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fIM8v6cLLgQ9az3piV79kQ文｜王明远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 研究员
现在经济整体呈现复苏形势，各种数据改善，但是也存在两个社会普遍焦虑的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经济缺乏活力，技术创新进步速度放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涉及当下基础民生，一个涉及未来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宏观方面看，最基础的还是民营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这些话题。不过除从微观角度看，创造一系列良好条件，改善营商环境，支持青年人创业也极为重要。从我国过去20年的实际情况看，当社会创业活跃度高，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创业的时候，这两个问题都解决的很好；目前这两个问题严重性也就逐渐显露，也跟综合环境不佳，青年人创业积极性大减有关。
本文就结合这两个问题，谈谈创业对于经济的意义。不过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主张支持青年人创业，不代表同意那种运动式的创业，因为创业是高风险行为，对创业者很高心理素质、管理能力和技能要求，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创业，不分青红皂白，鼓动人人创业，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主张支持的创业，是指青年基于理性和现实需要做出的选择，对于这种行为，政府和社会都是有责任去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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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水平决定社会新增就业水平，目前就业难，跟创业意愿大幅下降直接相关。
青年人创业不仅仅是解决自身就业问题，而且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社会岗位。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伦敦商学院和百森商学院合作成立的一个全球顶级创业研究智库）的研究，每个创业者在当年可以带来2.7个就业岗位，五年之后平均可以创造5.9个就业岗位。根据我国最近统计数据看，每增加一个个体工商户，大概可以创造2-3个就业岗位；每增加一个私营企业，大概可以创造15个就业岗位。
全国应届毕业生，大约有70%是工作在平均历史不足10年的中小微企业中；中小微企业总体容纳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因此，影响全国整体就业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那些500强企业扩招了多少，而是作为国民经济基本组织体系的中小微企业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人创业。
从全国不同身份数据来看，那些就业最充分，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都是创业氛围最浓厚的省份；而那些创业氛围淡薄，新增企业数量很少的省份，就业问题都解决的很不好。根据各省历年工商统计数据，创业活跃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五省市，2003年至2018年，每年平均每万人新增机会型市场主体数量分别为165户、146户、85户、74户和71户，而作为参照的则是较低的天津（66户/万人）、陕西（36户/万人）、辽宁（34户/万人）、四川（32户/万人）、黑龙江（19户/万人）五省市。
从增加的就业幅度来看，创业活跃度较高的省市，2003年—2018年期间私营企业创造的就业增加量分别为：857万、1088万、2552万、2068万、1263万；而较低的五省市分别只增加31万、158万、214万、233万和-1万。
2003年北京人口就业规模与天津相近，但是因创业水平差异，15年后，北京新增857万就业，天津只增加31万就业，现在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就业规模截然拉开，北京规模已经是天津的两倍，经济各方面竞争力远胜天津。类似的发展差异也发生在规模相近的广东与四川、黑龙江与浙江之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省是中国创业活跃度最低的省份，也是这期间私营就业人员数量唯一下降的省份。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多次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就业增量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由于黑龙江民企创业意愿如此低，导致该省一直无法为城镇化居民提供足够就业，进而引起本地人口向关内的大幅度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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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层面看，根据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2022年全国大城市中，新增市场主体数量最多的分别是成都、重庆、深圳、上海、苏州、杭州等，排名最低的则是哈尔滨、长春、大连、沈阳、济南。其中沈阳作为东北第一大城市，市区人口约720万，与杭州的730万不相上下，但是2022年其新增市场主体数量仅为杭州三分之一。总体看，上述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无一不是这些年新增就业岗位最多，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而创业度最不活跃的城市，也是市场新增岗位少，年轻人热衷于进入体制内，人口大幅外流的城市。
从最近20年年就业情况看，2007年至2019年之间的12年是全国创业活跃度最高时期，同时也是就业形势最好的时期，社会每年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基本可以满足应届生就业需要，同时还创造出大量高薪、高成长性岗位，提供给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因此，这个阶段跳槽率也是很高的。
而疫情以来全国就业形势大幅收紧，据国家统计局4月份发布数据，16-24岁人口失业率达到20.4%；另据智联招聘研究院对全国应届大学生的调查，目前就业签约率仅为47.5%。这个情况出现，从就业市场直接因素来讲，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创业意愿大幅下降，新增企业数量下滑，而企业注销数量则大幅上涨，由此带来岗位严重紧缺。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统计，2022年新增企业数量比2021年减少近100万；这些年企业注销率大幅增加，比如，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总数的19.9%，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总数的13%。
根据BOSS直聘数据，2022年第四季度活跃企业用户数量（主要是小微企业）比第一季度减少约50万家，降至360万家，而活跃求职者从2440万增长到3090万。因此，创业不活跃根本影响了就业。如果今年新增企业数有大幅回升，那么就业岗位也就会大幅增加，就业问题会得到缓解。因此，鼓励创业是缓解就业的最基本抓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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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跃度决定经济创新活力和科技竞争力，目前中国科技创新活跃度下降，也与创业活跃度下降直接相关。
