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sohu.com/a/482990148_120146415?spm=smwp.home.fd-important.14.1629081448612A3SIFFV&_trans_=000012_sogou_mz摘要：顶岗实习是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每年的毕业季来临前，大量的职校实习生走上工厂流水线。但校企逐利、缺乏保障下的实习，让一些学生成了廉价的劳动力。连续的夜班和加班后，今年7月，湖北十堰汉江科技学校一名17岁学生，在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自杀。经历了盘剥、克扣和高强度劳动，一些职校实习生试图从流水线中挣脱。
再也受不了了
林阳义决定逃跑。两个月来，他在脑海里把步骤预演了好几遍：等这天下班，回宿舍收拾东西，工服不脱，混在人群里跑。他在灰白色的工服口袋里揣了一包软“中华”，如果被工厂门口的保安拦下，就递上它。顺利的话，逃离这个地方，只要15分钟。
这座机电厂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轰鸣声和机油味里，17岁的林阳义面无表情地站在传送带前，他左手拿起一台电机，右手攥着插头插入其中，用脚踩下启动器。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一套工序重复近5000遍。
传送带载着电机缓缓向前，这条流水线上的23名工人，13人都是和林阳义同龄的学生，个个面无表情。
他们都是济南一所公办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林阳义读机电专业，2019年，中专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开展“产教融合”项目，林阳义和同学们被要求进入这所工厂进行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
招生简章上，电机厂是常年和学校合作的本地知名企业。中专二年级的暑假，第一次听到关于这家电机厂的实习介绍时，林阳义很满意——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不加班，工资计件。他的父母都是工厂普工，他也计划以后当名电工， “靠手艺吃饭，工作不忙，工资也不错”。
进厂之前，林阳义咬咬牙花40多元买了一包中华烟，他虽然不抽烟，但觉得进厂拜师，学好手艺，烟是少不了的。
校企合作下的“产教融合、工学交替”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常见办学模式。按照《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时间则不少于半年。
在广西，17岁女孩杨晓林幼教专业，也被学校要求进工厂实习4个月。今年4月底，在班主任带领下，大巴载着杨晓林和近百名幼教专业的女学生们从桂林出发，十几个小时后，车辆在广州一工业区停下，杨晓林和同学们这才第一次被告知具体工作内容——制作和包装验孕棒。
到工厂的第一天，跟车的班主任离开了。一个操着广州话、戴着劳务派遣公司工牌的陌生男人成了女孩们的“驻厂老师”。承诺的4人间宿舍变成了10人间；16元的时薪变成13元。后来在车间，杨晓林遇到了同样来自河南、云南和贵州的职校生，“一条线上，只有一个老员工，全是年轻的学生脸。”
林阳义的兴奋劲在进厂第一天就消失了。没有任何培训，第一批到厂的100多名学生当天就被安排上了流水线，林阳义的任务是给电机铁芯刷上深蓝色涂料，涂料气味刺鼻，即使戴着口罩他也不住地咳嗽、眼睛涌泪。流水线一侧的板凳通通撤了，班长的解释是：坐着不方便干活。第一天过后，流水线上的学生就少了一个，“跑路了”。
继第一批机电专业的学生之后，旅游、化工、计算机专业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进这家电机厂。日产量在林阳义刚进厂时还是3000，第一个月末就变成了4000，第二个月直接加到5000，最高的时候加到7000多。林阳义跟老员工打听，对方说往常产量最高的时候5000多。
四天，林阳义磨穿了一双棉手套。工厂劳保用品发放更新慢，最夸张的时候，一次性口罩林阳义戴了半个月，“臭了，戴上都闻不到刺鼻的涂料味。”
那包烟在他口袋里揣了几个月都没能派上用场，他的工作，“有手有脚就能做”。一旦上了流水线，一站14个小时，不能说话，手机上交，上厕所打报告。转子绕线、器件组装、电机测试，林阳义在十几条流水线上交叉忙活。
“我X，老子不干了！”干了快一个月，流水线上一男生突然扔了手里的工具，头也不回地走出车间。
进厂前的所有承诺最终都成了泡影。第二个月，学生们也要开始倒班了——中班凌晨两点半下班，夜班则天天是大通宵。不到一个月，跟林阳义同批入厂的学生又跑了十几个。
林阳义决定逃跑的那天，在流水线上挨了批评：动作要标准！他的速度不得不慢下来，每天5000的产量要求又逼在眼前，他手忙脚乱，下游流水线的责骂和督促声稀稀疏疏在耳边响起来。
他再也受不了了。
晚上九点，班长刚通知完下班，林阳义跑出车间，顾不上买晚饭，直冲向宿舍，毛巾、裤衩、肥皂盒通通丢进行李箱。路费不够，他找同学借了50元。
还没踏出宿舍门，舍友的一句话拉住了他：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了吗？
学生工更好“拿捏”
“一个学生工嘴上说要走，提了3-4次，一般都不会离开，到第5次或第6次才可能会真的走。”26岁的王寅对这些操作和心理变动可谓“熟门熟路”。
