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洪范禹碑》蝌蚪文符解读
一,背景
上古至夏商周三代,华夏文明区域内诸邦国族是有长期共存历史的。
上古至夏代,万族万邦长期共存于华夏文明区域这片得天独厚最适宜人类文明发育之沃土。
此外,商汤放桀亡夏,也并不是说夏人夏族从此就灭绝了。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姬姓兄弟俩把殷商的两代姑舅老表都干掉了,也不是说殷人商族全杀光全变成了奴隶。
在夏商周先后称王成为天下共主之前,夏族夏国、殷人商国、周人周国,就一直都长期共同生存于华夏文明传统中心地带所谓中原区域,以盐池周边为其中心。
历史上直至满清时代的北方草原,很长时期内都是诸族各部落各据其地共存共生。有一段时期某个民族某个部落强盛一时,它族它部落臣服。过一阵子,另一民族部落强大起来,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共主狼王。但原来的狼王家族族群也不是全都杀光、从此消失,大多仍然长期存在。
夏商周的情形,与此略相仿佛。夏衰商兴、周革殷鼎之后,夏、商也并未完全消失。杞国、宋国都存在很久。夏之支系、旁亲如越国乃少康庶子无余之后裔、楚国所谓帝高阳颛顼之苗裔等,则存在更久。
当然,华夏先民、夏商周三代王朝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农业区域。虽然仍有游牧渔猎遗风,但农业手工业商业已逐渐走向成熟。中原诸邦国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草原诸部落种族的情形有巨大差异。即便生产力水准基础有相似处,也只可类比,不能照搬。
但不管怎样,夏商周时代彼此之间的共存共生、彼此间的战争以及王朝更迭情形,与秦汉以来大一统后的历代王朝顺序更替情形相比较,完全是两码事。
按后世王朝更替的模式,去想象理解夏商周三代时的情形,会在根本上犯错误。
夏代之后,商、周在长期共生共存历史中,逐渐成为当时历史舞台主配角。到了历史上的殷商时代中后期,双方更是既常有相互攻防的战争,又常有相互婚姻的政治交易。双方的关系,似乎与明末清初时,关外的满清与蒙古诸部关系,有颇多可类比处。
商王帝乙所生诸子,微子为长子,纣王辛是幼子,是同母兄弟。而其母生微子时非王后,生纣王时则已成为王后。史料记载,帝乙本欲立微子,最终立纣王太子。据说是接受了"立嫡不立长"的劝谏。
商代的继承规则,既有父子相继,更多有兄终弟及。并无"立嫡不立长"的周代礼制。考虑到商代历来王后妻族都是掌有国家祭祀宗教神权(直到周代诸候殷商余裔宋国,亦如此),始终有极重政治参与权力。帝乙这位先以妾妃身份诞微子等王子,又以王后身份生纣王的王后,很可能是来自祭司阶级。
相应的,微子等之所以不得立,大约是他更年长,按兄终弟及制度旧例,一般主掌王国核心商业事务、外交。与姬姓周族等王国主要商业对象交往较多,彼此间利益纠葛更多关系更复杂,也更相对"平等""友好"。
同时,正是在帝乙、纣王的商代未期,逐渐强盛的周人周国也依靠婚姻政治,开始渗入乃至参与了商代王室政治。
周国在开国之初,有古亶父不立正室所生长子次子泰伯等王子,而立侧室所生幼子季历,季历亦再立侧室所生姬昌(即文王)。其中的理由,史载是所谓古亶父认为季历姬昌是更优秀更"贤″能的继任者。
但这段历史反应的继承祖制,却与后世周礼"立嫡以贵不以长,立子以长不以贤"原则,完全相反。
其所以如此,根源可能在于古亶父季历父子的正室夫人,都是来自其宗主国商王家族。而其侧室则是出自世代联姻的姜姓等部族,或与周国地位更相近的商王属国部族。
周国为了避免被大邑商用政治婚姻主导同化征服,不得不连续在继承制度上灵活变通。
商周鼎革前后,双方政治婚姻的相互交往与攻防,对商未周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商周鼎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诗经.大雅.大明》篇对周代早期王室婚姻继承有明确记载,《周易》之《归妹》《姤》等卦卦爻辞也多有提及商周政治婚姻造成的局势及相应的应对考量。诸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之类,其实都隐藏着大量商未周初真实政治婚姻外交斗争内容。
如果考虑所谓文王演易,姬昌是在被囚羑里时演易,殷商后裔孔子对易经又特别重视,这些卦爻辞隐含的意义,就更值得推敲。
泰伯"避位″季历继承,泰伯远涉江湖迁东南创立吴国,究竟是周国在商周鼎革前后严竣复杂斗争形势下,分支迁徙保留血脉或扩张势力之举?还是商周上层达成的共识?
