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余本荆楚枝江人。居大江之滨，溯流而上，有屈子怀沙之远志；极目北望，有孟公鹿门之余踪。昔年，余怀九死未悔之志，负笈南下，一如孟公寻吴越山水，太白飞渡镜湖。然余非慕仙踪，实欲以此身为砥，以此心为焰，于尘嚣万丈间，为科学精神独淬一锋。
倏忽四十三载——自彼芦苇丛中逃学幼童，至今日青岩书院解惑之师——此间漫漫长路，皆为生命刻度。起点，是红笔一划被推迟的入学；终点，仍在未至之远。朝乾夕惕，余方悟：此身所立之讲台，便是“人的培育”与“器的打磨”两套逻辑交锋最前沿。目之所及，非黑白博弈，实乃一整套精密系统，正将“求知之心”驯化为“解题之术”，将“慎思明辨”简化为“标准答案”。
余之所求，非为压倒谁人，实欲于此系统夹缝中，为那“完整的人”拓一寸自由思想的土壤，护一粒理性求真之火种。此身将秋，此责何卸！
然既知此责，便负此轭。余甘为岩下暗流，以毕生之力，切割蒙昧之岩层。移山愚公，其志在通衢；寄诗放翁，其情托家祭。科学思想，文明命脉也，如星河东转，婴孩长成，其势自有不可遏之天数。
余身，天地一芥；数学公理，示我以有限证无限之逻辑。故愿化身为桥，渡人出蒙昧之川；击心为燧，取理性之石，燃思想星火。今所辑文字，非著述功业，实乃一部“为己之学”的病历、战书与证词。若后世子弟偶见，能得一丝“原来如此”的清明，便不负此心。
噫！薪火相传，岂有穷尽？待星火燎原，微光成炬，这漫漫求证的足迹本身，便是为文明破晓所刻下的碑文。
此志可鉴江河，此心已铸石中。



正文
我于1978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枝江市（当时为枝江县）顾家店镇（当时为顾家店乡）熊家棚村一组。大概在1983年的一次村民大会上，我爸听说村里和我同龄孩子的父母正在找村小学校长办理孩子上学前班的事。那时我们村里没有幼儿园，只有小学里设有一个班级，门口挂着“幼儿班”的牌子，但我们这些不识几个字的村民父母都把它叫做“红儿班”。当时，不少78年出生的孩子父母都给孩子交了学费，一年五块钱。
等到1983年9月1日开学那天，我带着自家的椅子、一个布袋子（里面装了些本子和笔），和儿时伙伴胡刚一起去了学校。一位张姓男老师正在教室门口登记学生信息。他问我名字、父母姓名和出生年月，我一一回答。看着他写下“1978年”，又写了个“8月”。笔尖停了一下，张老师自言自语道：“这个8月应该是农历吧。”便把“8”划掉，改成了“9”。接着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过头，目光越过我的头顶：“9月1号以后出生的，要明年才能上学。”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椅子，得再搬回去了。
胡刚比我还小几个月，于是那天我们俩一起回家了。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我们村位于长江边，1981年曾发过大水，村子被淹，学校也在洪水中受损，当时正在修建新校舍，容纳不了太多学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那一年招生特别严格。
几个月后，又一次村民大会上，我父母碰到小学校长。不知是不是因为学费早已交过的缘故，校长最终松口，同意我过完年后在那个“红儿班”的下学期入学。
可我没有想到，那半年成了我童年的一段噩梦。因为我比其他同学晚入学半年，老师把我安排在倒数第二排。当时正在教汉语拼音和简单数字，有些内容我会，有些不会。每当老师问“会的同学请举手”时，我偶尔举手，旁边一个姓薛的男同学，只要我的手臂有丝毫抬起的迹象——他的拳头或肘就会猛击过来，掐灭我举手的动作，不让老师看见。他还说：“你再举手，老子打死你。”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下课后把我围起来打。于是，我的手不会再举起来了，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恐惧。
再后来，我常常逃课。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出门，却不是去学校，而是躲在田埂边、小河旁、野地里度过半天，心里怦怦直跳；既害怕去学校被打，也害怕被父母发现批评。等到午饭时间，再和别的孩子一起回家。好几次，我躲在河边，差点被下田干活的父母撞见，只好藏得更隐蔽些。就这样过了很多次，始终没人察觉。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那段往事。
那半年之后，因为我只读了一个学期学前班，所以后来又和新生重读了一个完整的学前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逃过课。
这段经历，为我整个求学时代定下了基调。我后来一直对每个人友善，小心翼翼，不愿再被任何人注意到，害怕再次被欺负。我把所有对认可的渴望，都压进了对知识本身的咀嚼里。
