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权运动对父亲的诋毁持续了30年后，如今已经将矛头转向了母亲。《女士》杂志的编辑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说过：“所有的女人都被认为是想要孩子的，但是我不想要孩子，而且永远不会有懊悔感，因为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时，她就会背叛自己的性别。”女权活动分子不断鼓吹削减母亲的产假和育儿津贴，并且多年来一直告诉我们，孩子们在儿童护理中心发展得要好得多。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婴儿是这么脆弱，你们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坚持反对把婴儿放在日托机构的原因了，除非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在面对经常更换的照料人员时，幼儿可能显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们原本应该与父母亲建立情感联系，在父母亲的怀抱之中得到安全健康的发展。在过去5000多年来，这样的做法几乎未受到什么挑战，但是今天的许多妇女觉得，她们在孩子出生后不久除了尽早回到工作岗位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你是其中之一的话，请允许我带着同情心和尊重的态度说，我理解你面临的经济和情感压力。但是对没有别的选择的年轻母亲来说，我要强烈建议，你不要把自己的婴儿交给儿童护理人员，她们中的很多人工资收入很低，没有接受过培训，是不可能像你那样对婴儿充满爱心的。
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以确切的数据为依据的。美国儿童健康和人的发展研究院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对美国十大儿童护理中心中的1100位母亲和孩子作了评估，他们的年龄分别为6个月、15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初步的调查结果曾刊登在《今日美国》上：“上班工作的母亲担心，如果她们把自己的婴儿和学步孩子请别人来护理照料的话，她们与孩子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来自联邦政府的消息指出，她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幼儿的最初3年里，他们在托儿机构呆得时间越长，那意味着母亲和孩子的积极相互作用就会减少。”初步的发现证实，让年龄幼小的孩子呆在日托机构里，这意味着母亲与儿童交流的减少，而且孩子还可能减少对母亲的积极反应。换言之，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结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早的日托体验的消极影响，尤其在母亲本来就感觉迟钝时更是如此。
上面报告的数据是在研究尚未结束时公布的，在该项目于2001年完成时，研究人员宣布了更为令人不安的发现。他们指出，大部分时间在儿童护理机构度过的孩子与主要由母亲照料的孩子相比，在幼儿园出现行为问题的人数要多2倍。这些结果是以母亲、照料孩子的人员和幼儿园老师打出的分数为基础的。儿童在护理机构呆的时间与攻击倾向、对抗和不服从等行为特征之间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他们在外面的托儿机构呆得时间越长，行为问题就越多。该项目的主要调查人员之一杰伊?贝尔斯基指出，1周在托儿机构呆的时间在30个小时以上的幼儿“更为苛求、更不听话、更具攻击性。他们在以下方面得分更高，如打架、残酷行为、欺侮人、自私卑劣，以及说话多、提出的要求必须马上予以满足等。”这对目前在美国的儿童护理机构的1300万学前儿童，包括600万婴儿和学步幼儿来说不是好消息。
在这一研究的结果公布以后，在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多年来一直告诉我们，孩子们在儿童护理中心发展得要好得多。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攻击，声称其发现结果是无效的。其他人则要求联邦政府为高质量的儿童护理项目提供更多的经费。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即对那些不得不依靠这类机构的父母，应该提供更好的日托机构选择的机会。但是，我倒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为什么不减少对父母的税收呢？这样的话，母亲就可以从事她们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即在家里和孩子呆在一起。
在“公共议程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中，70%年龄在5岁以下儿童的母亲想离开工作岗位，71%的母亲称送孩子日托是“不得已”的选择。当问及什么样的儿童护理做法对幼儿来说是最好的时候，70%的母亲称家长之一留在家里是可取的方案，14%的母亲认为，夫妻俩上班时间交叉分开最好，6%的母亲选择请一位亲戚来帮忙，只有6%的母亲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一个高质量的日托中心。公共议程组织的负责人德博拉?沃兹沃思说：“在提到把孩子交给一个她们不认识的成人去带时，母亲们都充满了焦虑。”
这对公共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请让我再说一遍。美国国会应该为那些选择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母亲（或父亲）提供减税和其他经济刺激的措施。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没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想从有两份收入的家庭多征收些税收，也因为他们被那些女权主义分子和其他持相近观点的人说服，让政策有利于就业的母亲。应该让天平保持平衡了。我并不是对那些竭力去完成所谓的“双重责任”的上班母亲没有同情心，她们也需要得到我们的爱和尊重。许多就业的母亲之所以成为劳动者中的一员，是因为她们在经济上没有其他选择。
在社会舞台上，人不能随心所欲的扮演角色，角色的承担要有一个确定的过程，角色确定是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完成的。角色的确定是否有效，最终是由社会决定的，但它也与个人的活动和努力密不可分。对于女性，她的性别角色是先赋角色，而母亲角色是自致角色。人类既是文化生物也是自然生物。对人类而言母亲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它不光履行其社会责任，还履行着生物学功能。问题的严重性是，存在着今天的女性只愿做女人不愿做母亲的现象，即只愿扮演女性角色而不愿扮演母亲角色。例如反对生育，放弃女性做母亲的天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原因是生率不足，这是另一种“人口炸弹”。它的含义就像“人口爆炸”一样深远。美国未来学家发表文章说，“各个发达国家走向集体性‘自杀’。这些国家的出生率低，老龄化赋闲人口的队伍日益庞大，瞻养他们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超过了年轻人的承受能力。
女性放弃做母亲的天职的原因很多，如经济原因，价值原因，观念原因等。作者经过研究发现这些都是表象原因，其根本原因如下：
“物缘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了主流文化。这种文化背景下，婚姻模式变成了一系列的多配偶婚姻。性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性的行为而更成了一种娱乐性的行为。年轻的妈妈们忍耐不住她们短期的产假（2至3个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社会中去。婴儿和尿布对她们来说似乎变成了一种痛苦与折磨。因而未婚生育盛行一时，而离婚率、堕胎率高的惊人，这些都表明，人类反对生育成了一种趋势。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专家则正在为这种社会文化大唱“赞歌”，同时也庆祝“另类”的诞生。这里是说：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以及所有那些追求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单身，无儿女，集体婚姻，未婚父母等。这种情况的延续，必然导致母亲的衰落，最终导致“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彻底解体。只以反对生育为例就能说明其危害性。历史上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到今天还剩下多少了？古希腊、古罗马无不因此而亡。一个民族打仗胜了，就有了许多奴隶，因此这个民族的生活就变好了，以前那种严谨、朴实和艰苦奋斗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便是荒诞无稽的消费、疯狂的挥霍和无节制的淫乱。这些都是建立在母亲衰落和反对生育基础上的。母亲衰落和反对生育的后果，就是人口素质急剧下降、出现人口负增长，但是奴隶的人口却正好相反。因此，奴隶主衰亡后，奴隶们就获得了一种自然的解放。后来的欧美人的祖先就是从当年的希腊和罗马帝国中这么自然解放出来的奴隶。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更多：中国历史上的士族、宋朝时的汉族人、蒙古人、满族人无不如此。例如满人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已经主要靠汉族人打仗了。
所以，反对生育，放弃做母亲的天职的民族，其衰亡是早晚的事情。无非跨度大罢了。重视母亲，重视“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的民族、国家，从短短的几十年的跨度来看，似乎作用还不算特别明显，但是从上百年、上千年的角度看，他们是大有希望的。
从上可以看出，母亲主导着“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对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兴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人类反对母亲角色，就等于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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