究竟是周国应对商王强加政治婚姻,主动应对,以避免周族被商王用政治婚姻手段同化征服?还是商王主使让周国分裂,强迫改变周国原有继承制度,让周国被迫接受幼子继位主少国疑的弱化策略?
这一段历史对周礼继承规则的确立,必然产生重大关键影响。
泰伯东南迁,还可能反应了一个重大问题:商周时代,中原文明中心区域与东南地区有密切交往,现代所谓的良渚文明区域,在商周时代始终是王国密切关注区域,甚至是较重要组成部分、支点。
当然,也可能是中原王朝王国公认皆知的主要流放场所。类似于满清的宁古塔、伊犁之类,是常见于史册文献诏旨文书的名场所。
周是农耕立国的礼乐文明,整体趋向忍让保守而非进取。相反,工商立国尚武嗜杀的祭祀文明商国却是喜好征伐。那么,为何会是周武王主动伐纣?
恐怕当时真是被大邑商逼到墙角了。
周族周国连续三代被打压,被迫接受长子被废迁乃至直接被杀害,面临主少国疑幼子继承制度化长期化局面。他们不可能指望连续三代继位幼子都是寿命超长贤明君主,全是德川家康天命之子天选忍者神龟角色,那种概率太低了。虽然实际上他们家连续三代幼子季历→姬昌→姬旦,一个个确实就是那么优秀且健康长寿。
武王姬发不伐纣,恐怕最后也得被商纣王想方设法废黜弄死。从季历到姬昌,商王室要求的都是周国立"贤明"幼子,而且周公姬旦显然又是一位贤明的幼子。
姬发不起兵伐纣,他伯祖吴泰伯、大哥伯邑考的命运,他恐怕也难逃。
商周鼎革,源于商王室持续三代采取分化废迁杀害长君,强迫周国始终立幼子继承以图削弱周国的策略,从而把周国逼到了绝境?
商王政治婚姻控制同化周国,扶植"君夫人"子孙以主导周国政治。与强令周国幼子继承弱化周国,废迁乃至杀害铲除"君夫人"嫡长子。这两个策略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商未周初却可能统一起来交替执行,以达到削弱对手最大效果。
商文明是人牲祭祀文化盛行的残酷文明,因重大事件或间隔较长时段,需举行重要祭祀。祭祀时,除了屠杀战俘、奴隶、老弱,也有贡献重要人物诸如勇士或宗室外戚成员、属国王室成员等情形,将他们献给祖先作为光荣祀品。这种可能性似乎也存在。
如果真地出现这种祭祀规制,则周国的"君夫人"长子次子既有被培养作为继承人的可能,也有沦为祭祀祭品的可能。吴泰伯的逃亡避位迁徙,伯邑考被杀变成"肉羹″,一再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这就不仅是继承制度重大缺陷冲突,帝王姻亲家事导致战争,而且是祭祀文明与早期礼乐文明的冲突碰撞了。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商代祭祀制度的重大缺陷,直接引发商周鼎革战争,也摧生了周代礼乐文明的进步。
二、旁征
在商周鼎革时代,有所谓"帝乙归妹"之政治婚姻。它对于商周鼎革之进程结果,或许发生过决定性作用影响。但其具体情形却已无详细史料记载,只能据残缺历史信息、商周鼎革进程结果以及后世之类似事件,作一些合理化推测。
对于商周之间这段婚姻政治,历史书写者、商周更迭之战争胜利者,周人周王朝没有什么记载,似乎极力淡化弱化抹除相关信息。而殷商后裔如孔子、儒家,则十分重视,颇有张扬其事、发掘其中隐私的动作。在儒家传世经典,易经、论语、诗经、春秋等等文本内,多有隐晦总结概括提醒之表现。
这种情形,与历史上杨隋取代宇文北周之、新莽取代西汉等等情形,有若干可类比之处。但更令人觉得与之相类似的事件,或许是历史上另一起有名的所谓"赵氏孤儿"事件。
它是一场政治婚姻引发家族几近灭亡,最后又成功反杀的连环历史剧集。事件的关键人物女主角,同样长期被掩盖在国族间复杂政治搏斗之幕后。
杨隋、新莽之朝代更迭剧本中,女主角杨坚女儿周太后、王莽族姑王政君之作用影响,历史记录颇为清晰分明。它们与商周鼎革之帝乙归妹、三家分晋之赵氏孤儿故事中女主角之晦暗不明情形相比较,明显颇不相同。
