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出去！”
进入卢大力的诊室，初中女生静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声对母亲的大喊。
这是静静第二次主动找到卢大力，第一次是两年前，她因“自杀”住进卢大力所在的医
院，被确诊抑郁症，但只住了3天，母亲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问题，强行将静静接出院。
两年后，静静的承受阈值又达到极点，她痛苦地向卢大力倾诉，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
有一天她真的会从楼顶跳下去。
但这一次，静静的求医路依然道阻且长。
作为厦门仙岳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在刚过去的5月，卢大力接诊了约200位“小”患
者，他们都是静静这样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
在临床一线7年，帮助孩子修复“千疮百孔”的心，是卢大力的工作，也是他的幸福感来
源。但面对时常发生的无知、误解、漠视甚至生命威胁，卢大力有些泄气，也总会想，
如果这些孩子早点被身边人注意到，是不是可以少受点苦？
在“鸡娃”“内卷”的语境下，无数机构、家长、老师刺激孩子学知识、考高分，但青
少年心理问题所引起的悲剧见诸报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提供
的“心灵庇护所”，还不足以承接孩子的内心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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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选择的孩子
静静妈妈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没病，不需要住院。
被强行接出院的两年时间里，静静的情况没有好转，甚至屡屡不受控制地产生自杀念头
。但每当站在楼顶往下看，求生的本能还是把她留了下来。所以她又找到卢大力，主动
要求住院。
以前，静静在家里总被压制，长大后，静静学会反抗，她与家人的对抗情绪越来越严重
。
母亲也在对抗静静，甚至对抗医嘱。
几天后，静静和妈妈再次前往医院。这位母亲质问卢大力，为何怂恿静静住院？在当面
确认是孩子自己的要求后，这位母亲失控地在诊室咆哮：“她要求住院，就是你和她说
的！你现在把责任推给我们孩子！”
静静所面对的阻挠与困境，袁医生能明显感受到。袁医生是复旦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
学博士、医学心理科医师，在南京一家医院工作，接诊全年龄段患者。
“青少年（看病）非常仰赖父母。”在袁医生的接诊经历中，虽然绝大多数家长的配合
度都很高，但是她能明显感觉到，家长往往都很心急，但这种急迫对于治疗并非好事。
在儿童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最好是同一个医生持续随访，治疗的周期或将长达一两
年及以上。但多数家长则是希望疗效要快，他们会同时到多个城市的医院看病，很难坚
持在同一个地方长期治疗。
付奕璇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周都会有未成年人向她寻求帮助。她也感觉到，孩子在很
多时候其实无从选择。“成年人的咨询最起码是可以自主选择、自己付费，回去后怎么
做都是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内。但是青少年没有完全自主选择的能力。第一次可能是父母
让孩子来的咨询室，但即使孩子后续愿意来，也要看爸妈是不是意识到孩子的需求，或
者孩子心理问题的现状，以及愿不愿意继续付钱。”
在不少家长眼中，不想上学、沉迷网游、与家人同学交恶等表现是因为孩子“不听话”
、叛逆，而在卢大力看来，这些“小毛病”可能是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前兆
。
“所有疾病都是讲早发现早治疗，在（疾病）出现之前我们叫‘治未病’。不要等到（
孩子）出问题了再去调整教育模式。”卢大力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父母，包括歇斯底里辱
骂自己的家长，也包括就诊时给孩子取假名的家长，他觉得，中国家长常常太过后知后
觉，也许是下意识否认孩子有心理问题，或者总着眼于成绩而非孩子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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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之下的家庭
“我们接诊她的时候她已经初三了，但其实在小学五到六年级已经出了问题。”这半年
的时间，卢大力都在关注着初中女生楠楠的精神状况。
生在一个闽南家庭，楠楠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但是楠楠的父母想要一个儿子，便把楠
楠送到亲戚家寄养。
养父母对楠楠还算不错，但也会时不时威胁她，如果不听话就把她送回家，或是送到别
处。楠楠的被抛弃感逐渐累积，恐惧与不安开始吞噬她的情绪。
初一时，楠楠的情绪就已经表现出严重问题，她开始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在小动物上
，之后情况不断恶化，她开始尝试自杀。
最初与楠楠接触时，卢大力感受到她对自己的不信任，整个人都是紧绷的。期间楠楠的
家人也带着她去看了其他医生，但是似乎她和卢大力“讲的话会多一些”。最后，卢大
力接手了楠楠的治疗。
在卢大力的经验中，造成儿童情绪障碍的因素，主要是学校与家庭这两个环境。
目前多发的儿童精神疾病基本分为两大板块：神经发育障碍与情绪障碍。其中，自闭症
、智力障碍、多动症、学习障碍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常人较为熟知的焦虑症、抑郁症、
强迫症等属于情绪障碍。
而在更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落，那些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孩子，也常会因为“缺陷”在学
校被欺负、孤立，无法融入群体，导致情绪障碍高发。卢大力说：“有时候他们的语言
