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
严 家 炎
作者简介：〖严家炎(1933-)，男，上海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衡量金庸小说的历史贡献，必然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这个大背景，特别是小说雅俗对峙这个大格局中。
金庸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本世纪以来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说的成就,是吸取了“雅”、 “俗”双方的文学经验因而又是超越“雅”、“俗”之上的。金庸小说在以下四方面的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一,在创作观念上,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了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既供人娱乐,又有益于人生。
第二,本世纪中国文学(包括严肃文学和一部分通俗文学在内)的主潮是写实主义,这种文学感时忧国,关心现实,反映民间疾苦,有很大的长处,但也存在一种有的学者称之为“单维”的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只有写实主义之维,因而多少给人单调的感觉。
金庸小说在这方面有巨大的突破,他显示了超凡的几乎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才能。
《鹿鼎记》第32回,写到在昆明附近的三圣庵中,聚会了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李自成),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吴三桂),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陈圆圆),古往今来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难,即长平公主),古往今来第一小滑头(韦小宝),这想象更是大胆之极!这种想象的神奇,满足了多少读者的好奇心,构成金庸小说异乎寻常的魅力!
第三,金庸小说坚持了传统白话小说的形式和语言,而又有所改造和创新。
金庸小说语言是“本土文学作家中交出的最好一份答卷”[8];或如李陀先生所说,金庸“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是“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12]。刘绍铭[13]、黄维[14]二位先生早在10年前就不约而同地提出金庸小说可用作海外华裔青年学中文的教本,足见学者们对金庸小说语言成就的高度重视。
第四,历史上的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原本各有自己的读者,简直泾渭分明。但金庸小说却根本冲破了这种河水不犯井水的界限。他借用武侠这一通俗作品类型,出人意外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学术品位很高的小说境界,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
金庸作品中包含的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不但为广大通俗作品所望尘莫及,而且也远远超过了许多严肃小说。金庸笔下的武技较量,固然能传达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就连陈圆圆为一字不识的韦小宝弹唱吴梅村《圆圆曲》这个作者忽发奇想的情节,又包容了多少历史兴衰与个人际遇的沧桑之感。可以说,金庸是一位深得中华文化神髓的作家。
他在法国被称为“中国的大仲马”。其实,如果按照作家本人对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说创作所获得的综合成就而言,我个人认为,金庸恐怕已超越了大仲马。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应该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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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4.17.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