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查阅了几篇冯友兰先生生平，对他一家人的超拔品德非常敬佩，他们遇到的人生考验并不比普通人少，认真思考他们的人生事迹，对自己多年的混沌度日如拨云见天。摘抄了几段网文，尤其对其中提到的教育方法，和自冯母始的嘉言懿行，感觉非常珍贵。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真正正确的人生态度，大师的称谓是世人所加，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真正“站起来的人”，对人生磨难平常对待不忧不惧不怨，对自己的事尽力做好。摘抄没有标记重点，里面很多记述都让我佩服警醒。这样的人生可谓无憾。感谢版友解惑答疑，不知这些对您是否也有启发，是不是做人至此，即使不能成名成家，也是能达到一个人最好的一种可能了？
促席谈史
发布时间：18-12-1413:58
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1895年出生于河南，父母很重视对他的教育，从7岁开始，冯友兰就开始读书，父亲平日里公务繁忙，所以教养子女的重担就落在了冯友兰母亲吴清芝的身上了，母亲对他读书学习的要求颇为严格，因为没有钟表，母亲为了严格作息的时间，就在地上画线，当日影移至某线时方可休息，又移至某线时，必须立刻读书，正因为有母亲这样的教导，冯友兰兄妹三人全都成才——冯友兰是哲学家的泰斗，弟弟冯景兰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成为了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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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友兰身上，他的大多数精神品质都源自于母亲。
1907年，冯友兰的父亲因病逝世，12岁的他虽是长子，可却尚未懂得如何处世，家里大小担子都落在了吴清芝肩上。
正如冯友兰后来所称赞的一样，吴清芝是“惟吾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那时的她并没有活在丧夫的悲痛中，也没有被生活所打倒，反而是开始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而且，身为旧时代的孀妇，她的思想一点也不落后。
吴清芝知书达理，尚未成家前也是一位能干的女性，还曾担任过当地女子小学校长。也正是因为如此，早在冯父未离世前，吴清芝就很重视三个孩子的教育，还经常亲自上手教他们。尽管吴清芝曾自评：“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
但在冯友兰印象中，若不是母亲亲自把手，他们兄妹三人也不会在后来学有所成。
他后来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写道吴清芝“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先妣治家之余，亲自教子女读……一二年间，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毕诗经书经，妹淑兰读毕四书。”
而在冯父逝世后，吴清芝依旧坚持要重视教育，独自出钱给三兄妹请家庭教师。在她的教导下，冯友兰兄妹三人都先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并且还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学成归来后，个个都是闻名全国的大人物。冯友兰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弟弟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则是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还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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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冯友兰的性格大多都是随了吴清芝。吴清芝做事低调，他也如此；吴清芝不爱麻烦人，他也不爱；吴清芝凡事都想得开，他也同样。
在六十年代时，冯友兰身为知识分子，也难逃时代浩劫。可不管是污蔑，还是打骂，他都一一扛过来了。他只是一直想着母亲早年所说的话：“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
或许，那时的冯友兰就是靠着这句话才顽强地活下来了。他的事情没有做完，所以绝不能倒下。就连后来被病痛折磨，他也不曾想过撒手离去，他那时曾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
《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完成，便是他走了也无憾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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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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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曾高中进士，是家中功名最高的，对于深爱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他深知中文功底在一个人成才道路上的重要性。在母亲的坚持和督促下，加上冯友兰的刻苦用功，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背诵了中国儒家文献中最重要的四书五经，还加在大量中国历代优秀的古文著作，同是也涉猎了一些当时的新学知识。这种传统家学的滋养，使冯友兰终身受益无穷。
注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和教养方式的有效性是冯家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冯友兰母亲根据三个子女过去的读书情况分别为他们制定了不同读书计划。她让冯景兰从《诗经》读起，冯沅群开始读《四书》，而让冯友兰开始读一些内容更加深奥的典籍。而且她还懂得“正强化”在教育子女读书学习方面的意义，会用正确的方法激励子女的学习积极性。举个例子，冯友兰的母亲有一个方法是孩子们每读完一册书，必然给煮两个鸡蛋或者买一块五香牛肉作为奖励，这种教育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冯友兰父母能把自己的子女都培养成各自领域的尖端人才，说明他们的确有一套自己的家庭教育方略。冯友兰父母可以说是以身作则、教育子女的典范。父亲还在世时，就常常出题要冯友兰兄妹定文章，并教导他们写文章不可堆砌辞藻、空疏无用，而要“文以载道，”要“触景生情，即物见志。”重要的是，父亲并非只是给子女提出要求，同时也是给自己提出要求。因为，他先将自己“文以载道”的文章拿出来给子女们做示范，要求子女做到的事情，作为父亲首先做到，这种身教的方式使其家庭教育效果大大增强。
其实，不只父亲如此，冯友兰的母亲更是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践行“以身作则”的理念。为了培养子女仿真负责、踏踏实实的能力，冯母自己首先就勇于担当、能干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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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冯友兰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友兰回忆：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友兰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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