后面这两事件之女主角,给当时历史书写者、后世历史阅读者一种相似的特殊印象:虽然相关历史进程不能不牵涉到你,但你所作所为实在让人难以下笔、一言难尽。她们也绝非杨坚女儿北周太后、王莽族姑王政君之"身不由己""被动"乃至"受害者"情形。
赵氏孤儿故事背后女主角很难写。对这位女主角,三家分晋亡国后的晋国公族后人,大约也想编写一则《归妹》卦爻张扬之以为教训。甚至也要忍不住感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战国七雄之赵国赵族人,对这位诞育了赵氏孤儿的先祖母,大概也没法下笔。他们只好编了一个更感人故事转移视线,掩盖其人其事。
《左传·成公五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左传·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这故事已被历史书写者赵国后人们改写成了《赵世家》《韩世家》之中所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後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兒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兒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兒,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兒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兒。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後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於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後。今君有命,群臣之原也。”於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後。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晋由此大夫稍彊。
故事曲折凄惨壮烈感人。以至于写"无韵之离骚"的作者,即便知道这故事大概率是赵家人编地,也舍不得扔掉。最终,对于这起事件,太史公破天荒地在"史家之绝唱"里,竟然列了两个不同版本故事于《晋世家》及《赵世家》里并存。
《晋世家》里的版本,显然来自《春秋左氏传》。于是,这故事与笔笔削削了《春秋》的孔子也就有一点关联。
孔子去世时,往下距离战国元年仅三年,离三家分晋也只有二十多年了。当时,晋之公室已然名存实亡。战国七雄的赵国,其开国始祖赵襄子当时已二三十岁了。赵氏之兴起,同样已然人所共知。
孔夫子对于周王室之藩属支柱、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对其国内的赵氏之兴、晋室之衰危,当然会关注、重视。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赵庄姬在晋衰赵兴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赵庄姬所作所为,大约也很容易让他想到商周鼎革时,另一位同样对相关历史进程起了关键作用影响的女性。
三、归妹
关于"帝乙归妹"这场商周婚姻政治的女主角,存在诸多谜题未解,甚至根本关键关系也搞不清楚。比如她究竟是帝乙的姐妹大长公主,还是帝乙的女儿?比如她究竟是嫁给了周文王姬昌还是姬昌之父季历?
《诗经.大明》对于季历、姬昌的婚姻都有说明,即正妻都是娶的殷商王室贵族女子。季历老婆叫挚仲氏任,又称"大任"。姬昌则是大邦(即商)帝女。究竟这帝乙归妹,是父子俩谁娶的?娶的又是谁呢?
