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贴吧倾诉这些经历，人们不会为你的遭遇提建议，反而会表现出幸灾乐祸或
调侃的态度。其他人很难共情，无法理解，他们会觉得985毕业生就应该混得很好。”
今年夏天，李濛无意间在豆瓣网发现了“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该组有近11万成员，他们都毕业于985高校，但自嘲为“废物”。他们在小组内分享职场
上的挫折、找工作屡遭碰壁等不如意之事。
“小镇做题家”这个流行词，就出自这里，形容一群只会应付考试、出身背景一般又能
力平平的人。
有人认为，小组更像是一种互助会，眼下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还是想努力去过得更
好。
从大学毕业后，李濛一度和同学们保持距离，尤其是拥有好工作的那些同学。她会屏蔽
对方的朋友圈，甚至将其从好友中除名，“想要学会自我保护，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圈子
了，没有必要再接触了”。
“从985高校毕业，不可能每个人都事业成功。很多人自认失败，只是社会的舆论让他们
感觉到自己混得不太好，和学历不太匹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李濛说道。
她认为社会观念应该有所改变，学历不再是评价能力的唯一标准，也不该成为高校毕业
生的一道枷锁。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
一、跳出稳定，做点喜欢的事
李濛出生在江苏省小城，父母都是公务员。小时候，她一直是标准的好学生，高考后念
了一所省内985高校，报取了核相关专业。“当时家人觉得专业很热门，根据分数做出了
最佳选择，并没考虑今后的就业。”
在父母心目中，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从大四开始，李濛就参加过国考、省考、地方级
考试，但始终没有通过。
最终，她通过北方某省一个县城的人才引进计划，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工作的内容和过
去的专业完全没有关系。
学了四年核专业的李濛，成了一个文员，为城管局、卫生局、园林局写各种材料。
一年多过去，李濛仍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休息日就在出租房度过。“这里以吃面食为主
，饮食不习惯。用开水壶烧热水，不到一个月就有水垢了，环境也不习惯。”
在办公室里，无形化成了两个圈子，本地人，一个是招来的2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李
濛称，本科生要求是211、985高校毕业生。“好几个是浙大、复旦毕业的。本地人的年
龄有些大，学历普遍偏低，很多是高中文凭。”
实际上，李濛有更好的选择。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一家规模世界500强的医疗公司，工
作地点在南京。每月带补贴有1万元收入，年终奖在20万左右。
而她现在的工作，每个月只有5000多元，不过父母看重了事业单位编制。
在办公室里，李濛发现这些通过人才引进过的同事们，和小组成员的经历有很多类似性
。
“有的人就像现在常提的小镇做题家，工作中的反应和表达能力偏差。还有不少人觉得
社会竞争力大，想求个稳定才来了这里。
我有个同事，他很聪明，会多门外语，但不太会和人打交道，社会化程度比较低。这样
的人很多，不过只能扎堆在那个小组里，在网上抱团取暖。”
李濛并不甘心这样的生活，工作之余，她开始准备考研，目标是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
业。她称，过去选择的专业上都出于实用性，这一次更想听从兴趣。
这个决定，同样考虑到了父母，想要达到一种平衡。
她说：“如果考上，我未来就能去大学教书，或者去研究所工作。对父母来说，这也是
稳定的工作，同样也是我感兴趣的。”
稳定的生活，很大程度意味着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unsplash
平日里，李濛喜欢玩游戏，连QQ头像用的也是二次元。她有并不被父母、老师知道的一
面，比如游戏里，她没有生活中那么乖，而是一个厉害的玩家。
在复习考研之余，她有时会用手机玩游戏，放松一下，很多朋友也是在打游戏时认识的
。
在网络签名上，李濛用了自己喜欢的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一句俳句：“水鸟嘴，沾有梅
瓣白。”
眼下，她期待能早日去读中文，重新进入校园。那时，人生就能开启新的一章，过上自
己很喜欢的生活了。
二、“他们说，我好像变成了大人”
尽管过去了7年多，但陈丽还记得这句话：“你不像复旦大学的学生。”
这句话让她觉得羞愧，还好自己已经走出来了。那是大二暑假，她参加一家杂志社的实
习生面试，但被拒绝了，而其他同学却非常顺利地去了大公司实习。
对此，陈丽常把自己的弱点，归因于成长经历。
陈丽是上海人。在上初中前，她都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栋占地4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里。
谈到这些，她有些不好意思：“一楼是爷爷和奶奶开的烟杂店，里面隔出了个小房间，
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上厕所需要用痰盂”。
陈丽谈到了自己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做财务，经历过好几次企业倒闭，因此家里的经济
状况很紧张。父母都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从不在外面吃饭，也从不邀请朋友来家里。
“爸爸很不会适应单位的环境，别人讲的话，他都听不懂，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差。在家
里，他还总是贬低我。”陈丽说。
