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样是被叫做“阿姨”的照顾工作者,养老护理员的待遇比月嫂、育儿嫂要低得多。以我田野的这个地方为例,一个月嫂、育儿嫂的月薪可以达到七千到八千块钱,但是养老护理员的月收入还不到三千块。很多护理员都觉得这个工作很没有面子,不好意思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我认识的一个阿姨至今都跟她乡下的亲戚说她在城里做裁缝。
其实护理员还是把照顾老人当作一个比较低端和肮脏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每天要帮老人洗澡、换尿布,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老人的身体乃至排泄物。
另一方面,照顾老人也常常会让我们联想到旧社会中的佣人、老妈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伺候照顾他人的劳动常常意味着一种比较卑下的社会地位。平时的确也有不少家属跟老人会表现出颐指气使的态度,让阿姨觉得自己不受尊重。
从养老院的角度来看,考核阿姨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标准是干净和没有味道,所以阿姨们的日常劳动主要围绕着清洁这个任务。一方面是维持老人身体的清洁,要及时帮他们换尿布、擦身子,另一方面是维持养老院中环境的整洁,要经常扫地拖地,开窗通风。
在这些清洁工作中,最重要和最繁重的是处理老人的大小便。很多重度失能的老人都需要阿姨把他们从床上、轮椅上抱起来,然后慢慢地扶到旁边的坐便器上。因为无数次重复把老人抱起身的这个动作,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肌肉拉伤、腰部扭伤都是非常常见的职业伤害。
还有很多无法起床的老人,阿姨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得给他们换一次尿布。有很多老人包着成人尿布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常常下意识地去撕扯。还有一些老人因为大小便失禁而感到挫折、羞愧,总是试图自己清理,结果反而容易把大小便沾染到整个床铺。
很多护理员阿姨都向我抱怨,说这个工作又臭又脏,最最低等,刚去的几天很容易会有放弃的念头。但是她们常常又觉得她们这个年纪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她们这个年纪的乡下人,没读过几年书,又没有什么技能,所以只能来做这样的工作。这里有一种认命的态度。
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虽然社会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养老院一直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这家养老院的院长告诉我,一方面社会对这个工作还是有歧视的眼光,另一方面这个工作的待遇确实也不高。现在来应聘的99%都是来自农村的年纪比较大的阿姨,年轻人根本不愿意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实际上都是老人在照顾老人。
阿姨们每天的工作都在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肮脏,以及社会意义上的肮脏,所以他们很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然后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到老人的身上。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护理员陈阿姨正在把赵奶奶从床上抱起来,赵奶奶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体型又比较大,所以陈阿姨是气喘吁吁地,几乎是连抱带拽地把她搬到了轮椅上。
这时赵奶奶看着我说:“要是这个妹妹来抱我,肯定是抱不动的。”陈阿姨突然非常大声地斥责她说:“你想得好!人家是大学生,博士生,人家出去是要当干部的!她们年纪轻轻的,哪会到这里来做这种活,只有我这种年纪的人才来弄弄你!”
这段话一方面是陈阿姨对工作和老人的抱怨,另一方面也是讲给我听的。在她看来照顾老人显然是一个比较低下的工作,是她这个年纪的人才会做的。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代表的是高学历的,未来可能也会有比较高社会地位的年轻女性,所以我的在场反而让她把对工作的抱怨、对社会不平等的怨愤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这些阿姨既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感,也无法获得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尊重、肯定,那么在一个不断循环着负面反馈的工作环境中,她很难自发地产生同情和关爱这些正面的情感,而只能以言语上的抱怨来表达不满。
在日常的照顾工作中,护理员们要面对的第二个心理上的门槛是性别带来的麻烦。大部分护理员都是女性,对于她们来说这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需要接触陌生男性的身体,因为要帮他们洗澡、换尿布、擦身子。
这种性别和身体界限的逾越造成了强烈的羞耻和畏惧的情绪,有时也会带来一种道德上的肮脏感。60岁的顾阿姨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帮男老人换尿布的场景,仍然非常难堪。她说:“哎呀,那个难为情,实在是难为情……我家里人一个都不知道的,他们问起来我就说只是送送药片,擦擦脸。”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护理员阿姨才能逐渐克服尴尬羞耻的情绪,把它当成一种日常的标准化的劳动。
但是的确也会有一些男老人,表现出类似性骚扰的言语和举动,比如大谈特谈自己的风流史,在口头上占一下阿姨的便宜,或者在洗澡时故意摸一下阿姨的身体。这跟我们以往的想象不同,因为中国社会通常把老年人与和蔼、慈祥、威严这些形象联系在一起,把他们想象成没有性,也没有欲望的。
但是在养老院中,这些老人相对脱离了从前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他们不用再受到以往的身份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不用再扮演某人的爷爷或父亲,所以可以相对自由地去展现他的欲望,这也反映了老年人对情感和身体亲密性的渴望。
照顾中的第三个难题是如何照顾失智的老人。这几年来有很多护理员和家属都感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老年痴呆越来越多。老年痴呆其实并不是衰老带来的正常退化,而是一种疾病现象。最常见的是阿兹海默症,占所有失智症的六到七成,其他还包括路易氏体失智症、血管型失智症等等。