五百年后的殷商后裔、祭司教主孔夫子,他对这场婚姻的感受是十分痛苦、愤怒、无奈。文笔、口头都没有什么好文好话,除了嘲讽批判就是反讽奚落。
《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似乎就是针对这一婚姻。与之相连的《易》经《归妹》卦,近乎"明码呼叫"式地直接指出,这场政治婚姻对于商周鼎革关系重大、有关键影响作用。
《论语》中还有一句"假我数年,使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密码本《论语》规则,《易》经中《大过》卦似乎亦是关涉这场政治婚姻。
《大过》是老妻(巽、初六爻九二爻九三爻长女)配少夫(乾、九二爻九三爻九四爻),但却在下位。少女(兑、少女九四爻九五爻上六,下嫁)配老夫(乾九三爻九四爻九五爻)却在上位。
孔子在《象传》中对于下位的老妻少夫这一组合,极为愤怒,直接给了"亦可丑也"的恶嘲。所以,帝乙归妹这场婚姻,大概率就是这个搭配。
与《诗经大明》对照,大约季历被文丁(帝乙之父)软禁于商都时,被嫁或娶了个商王家族宗室小姑娘给他。她后来生下了姬昌。
姬昌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男神,行走的固态人形雄性荷尔蒙。他比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大胡子穆罕默德更男人更manlity。相貌自然天下无双,与父母一起被软禁在商都居住做人质时,一向也表现性情温和谦恭安顺。那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不但能通杀商都里的全年龄段女性乃至同性,甚至连一切雌性生物隔八百里也都要为之发情,据说故乡歧山上的凤凰或野鸡就叫了一晚上或好多年。
对于姬昌的妻子,《逸周书》等资料中给出了一个"太姒",据说是夏之后裔所谓有莘国的女子。
然而,史料中这个"有莘"很有奇特,鲧之妻,是有莘。商汤之妻,也是有莘。周文王之妻,又是有莘。夏商周三代之老祖母都是"有莘",但却又各自居住地域不同。这个所谓的"有莘",显然是望文生义。
《诗经大明》关于姬昌的正妻,记载很详细明确。
《大雅·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个已覆国六百年的夏之后裔女子,够不够格称之为"大邦之子,伣天之妹"?有国力支撑"造舟为粱,不显其光"场面?能自称是"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婚嫁大场面是"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显然,当时够得上大邦之子,伣天之妹称号的,唯有商王之直系女性,或姐妹或姑妈或女孙。考虑到这女子动不动就"天"啊"命"的,应该还是商王朝祭司女性中的圣女、神女之类具有崇高地位神职成员。
再考虑《大过》里为卦爻辞找寻附证时,特别标示出那一对奇特父子婚配组合。孔夫子又忍无可忍必须笔则笔地,特别要给予这两场婚配中少夫老妻那一场点评以"亦可丑也"。
上古至夏商周三代里,有哪一场婚姻能让殷商后裔们如此刻骨铭心,五百年后仍然痛心疾首?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提示、标明,要用两个最浅显直白的卦名明码呼叫,不断地在各个不同经书文本中反复直接点出其中各种关键线索?
对照《诗经大明》里特别标示的季历、姬昌父子的婚姻,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吗?
季历娶的是商王宗室旁系之女,却成了母亲。少女(兑)配老夫而居上位。
姬昌却"嫁"了个商王姐妹,甚至可能是"大任""任麻麻"同辈份的大姐大长公主!老妻长女(巽)配少夫而居下位。
为什么《归妹》要点明"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因为其君身份是媳妇,其娣身份是婆婆!
姬昌"嫁"或娶的正妻,身份超级符合"大邦之子,伣天之妹!"
她是商王文丁之长女,帝乙之大姐!姬昌母亲的远房(?)大姐!姬昌的远房(?)大姨妈!商王朝神庙里的老圣女!纣王的嫡亲老姑妈!
知道真相后,再读《诗经大明》,字里行间中,孔夫子那极度刻薄、满满恶意地嘲讽,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这样就完了吗?
这位长公主,当年商周联姻时,商王文丁是要许配给吴泰伯的!
然而,双方见面后,恃宠而骄的娇娇女,却看不上连圣人孔夫子都要给他发超级好人卡的"可谓至德"吴泰伯。
近之则不逊的长公主"我不嫁!我不嫁!我就是不嫁!"
古今中外,雄性荷尔蒙严重缺乏的"天下第一老好人",天生都是全年龄段女人的蓝颜知己,注定打光棍的配角!