表达、沟通能力表达不太好，他们被攻击了，也不会去诉说。所以周边的人不会察觉，
容易被忽视掉。”
一些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孩子，同样面对裂痕密布的家庭。
卢大力说：“家长不停地打电话说要把我杀掉。”
前不久，一名男孩的父亲闯进卢大力的诊室。另外一名20多岁的来访者告诉卢大力，自
己看到了装在这个父亲背包中的刀。
这名男孩是卢大力所在医院的常客。在学校，男孩总是拿到20多分的成绩，也总说自己
不想上学。在找到卢大力前，男孩已经被该院其他医生诊断为智力障碍。因为担心药品
会带来副作用，家长放弃了那名医生的药物治疗方案。
卢大力说，包括自己在内前后有四五位医生接诊过该男孩，后来该男孩也住院过一段时
间。“住院时他已经十几岁了，但大小便都要妈妈帮助清理。如果得到早期治疗和训练
，虽然智力结构不会有很大改变，但他至少可以达到生活自理。”
随着年龄增长，该男孩与其他孩子表现出了更大的差距，也演化出一些新的情绪问题。
这时，妻子提出的离婚、经济上的压力，让这名父亲情绪崩溃了。
孩子爸爸认定，自己“好好的”孩子就是在卢大力这里出了问题，也对另外一名医生有
很大的意见。
在诊室里，这位爸爸甚至报警叫来警察，控诉医生“害死”了他的孩子。在医院领导的
劝解下，孩子父亲先回了家。目前，这起纠纷仍在调解过程中。
尽管面对过很多“异常”的患者与家属，但谈起两个月前的“惊险一刻”，卢大力依然
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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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频发的校园
“很多学生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基本每个班都有抑郁症的学生。”
苏翟是深圳一所高中的心理老师，她的心理课“内容包括青春期、性教育、生涯规划等
，学生都很喜欢上心理课，因为没有压力”。在课外，每天苏翟都能接到学生的咨询请
求，从学习压力、恋爱问题，到人际关系和家庭矛盾无所不谈。
回想自己的中学时代，苏翟觉得，也许是当年大家都对抑郁症知之甚少，但如今，她切
实感受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
无论家长们是否发觉、愿不愿意直面，青少年心理问题都“对立统一”在家庭与学校的
两点一线上，且愈加突出和频发。
《2020年中国精神心理健康互联网洞察报告》指出，根据某精神健康APP的大数据，202
0年18岁以下的精神健康患者增速明显，比2019年增加了55%。
图片图源：《2020年中国精神心理健康互联网洞察报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
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级增长，
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现在，袁医生每周接待的就诊及复诊病患中，未成年人的比例占到一半。
“在诊断抑郁症、焦虑症的时候会很谨慎，就可能不一定会（下抑郁症、焦虑症的）诊
断（结果）。”袁医生对十三四岁孩子的诊断十分谨慎，“虽然他们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抑郁情绪，也可能有一些抑郁症的症状，但是他们又很明显表达出在家庭、同学人际关
系的问题，所以治疗方案更加强调心理治疗而不会去用药。”
自卑、负面情绪重、没有希望感、无法感知快乐都是抑郁症状的表现，虽然抑郁症状并
不能与抑郁症画等号，但如果长期缺乏干预，也可能会危及孩子的生命安全。
袁医生表示，许多孩子在就诊时都表达过自杀的冲动，但是在她看来，有些孩子只是缺
乏理解自己的沟通者。“没有人能够听他讲话，能够多和他讲话，就可以好很多。”
“有抑郁、焦虑的青少年里，几乎大部分都有非常明显的社交焦虑，在医生面前，他也
不好好说话。”袁医生说，大多数成年患者都能够自主表达自己遇到的问题，而对于大
多数青少年来说，他们缺乏在别人面前讲述自身经历的经验。即使在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问题的医生面前，这些“问题儿童”也成了“闷葫芦”。
不过，至少这些“闷葫芦”走到了医生面前。《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对2万多名
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64.01%的青少年心理状态不佳时首先会寻求同学、朋友的支持，
找学校心理健康老师和去医院心理专科就诊的分别只有16.64%与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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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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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数职的心理老师
在学校，苏翟和另外一位老师一起负责全校4000多位高中生的心理课程和咨询事宜，这
个学期，学校把心理课从两周一节增加到一周一节，她每周都要上20个班左右的心理课
程。
与苏翟相比，陈雪显得轻松一些。两年前从心理学本科毕业后，陈雪进入安徽某市的一
所高中工作。在这个有5000多名学生的学校里，一共有6位在职心理老师。
陈雪说，自己所在的高中并非当地名校，但是学校领导很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我们
心理老师要搞什么活动，学校都很支持，班主任也非常配合。”
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心理中心，设有心理咨询室和沙盘室，陈雪和其他心理健康老师会根
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选择个体咨询或者沙盘辅导，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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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置的沙盘室（受访者供图）
遇到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陈雪会将他转介给经验更为丰富的心理中心主任，再根据具
