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宽松教育”三十年，产生了三大恶果
2017-04-10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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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东京大学）

日本“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

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

日本“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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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等教育录取率、家庭经济数据、18岁人口和教育政策变迁）

30年前，日本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肆口诛笔伐。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这样的“考试地狱”现象高度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起来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围绕教育如何适应经济高速繁荣，日本社会进行了大量公共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70年代的考生多数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从战败的低谷到不断上升的青少年时代，在稳步上升的社会环境下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他们的父辈则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二战中幸存，并成为参与创建战后新社会的中坚力量。父辈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成功。所以不仅出于慈爱之心，父辈们有理由对应试苦读、对人为设置考分选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强烈怀疑。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宽松教育”的三大恶果

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选考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中学期间上不了好的“学习塾”，就很难上好大学。究竟是谁在为国选才？

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如果说“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不同政经路线的变化，全家动员参与培养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两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第一，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努力学习、追求出类拔萃得不到承认，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如果在达标线之上还想学更多，那就要自己负担所有成本。

第二，我们已经分析了宽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学业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三种学业负担根源不同

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游戏规则（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长？拼体格？拼品德？拼爹妈？）——却无法改变竞争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1990年以后，录取率却高歌猛进地上升，从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学变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此间，日本高校在校生规模却从295万增长至304万。高等教育录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着几乎所有申请者都能够被高教机构接纳。日本现今超过40%的私立大学招生不能达到满员，这对于积存基金薄弱、运营高度依赖学费的日本私立大学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危机，近半数大学招生工作本质上从选材变为营销，入学选拔形同虚设。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没能适时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扩张，出台限制性政策反应滞后，导致竞争选拔进退失据而饱受诟病。所以，密切观测人口变化，预估并适当地调控教育供给，保持选拔活力和学习积极性才是教育政策的应然。

超量补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规律，每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的学业挑战度千差万别。

统一以某种平均水平对待施教势必形成学业负担，在这个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觉吃力和沮丧，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无聊和无精打采。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成为优质中小学的标志性特征。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鼓励他们投身并乐在其中，“减负”便已经发生。所以，越是那些优质学校素质教育做得越好，学生学习越不苦，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前两条还是制度上、结构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减负”最深入教育内容实质，更需要时间、耐心和爱。减轻学业负担的命题到了一线教师这里绝非单纯地降低学业挑战，而是转化为要实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学素养，因材施教，激活学习。

强化公办教育配置，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

对照以上三条，可见日本何以实现了“减负”又反思“减负”。其一，人口减少、高校大肆扩招致使高等教育录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学生入学使得大学失去选拔性，基础教育学习目标松弛，是学习变轻松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对私营教育机构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长期下来能够提供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机构几乎全部属于私营机构。虽然总体录取率大增，对于希望上一流大学的学生而言，竞争依然激烈，家庭负担、学业压力依然很重。其三，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相似性包括同属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学历社会意识，家长努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上好学，人口直接影响考试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经过一段时期经济保持高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长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实条件也很不同。我们认为，我国更有可能通过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在育人和应试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建议全面振兴公办教育，激活公办课外教育，为家长减负，释放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业挑战，同时为国储才选才。

（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作者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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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日本正式结束宽松教育。


日本文部科学省（等同于我国教育部）发布了2020年起将在小中高学校依次实施的新“学习指导要领”，新要领大量增加了学校课程的课时和内容，被人们解读为告别“宽松教育”（ゆとり教育）的宣言。

按照日本每10年修订一次课纲的惯例，“宽松教育”已经经过了两次“转向”。2011年，日本对“宽松教育”开始进行微调，最近这一次算是彻底叫停。外界对此解读为“宽松教育”下产生的“宽松世代”（ゆとり世代）——87-96年出生的这一代——被日本政府默认为是政策反复之下的失败品。

那些“宽松世代”们

所谓日本的“宽松世代”指的是接受2003年起新实施的“学习指导纲领”（大规模削减了课程内容和学习时间）的一代学生，出生在1987年之后的学生是第一批接受新的“宽松教育”的“实验品”。但1994-96年出生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便全程接受“宽松教育”，有时也称他们为纯正的“宽松世代”。（下图）



注：红色为“宽松教育”，黄色为过渡阶段，绿色为理科部分的脱离“宽松教育”，蓝色为脱离“宽松教育”。

“宽松教育”的提出，有这么几个背景，一是对过去填鸭式教育下学生压力太大的醒思，政府响应号召减负减负。二来，日本社会少子化现象和大学扩招叠加，大学入学率提升，几乎达到零淘汰入学，没必要搞填鸭教育。



上图可见，18岁人口和高校毕业生数量减少到人口峰值的一半左右，而大学录录取人数逐年增多，大学入学人数达到过去的三倍多，现已是全员上大学的年代。

“宽松教育”下，原本周末要上课的紧绷教育环境，一下子松弛下来。严格规定学生一周只上五天课，还要安排综合学习时间，通俗点说，就是让大家玩。这还不够，不仅课时减少，课程的内容也大为削减。

日本流行J-Pop乐团以桑田佳佑为主唱的南方之星（Southern All Stars）在新曲《ピースとハイライト》(Peace and highlight)中就有那么一段歌词来嘲讽日本历史教育的现状：

“教科书讲到现代史之前就结束了，可那才是我们最想了解的啊，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日本高中教的日本史分成日本史A（近现代为中心）和日本史B（古代开始的通史），除了部分国立大学以外，大多数大学不提供日本史A的考试，只考有关古代史的日本史B，这也许有避免争议的考虑。不列入考试内容，大家自然不会去认真学习。结果年轻一代更加淡忘日本近代的教训和侵略邻国的历史。对此，有部分保守人士不以为意，竟然以日本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来谴责邻国进行的爱国主义洗脑教育。