由于“老年痴呆”这个名字带有贬义色彩,近年来我们国家也在积极地推动它的科普和更名运动,代之以“阿兹海默症”或者“失智症”这样的说法。研究显示,失智症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呈指数增长,每增长6.3岁,罹患失智症的概率就要增加一倍,所以失智老人的增加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关。
当前很多养老机构出于安全责任的考量拒绝接收失智老人,尤其是公立养老院,由于它的床位供不应求,所以会反过来选择那些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老人。民营养老院为了提高入住率,就成为了接收失智老人和重度失能老人的主力,但也因此增加了护理员的照顾负担。
护理员阿姨常常像对待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哄失智的老人。有时候要和颜悦色地说“乖囡囡,快点睡”,或者说“快点吃,跟那个老太太比赛”。有时候要假装生气、恐吓他们,比如说“不要哭了,再哭喊护士给你打针了”。
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对失智老人的约束。每当我在研讨会上放出这张老人被绳子约束在椅子上的照片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老人很可怜,觉得养老院怎么这么冷血、残忍。但是在这个最直接的情绪反应之外,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养老院照顾环境的现实。
事实上,按养老院当前的照顾比,在护理型房间,一个阿姨要同时照顾房间里的五到六名失能老人,为了保证照顾的效率,她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当她帮其他老人穿衣服、喂饭的时候,一旦有一个失智的老人不小心摔倒或者伤到自己,机构和护理员都要承担最直接的责任。所以,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也为了保证照顾的效率,约束就成为养老院中通行的保护手段。
这两张图片里是约束手套,手套上会有一根绳子把手系在床栏杆上。其实很多约束手套都是家属在淘宝上买了以后送到养老院来的,这些家属心里肯定非常舍不得,但他们也都告诉我,作为子女,他们也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有过照顾失智老人的经验就会知道,很多重度失智的老人会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会很容易从床上,从椅子上摔下来,常常想要自己跑出门,所以照顾者的身心无时无刻不是紧绷的,整个家庭的工作、生活节奏都有可能被打乱。
其实很多家属也都是在长期的孤立无援、心力交瘁的状况之下,才选择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所以他们也都很明白、体谅阿姨的难处,眼下为了老人的安全好像只能如此,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约束失智老人看起来是一个照顾方法的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的问题。当一个老人失去了理性思维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当他被界定为失智时,他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份。
是不是为了他的安全,我们就可以合理地限制和剥夺他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比如把他绑在椅子上、关在房间里,把他讲的话都当成胡言乱语,无视他的要求。那么这些限制和剥夺的合理的界限在哪里呢?这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暴力和伤害?
2018年,我的外婆在一场手术之后陷入了谵妄,短暂地入住了当地的一家护理院。但外婆在入住之后不仅精神恍惚,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在我妈妈一次偶然的检查之下才发现,护理员阿姨为了不让她在夜间哭闹,偷偷给她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物。我在后来的一些访谈中发现,为了减轻照顾的负担,给失智老人服用安眠药是不少养老院中通行的潜规则。
近年来在媒体上也可以看到不少养老院的看护虐待老人的新闻,比如2014年,辽宁沈阳一家敬老院给老人喂“安眠药拌饭”,导致老人摔倒,生命垂危。2017年,安徽灵璧一家敬老院的老人被工作人员用鞋底扇脸。2019年,网络上曝光了一则视频,广东惠州一个95岁的老人被护工扯着头发拖行。
其实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社交网络上看到不少这样的新闻,国内有,国外也有。虽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它至少说明,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手段,但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被照顾者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
那么我们如何可能避免这些伤害,追求一种更好的照顾呢?
老韩曾经特地叮嘱我说:“你千万千万要记住,养老的阿姨一定要有爱心,你的论文里面一定要有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不会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和自律。
还有一部分民众认为付出更高的价格、把老人送进更高档的养老院,就可以规避照顾中的风险。姑且先不谈这背后的资源分配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专业化的培训和管理的确有助于形成行业规范,提高照顾质量,但它仍然很难全面地触及照顾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细微的互动。
我认为,我们追求一种更加良善的照顾,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专业素养,它一定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结构。它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老年人的主体性,我们怎样认识照顾劳动的价值,它也涉及国家怎样分配照顾资源,我们对机构和家庭中的照顾者又提供了多少社会支持。
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可以培育共情和关爱,这是最后留给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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