体情况建议学生是否要去医院就诊。
2012年，教育部曾颁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
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
但即使在政策要求下，并非每所学校也都如同陈雪的学校一样支持心理老师的工作。
去年毕业后，学习心理学的弦月在中部某省会城市找到一份中学心理老师的教职。最初
与弦月交谈时，她告诉笔者自己“爱莫能助”，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心理老师了。
在那所以美术为特色的高中里，学校领导并不怎么支持弦月的工作。“学校不是很愿意
给我开课，我主要是搞德育工作、带社团、查班等等。”根据弦月所知，在她到来前，
上一任心理老师已经辞职几个月了。
弦月不喜欢学校分配给她的工作任务，干了几个月后，她匆匆离开了这所学校。“后来
也考过其他学校的心理岗，但是招收数量太少了，最后考上了其他学校的语文老师。”
而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去年刊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
师培训学院院长朱生营调研了全国3142所小学及941所初中学校，发现仅有19.16%的城市
城区学校、2.64%的农村学校设有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大多数情况下，班主任或其他
学科的老师兼任了心理老师的角色。
不少心理老师反映，学校会给他们安排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有的时候学校任务比较
多比较忙的时候，学校就会安排我们去帮忙处理一些工作。”陈雪说。
两年的工作时间里，陈雪觉得，自己的工作重心是在针对大部分同学需求的心理课程上
，其次才是针对少部分同学的一些需求，例如开展社团活动、团体辅导，或者心理咨询
。
苏翟也表示，虽然不会拒绝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来访，但是学校心理老师能够解决的，只
是“一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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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又少的儿童精神健康医生
那些学校老师无法处理的非“一般性”问题，通常就需要医生的介入。但和学校心理老
师同样稀缺的，是我国儿童精神健康领域的医生。
“我国儿童精神健康领域的医生可能不足500个，这算是业界的共识吧。”卢大力算了算
，在有着4000多万人口的福建，包括他在内，真正从事儿童精神健康领域的医生不超过
10个人。
2019年，医学期刊《柳叶刀》刊发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50
0人，且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卢大力就是其中之一。
“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
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
者得了。”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男主人公霍尔顿如是说道。
而在现实生活中，凤毛麟角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们，需要有更多耐心和更细微的感受力去
做孩子们的“麦田守望者”。
在袁医生的接诊经历中，不少孩子来到诊室后就一直低着头，对于她的询问，这些孩子
总是默不作声。更多时候，在袁医生问了好几个问题后，这些孩子只是回复几个简单的
词语和句子。“即使是一些没有患病的孩子，他们也很难和你好好说话。”而一些患有
神经发育障碍的孩子，在就诊过程中则可能一直大吼大叫，无法配合就诊秩序，即使用
语言劝导，也不会停止。
如今，卢大力觉得，自己若总局限在医院、只能服务来就诊的个体的话，“目光也就太
狭隘了”。因此，坐诊之余，他还在网络平台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科普和答疑。“我们有
必要去做科普、宣传，促进我们国家在精神健康领域的进步。”
这些年，卢大力多少看到了希望——愿意前往医院就诊的孩子和家长越来越多。卢大力
粗略统计了一下，最近几年，他年均接待就诊患者达到5000～6000人次。原来在寒暑假
出现的就诊高峰，也逐渐被其他月份增加的就诊率削平。
经过半年的时间，楠楠的自杀行为已经消失，整个人阳光不少，与家人的关系也有所缓
和。卢大力还收到楠楠亲手做的蛋糕。
“虽然花钱你就能在外面买到蛋糕，但这是她花两三个小时纯手工做出来的。我觉得，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陪伴她成长，跟她一起度过一些困难时刻，然后她用这种方式表达
对我们的认可和感谢，这种感觉没办法用语言形容。”
但卢大力忍不住感叹，只用了半年，楠楠就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如果能够得到更早的医
治，楠楠或许将更早摆脱情绪困境。
在加拿大访学期间，卢大力发现，当地学校与医院有着完善的对接。在埃德蒙顿市的儿
童精神健康医院CASA House里，那些住院的孩子也可以像在学校里一样上课。
除此之外，当地小学里的一个细节，也让卢大力印象深刻。
“在小学一二年级中，几乎所有老师和孩子对话时，都是蹲下来的，视线与孩子的眼睛
是平行的。”卢大力感觉到，这些老师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沟通。而且，
学校更重视孩子的社交能力。“看孩子在学校里面合不合群，有没有朋友，能不能融入
进去。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
（静静、楠楠、陈雪、苏翟、弦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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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3.102.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