长公主宁可剪头发跑去神庙里修心养性侍奉女娲娘娘,也不愿意下嫁。"再逼我,我就直接用这把剪刀送自个去见女娲娘娘!"
于是,商王文丁只好在宗室侄女长公主妹妹们那里,挑送了一位"任麻麻"。让她嫁给了被留在商都做人质的周家老三季历,总算是揭过去了这第一场闹剧。
然后,就是那位引起八百里外歧山上野鸡群半夜发情炸窝的人形雄性荷尔蒙诞生、出场了!
比一千六百年后穆罕默德与赫彻蒂更豪华的剧情出现了!
"假数年"便"五十岁"方才可以确保"无大过"的,四十六岁(按四舍五入及上下文,暂定这个年龄似乎最恰当)在神庙里念了二三十年经的老姨妈。枯守青灯"远之则怨"时,忽然在"茫茫人海里看了你一眼"。于是,她瞬间就被人形荷尔蒙击败了,她发现了爱情!她当场就双腿发抖吟诗一手满面内流!
什么也拦不住她!
为世间女子姐妹们的贞洁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一定要吃光抹尽这块小鲜肉除掉这个人间祸害!
这就完了吗?
为了这场婚姻,当年的未婚夫"天下第一老好人”吴泰伯及二弟仲雍,只能放弃继承权。孔雀东南飞,远走东南吴越,断发纹身人间蒸发。
为了这场婚姻,季历、"任麻麻"也得及时蒙天宠召,侍奉女娲娘娘去。
因为它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姬昌从此一跃成为商王朝西方诸候之长,直接升级为方伯!带来的嫁妆,光是掌握在这位长公主老圣女手中的商王朝黄河舰队、商船队,就足以让土包子周国人接受一切条件。
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得为她生的儿子让道。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这就完了吧?
帝乙归妹,她还没"归"呢!
她七十五岁那年,五十六岁的姬昌这个人间祸害终于被她送走了。
她也觉得人间不值得再留恋了。她想回到商都神庙里去了。
但大侄子辛娶了个新圣女妲己,霸占了她住了三十年的地方,不让她回去。
于是,她又暴走了。
她八十八岁那年,终于收到了娘家三侄儿纣王把主力军调去打东夷的好消息了,她就打着姑妈老了要回娘家探亲的旗帜,带着儿子顺流而下。
名为帝乙归妹(帝乙妹归)!实则武王伐纣!
这场突袭堪称完美!商王朝的那些祭司女武士们,就没有不会打仗地!
小侄子纣王直到兵临城下,才知道当年自己父王为何强压着一肚子怒气,答应了一切无礼要求,也非要把这位大姑姑、大表哥小姑父送走。那真是一家子祸害呀!
你不就是还想要回鹿台吗?虽然当年爷爷是为了让你修心养性侍奉女娲娘娘才特地修建地,但它终究是俺们家地,就是不给你这泼出去的水!
纣王妲己自焚于鹿台。
她九十岁那年,儿子周武王也死了。孙儿还小,她还不能死。周国、殷商还都有一帮子人既怕她,也恨她,还发动了叛乱。
三年后,叛乱平定了。她让大侄儿微子把娘家神庙迁到淮泗,封大侄子宋国诸候守宗庙。
几十年了,她经历了四五代商王周王了,她也早就看出来殷商那一套不灵了。
三十年神庙学习生涯不是白给地,她修订了连山、归藏易,说这是姬昌当年在羑里被小侄子囚禁时推演地。她又让小儿子制礼作乐,另立规矩。分封诸候时,她代姬昌又收了一大堆干儿子,让他们都改为姬姓。
她让小儿子主持修建了洛邑,交待自己死后就不随姬昌姬发葬于野鸡们乱吵吵的周原了,她要葬邙山洛水清静清静。
四、结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发掘孔子《诗经》、《论语》、《易》经等文本里众多隐伏关键线索后,结合《春秋》赵庄姬赵氏孤儿故事,参考穆罕默德与赫彻蒂之较近史实,以商周鼎革时诸般书面历史事件、经过为根据,虽然有做最极限之夸张推断之嫌,但仍然也是求其最大可能合理化之解构重构。
写完后,确实有一种发现真相、原来如此的感觉!