作为公司的小职员，父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女儿身上，但却让她感受到了更多负面和压
抑的情绪。
从一所普通小学毕业后，陈丽考进了上海的一所名牌中学。环境的突然变化，让陈丽很
难适应，敏感地察觉到了人群的差异。
陈丽说：“同学们的家境都很好，能明显感觉到别人都比你活跃，声音比你响亮，表达
也更清晰、流畅。我那时连老师上课的节奏都很难跟上。我在班级也被冷暴力了，这件
事让我之后的生活几乎瘫痪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大学。在复旦大学，陈丽选了一门小语种专业，她觉得新的语
言会帮助自己打破局限性。
但她却发现，自己和同学们的差距很难弥合：“有个同学的意大利语很好，她没有学过
法语，但听了音后就能拼写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也很晚才意识到，在大学的学习方式
和中学不一样，需要更主动地学习。”
陈丽称，名校更像一个小型的名利场，聪敏的同龄人更擅长通过老师、社团来获取资源
，早早地为毕业后铺好了路。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一种东西罩住了，非常迟滞。情绪会改变你的语言、洞察力和学
习方式。” 毕业后，陈丽选择去国外读研究生，她选择的专业是比较文学。
2015年，她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半年之内，她做了3份工作，除了薪资低
之外，还屡次遭遇被人解雇的情况。这段经历成了她心中的阴影。
最终，她还是如愿进了媒体，先在当地报社工作，后去了一家较有影响力的艺术、生活
类杂志。她认为，这份工作带给自己许多改变，学着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自己也变得更
自信。
朋友们也看到了她的这种转变，“他们说我好像长大了一样，变成了大人”。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对陈丽启发很大，从中了解到了另一种生活体验。书中写下了
这样一段话——
“如何才能让学生获得真实的力量？我始终认为，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
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
在复旦大学念书时，陈丽选修和旁听了很多文史哲课程，当时她并不在意学分。这段经
历，陈丽觉得非常珍贵，尽管自己多少有些碰壁。
“在这所大学求学最大的福利就是，无论你追求成绩、工作还是其他任何方面，你都可
以自成一派。过了好几年后，我才开始正视那段时间的力量。”
三、未来，还是要靠自己
哲学家韩炳哲在著作《倦怠社会》中表示，他认为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已经远去，当代
正在变成绩效主导、竞争性社会。在提倡高效生活的同时，人们容易习惯自我剥削，常
陷入焦虑，也丧失了沉思能力。
陈飞辞掉了大专辅导员的工作。但在网上寻找高校工作时，他发现其对学历的要求越来
越高。
此前，陈飞在一个普通二本读的社工专业，研究生考进了北京一所985高校，学了社会学
。毕业后，他回到老家云南，在一所大专院校当辅导员。
无论是985、双一流、普通本科专科，总要毕业，总要离开的。/unsplash
“最近看招聘，发现职业学院、大专招的老师，要求博士生，硕士只能去当辅导员。云
南师范大学招的行政院人，都是要求本硕双一流优先。现在大城市的一些中学，流行招
博士当老师，以前闻所未闻。”陈飞说。
2011年，陈飞刚念大学时，学校的老师大多是硕士学历，唯一一个本科学历的老师是一
个优秀的北大毕业生。临近毕业，学院里来了个博士当辅导员，老师的门槛变成了博士
生。
在陈飞读研究生时，发现普通本科高校已经倾向招博士后、海外留学博士来当老师，普
通的博士生则没机会去一流大学任职，等到自己硕士毕业，这个学历只能去普通大学当
辅导员，或者去大专院校当老师。
陈飞认为，这种竞争并没有必要。“我给你举个列子，比如高考。假设，清华、北大在
一个地区招100个学生，那么想考上的人就要拼命学习。
假如大家一天都学习8个小时，但有一个人想学习12个小时。一般来说，学得更久就更有
希望考上，所以更多人也开始学习12小时。
渐渐地，人们学习时间变得更长、更吃力。大家越来越辛苦，但名额还是那么多，这样
竞争对谁有好处呢？”
在民办技术学院当辅导员的这一年，陈飞发觉教育差异的背后，更多是地区、家庭之间
的差异。
陈飞的学生，都是高考的失利者，大多来自云南的小城市、乡镇。
“他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门打工，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
。孩子们没人管，中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差，自然被老师边缘化，成绩受到影响。毕业后
，他们在求职上的竞争力，不说远低于大学生，也会比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要吃亏许多
。”
实际上，毕业快两年的陈飞也面临同样困境。很显然，学历在越来越成为必备品的同时
，也在迅速贬值。
一个朋友向他抱怨过，大学念的是生物制药专业，当时可以在药厂找到研发工作。但毕
业后，他发现只能从普通的基层工人做起，工作本身也对身体有些伤害。
现在，陈飞对这些想得更明白了。他认为“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成员们，“没有认
清学历和未来，两个关联度不再那么重要，有可能是在象牙塔里呆久了，该走出去了”
。
“未来，还是要靠自己。”
陈飞打算在昆明找一个新媒体或策划类工作，没有工作的这几个月，当是一次长假，“
从头开始学也没有关系，以后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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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3.9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