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三级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关键时候真的没用。事实证明，私营医院只能在某些方面作为公立医院系统的补充，而并不能承担与公立医院系统相同的作用。

从全国各省市奔赴武汉的医疗支援队伍，也都是从各大公立医院抽调的精兵强将。这时候中国最赚钱的莆田系医院跑哪儿去啦？没见他们派人参加医疗支援队伍。想必参与对口支援的各省市也很清楚，在这种关键时刻，私营医院既指挥不动，也指望不上，只有自己经营的公立医院系统才是可靠的力量。

回过头来看看，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意见》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它第一条规定：“拓展社会办医空间。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正是这场疫情，让人民群众看到，《意见》中的方针是多么不靠谱。首先，《意见》假设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当下拥有的资源已经完全满足、甚至超过了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所以才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然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退潮的时候才会看到海滩上谁没穿裤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湖北省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充分说明当地现有的公立医院系统不足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湖北省放在全国范围内还算经济和基础设施稍好的地方，2018年的人均GDP可以排到各省市中第10（不计台湾）【3】。更令人忧心的是，公立医疗资源少于湖北的省份还有很多，例如山西、吉林、广西等等。假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开始爆发于这些省份，估计他们更加招架不过来。

也就是说，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并不存在资源过剩，恰恰相反，公立医院系统整体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平时仅能做到勉强维持，遇到疫情时甚至会出现救治能力的严重缺口。



既然如此，“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的方针岂不是莫大的讽刺？疫情严重的时候，“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人民群众有目共睹——反正收治病人的不是他们，奔赴湖北的不是他们，甚至进社区喷消毒水的也不是他们。《意见》所鼓吹的医疗改革思路，恰恰是法家所批判的“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平时攥着仨核桃俩枣扣扣搜搜，不愿为公立医院系统夯实基础；等到遭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又只能依靠公立医院系统来救场。面对2020年开年的疫情，当初的决策者是否应该感到羞愧？

笔者并非“事后诸葛亮”，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意见》中“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的方针。《意见》刚出台时，我就撰文进行批评。而今新冠肺炎疫情证实了笔者先前的判断。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为14亿人口服务的医疗体制改革既不该有、也经不起方向性的错误。

国内有些打着学者、知识分子旗号的人，整日鼓吹用市场化来解决中国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也包括用市场化来解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他们只不过是读了几本外国书、从利益集团那里拿了些好处罢了。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抛弃了实践理性，对信口雌黄不以为耻。《韩非子·五蠹》中有这么一段名言：“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实，把这段话中的“先王之道”置换成“西方经济学”，便是对这些人惟妙惟肖的描绘。正是他们鼓弄唇舌混淆视听，试图将医疗体制改革引向一条“邪路”。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笔者倒是希望这次疫情能够让举国上下意识到公立医院体系的实际状况，使得医疗体制改革回归公益的方向。坚决做大做强公立医院体系，救民于水火，才是唯一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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