那么,这位帝乙长姐为何又在后世书籍里变成了太姒呢?
一则,就是文中说过的"有莘"之理解,应该不是什么"有莘"国,而是另外的解读。比如及笄、祭司圣女神女之身份头饰等等之类。
二则,就是这位殷商王族之"子"姓长公主,姬昌死后,升级为"太",原本名字称呼应叫"太子"。后世抄书之人误会这个称呼是错地!所谓"大邦之子",就是商王家的子姓女人。子就是商王室的姓。
历史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个女人更配得上"太"字的老太太了。
女娲螺祖之下,她是第一人。
妇好只配给她当保镖,武曌只配给她提鞋,慈禧只配给她倒洗脚水。
后世人眼中意义重大的商周鼎革、制礼作乐,在她眼中,不过是让儿子帮自己从娘家侄子手中拿回住了三十几年的那套老宅子。给孙儿定个规矩。
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天翻地覆生灵涂炭,在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那里,不过是:老娘一死,这帮混小子就打翻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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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zxq1974 FROM 223.104.160.*
FROM 117.136.118.*
1,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酉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酉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2,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就是"绝地天通"了。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酉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似类似文化关联。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似乎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3,屈原《离骚》自陈楚人帝高阳之苗裔。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之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之文明时,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更早的三皇五帝,更是只有传说了。
从赤峰牛梁河红山祭坛,到安阳殷墟、濮阳酉水坡,再到三星堆。
中国上古及夏商时代的祭祀宗教文化与天文星相观察,文化符号上有彼此联系,传承上似乎一脉相承,时代上有明显先后关系,地域上则呈现三个中心。
三星堆、酉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更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又实在让人头痛。
4,帝颛顼"绝地天通"(应是上古时代祭祀宗教文化大变革),现代人类最突岀科技成就或共同梦想正是飞向太空征途是星辰大海。
八六年挑战者号爆炸,切尔诺贝利爆炸,飞天梦想与可控用核都遇挫折。偏偏是这一年,哈雷彗星周期再临(隔年千年一遇超星大爆炸),中国上古与祭祀宗教、天文星相关联最紧密两处考古大事件先后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虽然都只是时间上的一点巧合,但其中可联系因素若提取出来,却又不能让人轻易忽视。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带有某种"定数"色彩,确实只能用偶然巧合去联系,它太不合乎"科学"客观方法范式了。
然而,笔者遇到过比这更诡异的巧合(类似于小说《水浒》开篇的所谓"遇洪而开")。所以,也不必避而不提。
毕竟,三星堆与酉水坡的考古发掘,与古代天文星相祭祀宗教关联性太明显,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人类现有“科学"认知体系的边界、极限之所在。
如果太阳系内的"科学"定理,全都不过是戴森球内超大型实验室环境下的“客观"设定呢?
