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去年住院的时候，没有跟我提起养老院交钱的事情，他知道我一定会数落他。我告诫他很多次各种各样的骗局，但他总自信能刀枪不入。2019年他交了10万的床位预定金给一个养老院，签的两年合同。我后来才得知这种“养老服务和床位预定”收费不得超过一年。那位把他当亲爹一样哄的业务员把养老院的政府背景说得天花乱坠。今年5月份，两年合同到期，养老院只用了“没钱”两个字就打发了老人家，没钱退！这两年想必他心里有很多的七上八下担惊受怕。钱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信仰，万事皆不可靠，唯有钱能保他。他节省到极致，一分一分地存下。
青松老年公寓在一个较偏的位置，坐地铁到远郊，再坐30分钟的公车，只有一条公交线，每半小时一班。爸去很多次要钱，他腿脚不利索，来回一趟很费周折，于是他住进了养老院，一是方便要钱，二是抵扣费用。那时长沙来了一波疫情，养老院封闭起来，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失去了自由，也常常抱怨伙食糊弄，仅一个月就发病了，很严重，他像小孩子一样渴望借此离开养老院，回到他熟悉的环境——他常去的一所医院。十几天后，他走到终点。
青松规模很大，楼看起来都是新盖的，里面既有养老院，也有医院，这叫医养结合。爸去逝后的第四天我找过去。对接的业务员没出现，一位女领导接待了我，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她咬定没钱不松口。好吧。
九月的长沙，天气仍然能烙铁，每天都在高温预警，我像个外地人一样水土不服，每 天拉肚子，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小身板硬扛着，开始了“秋菊的信访”。
青松的养老机构执照是长沙县民政局发的，政府又拨了50亩国有用地给他，50亩是什么概念？就是3万3千平米。青松是国家普惠养老的湖南试点项目，号称“党管公寓”。老唐并不糊涂，他一辈子就相信党，党不会骗人。
现在政府都有接待大厅，按业务取号去不同的柜台，过程流畅简洁，感觉通途就在眼前。柜台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诉求，便告诉我养老科的房间号，又担心我找不着，还请一位工作人员领我过去。敲开门，空间比较局促，四张办公桌两两相对拼在一起，墙边是沙发和文件柜。科长外出了，三位科员在办公，一位科员让我登记了信息，说第二天科长一定会回复。第二天，并没等来科长的回复。
隔天我去了长沙县信访办，信访办是单独的一个小房子，与政府的办公区分开。中午门庭清静，有一位工作人员午休回来，他让我先去填表，我写下来龙去脉，他归纳为两句话，用突出的篇幅记下了我身份证上的详细地址，让我觉得惊奇不已。他去另外一间屋子给养老科科长打电话，出来对我说，养老科会让青松的杨院长给我打电话。然后就不再搭理我，意思是我可以走了。我想到要留个凭据，就问他要“受理单”。他打印了一张“来访基本情况登记表”给我，从此再无消息或回访。青松的杨松青也没有给我打来电话。
县级无果，我去市级。市民政局的一位处长递来一杯茶，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他还告诉我如果是在十八大之前，我没有可能进这个楼，进这张门，他说这些年政务改革力度很大，风气也变了。
我等来另一位主管这摊事务的处长，是位年轻的姑娘，干练利落，她给县养老科打电话，要求让杨松青当时就给我来电话，她要在现场协调一下。等电话的时候，她给我订了份工作盒饭，我们边吃边聊，她劝导我如果要不回来钱，就当建设家乡了。杨松青真的来电话了，处长督促他还钱，又让他定一个时间、地点与我见面。杨松青定了第二天上午10点到养老院见面。事情终于有了进展。我感激得有点不好意思，觉得给处长添麻烦了。她是第一位站出来解决问题的官员。
第二天我按时赴约，杨松青却没有来！杨松青到底是何许人啊？这位把我们家搅得不得安宁的陌生人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上网搜他的信息，媒体关系真不错呢，有好些采访和文章，很能说的一位。身世还挺凄惨，被父母送人，由一位老人家抚养长大，他有孤儿的心境，又感恩老人，所以后来既做了幼儿园的生意，也做了养老院的生意。