我不再关心老师讲什么，考试考什么。我的安全区，是那些课堂之外的东西：课本角落里带星号的内容、练习册上被老师用笔划掉说不讲的段落、甚至自己瞎琢磨出来的古怪解法。它们像我的秘密花园——在这里捣鼓，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更不会因为“学得太好”而惹来麻烦。我只是单纯地想知道：这个星号后面，到底藏着什么？那个被划掉的故事，为什么就不讲了呢？
当年欺负我的同学，有些人后来留了级，反而跟我同班。他们已经完全不记得曾经欺负我的事，其中几个还和我成了朋友。随着阅历增长，我也慢慢看开了许多。
后来，在新的小学一年级班级里，我的成绩就一直不错，人缘也好。我尽量不得罪任何人，做事小心翼翼，于是也成了一个非常听老师话的学生。老师让背诵，我就背诵；老师让抄写，我就抄写。
举两个例子：小学时雷超老师说：“学习要认真，不管什么课，都要专心听。”从那以后，我整个求学生涯中——无论是体育课、美术课还是开大会——都力求听清老师讲的每一个字，不愿漏掉一句。我是把这句话当成了在新的班级里，能让自己免于挨打的一层保护壳。
另一个例子是熊明珍老师批评一个学生外套不扣扣子，说这样不整洁。这个批评让我记了一辈子，直到现在穿衣服仍习惯扣好扣子。我像收集碎片一样，小心捡拾着这些明确的指令。它们清晰、安全，为我重建了一个可以被理解和遵循的世界。类似这样影响我的小事还有很多。
甚至小时候跑步，老师总强调“要注意排面”，于是我每次跑步都特别留意对齐。但有时也很纠结：一排五人，如果我正好在中间，右边两人快了一步，左边两人慢了一步，我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仔细琢磨老师的指令，我意识到应该向右看齐，所以就跟右边的对齐。可即便如此，偶尔还是有体育老师从左边望过来，点名让我“慢一点”。那时我便懵懂地觉得，世上有些事，就像这跑步的排面，即便你心里认准了最对的道理，从另一边看过来，也总像是错的。
还有，小学体育老师教我们跑步要跟着运动员进行曲的节奏，要求重音落在左脚。从那以后，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我都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脚步节奏错了，我甚至会单脚跳一步换回来。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按进行曲跑得好好的，却突然跟体育老师的哨声或“一二一”口令不合拍，不得不来回调整。后来我懂了，人生本就充满这类矛盾，人总要学着在不同的规则间反复调整脚步。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我们经常做广播体操。无论伸展、体转、体侧运动，老师都要求转动到指定角度，我总是毫不打折扣地完成；“眼随手动”的要求，我也一一做到位，并且确保每个动作都精准合拍。那时身边的同学大多抢拍，口令才到“六”，大家就已做完站好了。于是，当“七、八”的口令从喇叭传出的时候，常常只有我，还在对着空气，一丝不苟地画完最后两个动作。好几任班主任都嫌我慢，提醒我“做快一点”，但我从未解释。只有初三的班主任罗均双老师，在班上多次表扬我做操认真、动作标准。
上大学和工作以后，有几次在校园里走路，我听到不远处有人看着我，悄悄喊着“一二一”。因为我一直沿用体育老师和军训教官教的齐步走姿势：两手向前摆到与第二颗扣子齐平，向后也要尽量伸展。我就这样坚持了很多年。
尽管自从学前班那段经历之后，我一直渴望做一个“隐形人”，不希望被同学注意，更怕被老师关注——总觉得一旦被人注意，倒霉事就要来了。但这些坚持并没有妨碍任何人，大家也渐渐包容了我。在多数同学眼里，我不过是个坚持得有些固执、低调得几乎可有可无的人。
记得我刚到永康一中不久，有一次和毛跃飞老师去食堂吃饭，刚好下雨，我们跑了几步。毛老师说：“永康的雨挺毒的，衣服淋湿没事，但要把头护好，不然会秃顶。”我随口开玩笑说：“秃顶也好，我就喜欢没有头发，洗头方便，生活也简单。要不是当老师要注意形象，我早就剃光头了。”
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理发店都不开门。头发越来越长，让人很不舒服，我想起了那天和毛老师说的玩笑话。心一横，便让我爱人帮我剃了个光头，从此开始了经常剃光头的生活。后来毛老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吴老师，你终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回首过去，我从一个在规则面前战战兢兢、渴望隐形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将规则内化为骨骼、最终又从中破茧而出的人。我不再为躲避目光而活，而是为我所辨认出的、属于我自己的节拍而活。
现在，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眼神明亮或躲闪的孩子。我还会想起那个趴在田埂下、心跳如鼓的下午。我用了一生的时间，从那片田埂下走出来，走进阳光里，也走进自己的影子里。如今，我希望我的每个学生都活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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