两年前，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王寅加入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营校企合作外包业务。每年的6、7月份和11、12月份，大量像林阳义和杨晓林一样的“准毕业生”走出学校，进入工厂实习，王寅扮演的就是连接工厂和学校的角色。
河南、河北、海南和东北地区的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王寅所在的公司一年要对接上百所，大多是民办类院校。
“学生工”是劳务派遣市场上的香饽饽，中职院校的学生从学校无缝衔接到工厂，价廉、量大且稳定，有时比大龄社会工更能胜任工厂智能化的操作要求。一到夏季南方水稻收割期或临近过年，企业遇上了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寅总能接到工厂的电话，希望能尽快介绍一批学生工。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提到，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
但在王寅看来，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如果学校想从社会实践中抽成，一般都会选择跟我们合作”。劳务公司通常会换个“马甲”——以科技公司或咨询公司的名头出现，“学生表面上是签给了这些公司，实际上被派给了工厂。”
每年王寅都会大量联系中职院校的招生老师，通过他们找到校长或校董——“电子商务专业的推荐到电话销售岗位；学计算机的就说这工厂靠智能化制造，需要电脑操作”，“很少是完全对口，大部分都是‘指鹿为马’”。
“工时”、“工价”、“包车路费”都是劳务公司和学校最在意的因素。和同业公司竞争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时，王寅代理的是一家工作时间10小时的电池研发和制造厂，在时薪一样的情况下，不敌另一家代理富士康的劳务公司——12-14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丰厚的抽成空间。
把学生送上流水线前，王寅经常需要扮演企业HR的角色进校宣讲。“10小时工作制”、“1.5倍加班工资”、“一周双休”是基本话术。为了让工厂生活更具吸引力，他还会准备一些诱人的工作餐图片，把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员工组一个大合照，“基本上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
王寅迎来第一笔“大”订单是在半年前。他把海南一家汽修技术学校的100多名学生送进了西安一家国产品牌汽车制造厂——学生每天工作8—15小时，基本工资1450元，8小时外加班工资1.5倍。
按照当时的行情，劳务公司通常抽取500~600（每人每月）的管理费，劳务公司和学校各派一人驻厂，统计出工情况。这次的工厂加班“凶猛”，因为花了不少功夫“安抚”学生，公司从学生工资中收取了1300元的管理费，学校则扣除了每人每月200元的“人头费”。6个月后收入管理费78万元，公司还不忘“给驻厂老师分一点，渠道老师分一点，学校也象征性给一点”。
一年时间，王寅一人谈下的合作就有十几所学校，来自各地的职校学生，经他搭桥，大多被送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区，以及天津的自动化产业区。
学生工更好“拿捏”
“一个学生工嘴上说要走，提了3-4次，一般都不会离开，到第5次或第6次才可能会真的走。”26岁的王寅对这些操作和心理变动可谓“熟门熟路”。
两年前，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王寅加入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营校企合作外包业务。每年的6、7月份和11、12月份，大量像林阳义和杨晓林一样的“准毕业生”走出学校，进入工厂实习，王寅扮演的就是连接工厂和学校的角色。
河南、河北、海南和东北地区的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王寅所在的公司一年要对接上百所，大多是民办类院校。
“学生工”是劳务派遣市场上的香饽饽，中职院校的学生从学校无缝衔接到工厂，价廉、量大且稳定，有时比大龄社会工更能胜任工厂智能化的操作要求。一到夏季南方水稻收割期或临近过年，企业遇上了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寅总能接到工厂的电话，希望能尽快介绍一批学生工。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提到，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
但在王寅看来，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如果学校想从社会实践中抽成，一般都会选择跟我们合作”。劳务公司通常会换个“马甲”——以科技公司或咨询公司的名头出现，“学生表面上是签给了这些公司，实际上被派给了工厂。”
每年王寅都会大量联系中职院校的招生老师，通过他们找到校长或校董——“电子商务专业的推荐到电话销售岗位；学计算机的就说这工厂靠智能化制造，需要电脑操作”，“很少是完全对口，大部分都是‘指鹿为马’”。
