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感知自己的病无法医治的时候，就开始吵着要回家。但是回家又能怎样呢？疼痛怎么解决呢？是个问题。
拗不过他，我就说等两天吧，有些结果还要进一步确认。要不就说回家会更疼，在这里至少能好点儿。他很直接：在这里要花钱的啊……唉，父亲确实是个财迷，我们一直说他把钱看得比命重要。多年不体检，隐患肯定有。我说带他去体检他就说我傻，说你又不是钱多的没地方花。
后来我就回答他：回也行，回县城那个房子，我们照顾您也方便点，来医院取药也便利。他坚持要回乡下，说不能S在你的房子里?
我说：那不是您的房子么？房本上是您的名字啊
他说：你花钱买的，我哪有钱买。乡下的房子才是我盖的。
乡下的房子84年完工，40年前的砖瓦房，如果标准放低一点，我估计都可以算个古迹了。天气恶劣的时候，那个房子的功能跟个帐篷差不多。在邻居们都盖起两层楼的今天，父亲一直倔强的不肯翻建，因为“没必要花那钱”，“我和你妈妈还能住几年哦”等等之类的
父亲虽说病了，但他的思维还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构思着策略的问话，问我和我姐，或者趁我不在的时候问护士或医生，以验证他内心对病情的猜测。
真相终究瞒不住，我们偶尔的不回答或沉默，是他获得真相的进一步验证。
医生跟我们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回家，回那个外表破旧不堪里面充满情怀的老房子。同时也意味着，倒计时也是真正的倒计时。
我在他的床边支了一张临时床，便于照看。夜里如果他哼哼，就赶紧起来喂药止疼，止疼的时间越来越短，止疼药的剂量也越来越大，他的身体也肉眼可见的越来越虚弱。
某天夜里，大风大雨，那样的天气适合睡觉，我就眯着了。过会儿醒来，发现父亲横在床上，两只腿吊在床边，半张着嘴，我吓得不轻，摸摸他身体，体温还在。大声的叫了几声爸爸，他微微睁开了眼睛……我长舒一口气，问他：您怎么弄成这样的？他轻轻的摇头，迷迷糊糊的回答：我也不知道……
第二天，他问我：我要S在你旁边，你怕么？
我摇头。然后，他缓慢的点了点头。
此时的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接受了即将永远分别的结局。我伸过去抓住他的手，抵在我的下巴那里，他费劲的举过另一手，轻轻的抚摸我的头发，那几分钟，父亲和我默守着沉默，都没有流泪，至少，表面上没有流泪……
每当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他会反复的跟我讲，这样拖下去没有意义，还不如早点离开。并举例说某村某某人喝了一瓶某品牌农药下去，走的又快又安静。那叫一个解脱，那叫一个羡慕。我理解他的痛苦，但是又不能生硬的回绝他。
我说：您不知道我去帮您买这些是违法么？
他说：所以啊，我等旁边没人在的时候跟你说啊，我在家里走了，谁会来查？
这个话题在那几天里就跟老家的蚊子一样，一直嗡嗡的在耳边转。每次我外出回来，他就用嘶哑的声音问：买没买？买没买？……我真的很无语。
终于，我找到了回绝他的借口，那天取药回家后，又问我买没买？我说我真去买了。他眼睛一挑，似乎看见了“希望”。我说，那个药是杀水稻病虫的，现在还不到季节，买不到。他很快的打断我：多跑几家不行么？肯定有人有去年没卖完的啊……我说跑了好几家，有个店主还跟我聊了几句，说看我不像个种地的，即使有也没法卖给我。他失望的转过头，叹气……至此，没再提。
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吃药丸开始费劲，吃食物也开始成问题，疼的时候只能上针剂，我壮着胆，被迫学着注射。有时候边扎边想，要是这支扎下去，父亲能够平静的离开，我也能接受，对他来说也是个解脱。可是那不是安乐针，只能达到短暂的止疼而已。
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宁愿亲人早一点平静的离开，也不希望他遭罪的活着。
安乐死其实早已不是敏感话题，来探望父亲的乡亲，我跟他们基本聊过这个问题，都无一例外赞同安乐死，不希望离开的时候如此遭罪。
不治之症越来越普遍，已有相当一部分晚期病人非常痛苦，不存在生活质量可言，家属守在病床前，是煎熬也是折磨。
自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死亡不可避免，而当一个人终于无法忍受生的痛苦，是否可以有死的自由？
生是人的权利，死也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即使有若干条件），如果安乐死承认患者选择死亡的权利，应该算是文明的进步，人应当有权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你们说对不？
作为经历过亲人临终痛苦的家属，真心期待法律上关于安乐死跨出实质的一步。

下一节：葬礼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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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那天，中国已经有相关的法律作为支撑了

【 在 Evazhang727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努力赚钱，希望那天的时候娃能带我去瑞士进行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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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 在 Arjen11 的大作中提到: 】
: 难得一见的好文笔
: patpat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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