基础的,在宗教领域中,对神的理性思考和分析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一个人进行了这种分析和思考,那么宗教在他生活中存在的基础也就动摇了,宗教信仰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从科学史上的事例来看,在科学生活中,对某种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理性的,但其思想的终极基础却离不开信仰。例如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时是以认定自然界的物质性为基础的,而自然界的物质性则不是理性分析的方法可以证明的;科学家们认为通过科学研究可以解释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信仰,即对事物规律性的信仰。在社会科学中,情况更为突出。例如人类的自由、平等的状态是人类社会最公平、最理想的状态,但这一公认的社会准则得到了什么理性的证明呢?它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设想、一种信仰。在科学中,这样一些准则、信仰虽然是非理性的,但同时又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个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来说,更能够超越现实的功利性进行研究,这种信仰更能够激发出科学家进行研究的热情,尤其是一种持久的热情,如缺乏这种热情,“炸不死的人”诺贝尔能一次又一次地从硝烟中爬起来继续实验吗?爱迪生能穷尽几乎所有的金属来寻觅最合适的灯丝吗?
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和冲突是人们最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但这毕竟只是宗教与科学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存在相互矛盾与冲突,又存在相互独立和相互促进。作为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之间有着统一性。爱因斯坦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11]爱因斯坦在此所指的宗教是指“宇宙宗教”,是一种对宇宙的和谐性、可知性的强烈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而非对人格化的上帝的信仰。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很多积极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前面已论及的宗教在某些问题上所包含的科学知识,如基督教中就包含着很多地理知识;中国的道教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有关医学、养生、气功、化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的内容在道教的典籍中随处可见;而佛教对人的感觉和认识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科学知识,其对感觉的分类和对人的认识过程的阐释尤其有道理。离开了宗教,我国古代科技的辉煌就难以想象。宗教感情或者宗教信仰还为很多大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精神动力。宗教信仰成为科学家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激情的源泉,他们相信: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是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爱因斯坦在研究中所具有的执着的热情和无畏的精神就是来源于这样的信仰因素:一是关于自然界是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的,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等基本信仰。二是对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的崇高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


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浙江大学哲学系
--
FROM 219.7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