创业在决定新增就业供应量的同时，更对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活力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联合天眼查发布的《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21）》，创业活跃度与就业的关系指数式0.93，与经济创新力的相关性则达到0.99，可谓极其密切相关。
根据全球领先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所发布的2022年全球城市创业竞争力排名，前10名城市依次为：硅谷、纽约、伦敦、波士顿、北京、洛杉矶、特拉维夫、上海、西雅图、首尔。它们也是全球科技竞争力最强，每年新增上市企业最多的城市。可以说，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和创业活跃度高度密切相关，一个城市如果创业指数不活跃，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影响世界或业态格局的企业。
失败的例子是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开罗、里约热内卢等区域经济中心，它们都是千万级人口超级大城市，但是由于创业不活跃，这些城市几乎没有产生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资源性国企除外）。根据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23年度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分别只有一家企业入围，莫斯科则全军覆没、没有企业入围，而旧金山有181家、纽约有126家、北京有79家、上海有76家。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科创不会真正提升中国科技竞争力，只是科技人员和资本的一种游戏，因此，创业市场对中国无关紧要，中国科技竞争力提升还是需要靠各种公立科研机构和国企。不可否认，前些年创业市场存在各种乱象，不乏存在一些劣质项目。但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科技竞争力水平演变历程来看，科创企业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23年全球最有竞争力的50家企业榜单，8家入围企业其中有6家系改革开放后创业发展来的企业，分别是华为（排名第8）、比亚迪（第9）、小米（第29）、字节跳动（第36）、阿里巴巴（第44）、联想（第48）。
另根据欧盟研发中心2022年的企业研发竞争力排名，中国名列前150强的21家企业中，13家为科创企业，国企只占8家。又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度国际专利数量50强，中国12家入围机构中，又11家为科创企业，只有1家为国有科研机构。因此，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自主创业决定了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速度和地位。
就各国科技竞争力和科技产业发展的正反经验来讲，公立高校科研院所、国企和科创企业之间实质是各司其职，都有不可替代的角色。公立高校科研院所主要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技术转化应用则需要活跃的科创市场，国企则主要是在国防、大型基建、航天交通等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的领域，弥补市场的不足。
我们看苏联在六七十年代，其科研投入数量比美国还高，在基础研究方面与美国相差不大，但是并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品牌，或生产出一种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产品，就在于其缺乏科技创业市场，科研永远固化停滞于国营科研院所—国企的闭环中，各种科研成果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相反美国、日本因为有一批诞生在当时创业潮种的IBM、苹果、微软、摩托罗拉、索爱、佳能此类企业，从而使得其科技研发成果影响世界，并且在市场应用中不断完善，保持领先地位。
从我国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人工智能、WEB3.0等新兴科技领域方面进步速度明显放缓，独角兽增加速度也明显放缓，与美国的数量差距，又在进一步拉大，跟我国最近两三年创业积极性明显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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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创业市场颓势，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很可能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边缘化。
从2007年至2020年，我国创业市场上人才和资本供给是充足的，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和人才进入创业市场，因此这期间中国的产生的世界级科技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但是这两年，我国创业市场的形势发生了急速逆转，创业市场因此在急剧萎缩，内部结构也在剧烈调整，具体表现在：
1、萎缩化。2022年度整个创投市场的投资金额下降了约40%，从14228亿减少到8092亿，2022年Q4仅为2021年Q1的40%，2023年Q1进一步同比下降33%。2022年新注册902家创投机构，而注销量达1416家。现在创业市场钱荒越来越严重，各种创意越来越难找到资金支持。。
2、硬科技化。与2021年相比，去年IT领域投资减少41.5%，生物技术领域减少49%，互联网领域减少73%，批发领域零售减少73.8%，而机械制造、化工原料、清洁技术和汽车领域剧增；基础设施基金也暴涨，从2021年的945,亿增加到2274亿 。一方面硬科技补课是必需的，另一方面看，全球未来科技竞争的主要着力点仍在IT、互联网、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这些新兴领域，所以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避免顾此失彼。
3、保守化。从过去热衷投资种子期项目，到向大企业、中后期项目倾斜。刚刚进入市场的新创意越来越难融资，据统计，2020年每个初创项目获得7900万投资，去年下降到4200万。
4、去美元化。去年外币基金募资额下降40%，从3065亿降到2496亿，外币基金数量从192支，降到到114支，几乎减少了一半。中国企业从境外融资额，更是从顶峰期的3801亿，锐减至814亿，降至2012年左右的水平。外币额的减少看似可以减少一些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实质并不是什么好事，不仅意味着中国科创市场融资困难加剧，更意味着中国科技项目的境外估值和影响力在下降，走进国际竞争市场顶端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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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过去近十年，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创业市场，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经济业态。不过这两年中国创业市场是出现了系统性的困境：人才变少，融资越来越难，世界科技竞争的主要领域被冷落，国际市场估值严重下降。中国的科技独角兽数量也急速下降，根据一贯对中国公司友好的胡润研究院的数据，2022年中国仅净增15家，而美国净增179家；2021年底中国独角兽数量仅比美国少186家，2022年差距扩大到350家，中国独角兽数量目前不足美国一半。同时，印度、东南亚新增的独角兽数量也在增加。
所以，目前全球的科技创新正在新的格局分化，中国之外的科创市场在迅速成长，如果我们不再重视创业，我们不仅会输掉就业，输掉产业，还会输掉未来。这种情况一旦持续5-10年，中国将在全球人才、技术、金融循环体系中被边缘化，即便有心重燃再起也是非常艰难。所以，挽救创业市场颓势，重新激发青年创业活跃度，事不宜迟，否则我们将输掉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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