那么,也许反而是这些不"科学"的bug,才更能让人类认真观察分析后,打破被观察者陷进的限定思维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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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4.104.125.*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鲁智深小说中是和尚,佛家人物。
钱塘龙王小说里属道教人物。
唐代《柳毅传》
“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
项掣金锁,锁牵玉柱。
钱塘君就这么个带链锁保外监住服刑形象。
钱塘君活动地盘离绍兴大禹陵、定海神针不远。洪水就是它闹岀来的。
水浒开篇就是洪太尉(洪信?潮有信,洪亦有信?)破封印,放出天罡地煞。
以上,都是似是而非而又内存若干连结点的小说文中信息。
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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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7.136.103.*
老子《道德经》似乎横空出世从天而降,有违教员"人类思想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吗?不是。" 老子《道德经》中不少名句、哲思,与《洪范》文本似乎不无关联。 比如,禹碑以蝌蚪文符五行"水"字符始,以"弱″字符终。又有刚、克、柔、强等字符。《洪范》文本中有"刚克、柔克、强克"等字句。很容易与《道德经》中"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等句相关联。 因为《洪范》系孔子晚年整编,孔子又曾入洛问学于老子,故而在《洪范》与《道德经》关系上,有时不免会留给世人一点《道德经》先于《洪范》的错觉。 现今之《洪范》文本,或许甚至就是当年老子讲解教授给孔子知晓过,才有了仲尼后来的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整编。但《洪范》之内容,无疑早于《道德经》,甚至很可能还正是《道德经》诸多理念、思想之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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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3.104.159.*
一、源起
《尚书洪范》文本与禹碑蝌蚪文符之关联对应被揭示后,很多涉及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及文字汉字起源的根本问题都被牵引出来。
《洪范》据现代考古战国简牍实证及相关学者对于文史资料的研究,已可确定为西周时代文献。但现存所有刻录洪范九畴内容的蝌蚪文禹碑实物,最早源头却只能追溯到宋代。现在国内外所有"禹碑″之来源,都是那块宋代王安石变法派干将刘挚之子刘跂奉命"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于衡山上临摹篆刻而成的"母碑"。明代关于这块禹碑的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有确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细节经过,可靠性比较高。
宋代以前衡山(汉晋时或在今安徽潜山天柱山)禹碑,虽然历代文史资料记录都有一些相关踪迹信息,但终究已无实物留存。其实物或仍在天柱山、衡山某处,或已被埋入地下(如潜山市天柱山附近,很可能就有块被埋入中晚唐宰相毕諴祖墓的刻有奇特篆符文字的石碑)。
文史资料中关于禹碑上蝌蚪文符最早来历,也只是东汉时《吴越春秋》、东晋时《湘中记》等文史资料中略有模糊记述的据说是所谓"帝授大禹"的"金册玉牒"。
宋代这个"大夏玉册符文",是从哪里来地?正史资料上为何无记录?为何会丧失掉与《洪范》关联,弄得近千年乃至几千年一直无人能解读知晓这些符文?
这里且再从重读重译《尚书.洪范》着手,讨论一下金册玉牒、禹碑或相关类似上古器物以及《尚书》乃至《易经》、河图洛书等等的变化史,捋清楚其中的脉络。
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28年左右,周武王姬发伐纣灭商。纣焚鹿台,大量物品被焚毁。当然,也仍有一些甲骨被秘埋并留存至今。也许还有一些重要青铜礼器宝物也被掩藏,但有些不易毁坏掩藏的更重要重宝重器,还是会被周人掠取劫收。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或许是从伏羲女娲或炎帝黄帝或颛顼帝喾尧舜等等,或至迟是从禹帝夏代传承下来的金册玉牒符文或禹碑或其它类似器物。比如最重要的,更有名的夏禹九鼎。
二、重读
《洪范》开篇有这么一段序文性质的记录讲述其背景: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后面的文字就是讲述洪范九畴具体的内容了)。
在禹碑或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与《洪范》关联被揭示前,历代儒家学者和现代史学家、研究人员对于这段序文的译读注解,都是从字面上逐字逐词考据引证。
比如,现代有白话译文:
周武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武王问道:“箕子,前世历代帝王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有治国常理的规定方法。我不是很了解,你能讲讲吗?”