“工时”、“工价”、“包车路费”都是劳务公司和学校最在意的因素。和同业公司竞争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时，王寅代理的是一家工作时间10小时的电池研发和制造厂，在时薪一样的情况下，不敌另一家代理富士康的劳务公司——12-14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丰厚的抽成空间。
把学生送上流水线前，王寅经常需要扮演企业HR的角色进校宣讲。“10小时工作制”、“1.5倍加班工资”、“一周双休”是基本话术。为了让工厂生活更具吸引力，他还会准备一些诱人的工作餐图片，把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员工组一个大合照，“基本上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
王寅迎来第一笔“大”订单是在半年前。他把海南一家汽修技术学校的100多名学生送进了西安一家国产品牌汽车制造厂——学生每天工作8—15小时，基本工资1450元，8小时外加班工资1.5倍。
按照当时的行情，劳务公司通常抽取500~600（每人每月）的管理费，劳务公司和学校各派一人驻厂，统计出工情况。这次的工厂加班“凶猛”，因为花了不少功夫“安抚”学生，公司从学生工资中收取了1300元的管理费，学校则扣除了每人每月200元的“人头费”。6个月后收入管理费78万元，公司还不忘“给驻厂老师分一点，渠道老师分一点，学校也象征性给一点”。
一年时间，王寅一人谈下的合作就有十几所学校，来自各地的职校学生，经他搭桥，大多被送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区，以及天津的自动化产业区。
学生工更好“拿捏”
“一个学生工嘴上说要走，提了3-4次，一般都不会离开，到第5次或第6次才可能会真的走。”26岁的王寅对这些操作和心理变动可谓“熟门熟路”。
两年前，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王寅加入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营校企合作外包业务。每年的6、7月份和11、12月份，大量像林阳义和杨晓林一样的“准毕业生”走出学校，进入工厂实习，王寅扮演的就是连接工厂和学校的角色。
河南、河北、海南和东北地区的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王寅所在的公司一年要对接上百所，大多是民办类院校。
“学生工”是劳务派遣市场上的香饽饽，中职院校的学生从学校无缝衔接到工厂，价廉、量大且稳定，有时比大龄社会工更能胜任工厂智能化的操作要求。一到夏季南方水稻收割期或临近过年，企业遇上了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寅总能接到工厂的电话，希望能尽快介绍一批学生工。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提到，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
但在王寅看来，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如果学校想从社会实践中抽成，一般都会选择跟我们合作”。劳务公司通常会换个“马甲”——以科技公司或咨询公司的名头出现，“学生表面上是签给了这些公司，实际上被派给了工厂。”
每年王寅都会大量联系中职院校的招生老师，通过他们找到校长或校董——“电子商务专业的推荐到电话销售岗位；学计算机的就说这工厂靠智能化制造，需要电脑操作”，“很少是完全对口，大部分都是‘指鹿为马’”。
“工时”、“工价”、“包车路费”都是劳务公司和学校最在意的因素。和同业公司竞争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时，王寅代理的是一家工作时间10小时的电池研发和制造厂，在时薪一样的情况下，不敌另一家代理富士康的劳务公司——12-14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丰厚的抽成空间。
把学生送上流水线前，王寅经常需要扮演企业HR的角色进校宣讲。“10小时工作制”、“1.5倍加班工资”、“一周双休”是基本话术。为了让工厂生活更具吸引力，他还会准备一些诱人的工作餐图片，把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员工组一个大合照，“基本上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
王寅迎来第一笔“大”订单是在半年前。他把海南一家汽修技术学校的100多名学生送进了西安一家国产品牌汽车制造厂——学生每天工作8—15小时，基本工资1450元，8小时外加班工资1.5倍。
按照当时的行情，劳务公司通常抽取500~600（每人每月）的管理费，劳务公司和学校各派一人驻厂，统计出工情况。这次的工厂加班“凶猛”，因为花了不少功夫“安抚”学生，公司从学生工资中收取了1300元的管理费，学校则扣除了每人每月200元的“人头费”。6个月后收入管理费78万元，公司还不忘“给驻厂老师分一点，渠道老师分一点，学校也象征性给一点”。
一年时间，王寅一人谈下的合作就有十几所学校，来自各地的职校学生，经他搭桥，大多被送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区，以及天津的自动化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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