无果三连。于是我去了市信访办，市信访办开出一张介绍信让我去县人民政府。闸机口一位慈眉善目的保安大姐拦截了我，她对我深表同情，但苦口婆心劝我再去墙外的信访办。我只好退出来，右拐去了左面的楼，幸运地碰个好时机，刷健康码进到了办公楼里，见有陌生人东张西望，领导们陆陆续续从办公室里出来围观，保安慌张地跑过来问：“你怎么进来的？”。我手持介绍信娓娓道来，大家听了来由，有位主事人进屋去联系县养老科，意思是让杨松青来领人，又出来告知我一会儿会有养老科的人出面，带着杨松青、我，三方一起解决。事情又有了进展！我坐在大厅等，见久无动静，就去了趟走廊深处的厕所，再出来，就看到了视频里见过的杨松青，他说那我们走吧，我快意答应，心想养老科科长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解决问题呢。
其实呢，没有养老科科长。杨松青开车去养老院，一路上向我讲述他为养老院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气，他现在在想办法搞钱，大家都应该支持他，为他分担一下。
他说怎么搞钱怎么搞钱。怎么搞钱呢？他想把50亩国家划拔用地变更为出让土地，土地性质变了他就可以拿去抵押贷款。并且，他在50亩用地上火速盖了8万平米的建筑，也要一起作价。他没拖欠一分钱工程款，欠的全是老人家的钱。他押了一大票赌注，赌政府会保住这个普惠养老项目，他也想通过维权老人给政府施压。妙啊！难怪不想还钱！我们全是他手上的筹码。不幸的是，他的审批手续走得不顺利，有的领导签字了，有的领导在拖延。他愤愤地说：凡是不帮助企业家的政府官员都应该被枪毙！他之所以这么交底，大概是以为我和他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一松手，我们就都有钱了。
眼下呢，他真不打算给我钱。他和那位女领导唱对歌，一个说想办法搞点钱，一个说真没钱。我默默地给处长发去一条短信，告知我在养老院现场，问她能不能帮忙干预一下。不久杨松青出去接了个电话。再这样演下去真是无趣，他讨价还价，转了3万给我，说余下的款按两次在10月和11月还给我。我要求他出具一份承诺书，他让财务室照做了，并签字盖章。当时他问我，我们家在长沙还有没有人，天真如我，说：没有了。
离开长沙我回家两个多月了。他果然泥牛入海，无迹可寻。找不到人，要不回钱，我打市长热线12345，说：我爸只住了一个月就过逝了，养老院能不能退回余款呐。投诉被转到县民政局，然后又转到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又转回到县民政局，在必须要回应的截止日，县养老科终于来了电话，说杨松青会给我打电话。就这！然而，我没等来什么电话。
于是我在网上给湖南省信访办写信，又看着它被转到长沙市信访办，又被转到长沙县信访办，又被转到长沙县民政局，然后呢，就没有了。多么熟悉的循环往复。
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因为官司肯定会赢，但仍然拿不到钱。长沙已经暴雷过一些养老院，有结果可参考。
最后跑题说一个小小的插曲。父亲最后的时日，我给他找了一个安乐病房，两院之间11公里，我预定了一辆带呼吸机的救护车来转院，结果呼吸机一直报警，不能正常工作，看着父亲命悬一线，脸色发乌，眼里露出恐惧，我也几近奔溃。救护车上演着生死时速，在最后的关头，将这个巨大的风险扔了出去——太幸运了，到医院还没落气！那天夜里，爸走了。这个细节想起就不能释怀，让他遭罪了。只能想他脱离了病痛也脱离了不如意的人生，现在已经通透宽阔了。
如果只是任由事物自由落体，太多的精力会消耗在每一个跑偏上。我当然想要回钱，但目前看来也只能托付给随机和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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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ongdongee22 的大作中提到: 】
能发一下原贴吗？看看事情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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