学生是“宽松”了，但日本的基础教育也垮了。这一代人被外界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

日本某综艺节目甚至恶搞了一期智力问答来嘲笑“宽松世代”部分高中生对基本常识的无知。（下图）



虽然一概而论有失偏颇，但也反应了某种事实。

“宽松教育”下的乱象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筹划的、对全世界15岁学生学习水平进行的测试。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简称PISA）排名中，日本的学生连年败下阵来。中国上海地区的学生年年位列第一、而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学生的表现也普遍优于日本。这被认为是由于实行“宽松教育”的结果之一。

此外，“宽松世代”们的课堂表现也堪忧。没有了学业压力，怪物小孩（monster children）开始成为日本校园中热门的词汇。尽管媒体不敢公开说，但学校中老师被学生欺负或被学生无视随处可见。

笔者有一位同学，兼职任教于日本某著名大学附属女子高中。某次笔者路过探望，发现他孤零零地站在讲台上对着空气讲话。而下面的女学生乱成一团，有的在化妆、有的在滑手机、有的干脆拿出午餐、零食大大方方地吃了起来。嬉笑吵杂、俨然把教室当成了游乐场。

最后，“宽松教育”还扩大了教育不平等。有人戏谑地把日本高中生分为“直升梯学生”、“扶梯式学生”和“楼梯式学生”。

上面女子高中的学生就是“直升梯学生”。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读于系列学校，即便不学习都能进入该系列学校顶端的某所顶级私立大学。只有在选择大学系别和专业时，成绩才能派上用场。这类私立系列学校的学费高得惊人，换算成人民币大约要每年十万元左右。也就是说，“直升梯学生”都属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生胜利组”。那么家庭条件不如他们的学生怎么样呢？

一种出路，是在中考时努力考上系列大学的附属高中——只要家里负担得起高额的私立高中学费。从此高中阶段便不用努力了，被称为“扶梯式学生”。不用在高中阶段努力学习了。

而剩下的初中成绩差强人意，或是家里条件不好的孩子，就只能像走楼梯那样，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考大学。

问题是，他们考得上吗？

由于学校教育宽松，学生“吃不饱”。现在的日本，已经到了不上校外私塾就无法考上好大学的地步。

根据日本对高中毕业生的调查，考上东京大学的学生85%上过私塾，而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一桥大学等日本著名大学这个比例高达95%。日本私塾正是借着“宽松教育”推行的东风，才得以迅猛发展。这反映出了普通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也体现了家长也对“宽松教育”的不安。

根据文部省的统计（下图），日本学生的“学校外教育费”（主要是私塾和补习班）平均达到学费总额的50-70%，且公立学校学生明显高于私立学校。没有条件上私塾孩子，大多要接受大学落榜的命运。讽刺的是，这恰恰又与文部省强调平等的教育政策有关。



由于文部省强调教育机会均等，严格要求学校对学生学习进度一视同仁，反对对学生加以分类。因此学校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和学习进度进行个性化的高中、大学应试辅导。有经济条件的学生只能将提升学力的希望放在了针对性强、个性化的私塾上。另一方面，由于私立的学校受到的相关限制少，更能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应试对策。这就理解为什么私立学校的课外学习支出要少于公立学校了。

风中婆娑解读：
宽松教育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除此以外没看到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宽松世代”的未来并不宽松

此次文部省承认“宽松教育”的失败，对于“宽松世代”而言实在太过残忍，但实际上所谓的“宽松世代”从小的日子一直就命运多舛。他们无法像父辈人那样享受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好处，更无法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踏进社会的“泡沫经济”一代相提并论。当时由于日本泡沫经济冲到顶峰，人才市场完全处于毕业生的卖方市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在80%以上。

“宽松世代”的童年生活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不景气和不安定的社会状态之中渡过的。在行将踏入社会时又碰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就业“冰河期”，据说2010年毕业的日本大学生之中，每七人就有一人选择“留级“，期待来年就业市场好转后再度求职。踏入社会后，他们又必须面对不稳定的雇佣状态和日本20岁-29岁年轻人平均收入年年下降的穷忙（working poor）现实，而现在所幸被国家承认是实验的失败品。

回想当年，日本教育也曾是邻国竞相模仿的对象。中国也曾在20世纪初兴起了留学东洋的热潮，当年的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改变近代史的人物。同样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日本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也曾备受赞誉，日本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中层管理人员以及高素质的劳动者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奇迹的最大原因。

但随着日本走入“失去的二十年”的颓靡之中，日本的教育除了能引起邻国关注的教科书问题之外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日本近代以来一直引以为豪的基础教育也是去了往日的魅力，而是和校园霸凌、学级崩坏和学力低下这些负面词汇相伴。

日本的教育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或许不是日本教育孤立的问题，而是日本完成对西方的“赶超模式”之后所爆发的综合症候。教育是否只是一味满足于“赶超模式”而难以适应多变的全球化世界的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呢。

【 在 GoSox 的大作中提到: 】
: 2017年到现在3年了。日本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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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目以待吧

我的感觉是越改越糟

【 在 davidleo 的大作中提到: 】
: 现在上海做的算是拨乱反正吧，指标到区、到校是迈向公平教育的第一步。
:
: 关于课外机构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只有老大有能力解决，现在既然发话了，后续会有很多政策出台，拭目以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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