箕子回答道:“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彻底破坏了水、火、木、金、土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秩序结构。上帝震怒,不赐给鲧九种大法,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
后来,鲧被流放诛杀,禹继承兴起。上帝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定了下来。"
这一类解读让人感觉有点似是而非,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既不完整也不畅通。虽然《尚书》里的上古文字大多佶屈聱牙,今人释读,这种感受常见常有。
《洪范》既然已可确定是西周文献,以蝌蚪文符刻录有《洪范》关键内容的禹碑、金册玉牒或其它器物也一直真实存在且传承至今,那么,当年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实际场景很可能就不是箕子凭借记忆干巴巴地背诵。当年的这场对话问答,更大概率乃至完全可以确定,就是针对刻录有传承自夏代乃至上古蝌蚪文符的禹碑或金册玉牒或其它类似器物,从而引发。
现在人们已知晓了禹碑或金册玉牒上蝌蚪文与《洪范》的关系,可以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给予更贴合实际的场景还原,从而重读重译《洪范》,并补全相关残缺信息。
现试将《洪范》这一段讲叙背景由来的序文重译如下:
周武王十三年,伐纣灭殷后,获得了传国神器(夏鼎,大禹九鼎?)。因为不能识别(鼎?)上面镌刻的铭文符号,武王就召见了世代为历代商王守护看管神器(夏鼎,大禹九鼎?)的箕子家族当时族长箕子,询问神器及铭文来历与内容。
武王姬发:这些就是(夏商以来)历代帝王的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吗?它们上面这些符文就是历代帝王们代代相传的治国理政大道规范?这上面符号都写的是些什么?我怎么一个符号也看不懂啊?箕子你们家族是世代守护掌管它们的,可以给我仔细讲讲它们的来历与内容吗?
箕子:这些确实就是历代帝王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夏鼎)。比如请看这一件(元鼎?),它上面这五个符号就是水、火、木、金、土。历代帝王先圣先贤认为它们可以概括表示世界万物,是最常见最普遍最本质的东西,也称作五行。
听说千年之前,还在夏启称王建国之先,夏启王的祖父鲧,当时就有继承帝位的资格。但他在洪水泛滥期间,出任世袭司空职位承担主持治水责任时,一味采用筑高堤坝堵水办法应对洪水。他没有研究掌握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特性,违背了五行运转规律,治水也因此失败。天下民众都损失惨重,鲧也丧失了天下的信任拥护。
尧帝因此震怒,认为鲧有大罪过,已经丧失了继位权利。尧帝也就没有将历来帝王先圣先贤们所总结的、传承帝王位时应告知继位者的九条规范传授给鲧,而是将帝位转授给了更受大家拥戴尽职尽责立有大功的舜帝。
舜帝即位后,又追究鲧的罪责诛杀了他。大禹沿袭世职继续主持治水工作后,他就认真研究五行运转规律,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平息洪水。舜帝于是秉承上天意志,传授了九条规范给大禹。禹帝即位后,就把这九大规范镌刻在这些神器(禹铸夏九鼎?)上,它们也就成为了一千多年以来夏代商代帝王们历代传国时最重要的信物、传国神器。
……
这里作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即禹铸九鼎,上面就是镌刻了蝌蚪文符的《洪范九畴》。
三、推定
这个"大胆假设″,不但直接推断了夏鼎上的铭文内容为《洪范九畴》,也隐藏着另一个推断:夏代已有较成熟较成体系系统的文字,即所谓的蝌蚪符文。
作出这个"大胆假设",只有以下一些并非小心求证后十分可靠经得起验证的证据:
《尚书洪范》篇虽是西周时的文献,但从书中内容来看,其传承应当更加久远。可初步断定,至少可上推到尧舜禹时期即已有相似内容。至大禹铸夏鼎,更是明确镌刻铭符《洪范》。
夏鼎《洪范》在夏商两代世代传授时,或许传授讲解其内容时又有所增修删改。周代建立以来,直到孔子入洛邑问道学习并"述而不作"编纂这些讲解内容,将之列入《尚书》时,可能又有一些笔则笔削则削的加工。
至于现在的《洪范》文本,更是经历过两汉新莽魏晋古文、今文、伪古文等等几派《尚书》儒家学者们的加工,以及隋唐宋明历代儒家各派学者反复考补修订。
夏鼎及复录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与更详细的内容讲解早期《洪范》口头传授文本或夏代商代其它常用文字文本,三者在夏代商代及周代早中期,都是由世袭职位的祭祀或史官之类王族宗室、贵族负责守护统一保管整理传授。
箕子向武王讲解夏鼎及其所镌刻蝌蚪文符来历、内容,经当时在场的周代史官整理成《洪范》文本。在商汤灭夏放桀时,类似情形,可能也有商汤或伊尹等人经历过。
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室逐渐衰微,楚庄王等称霸诸候甚至敢问鼎之轻重。世代掌管周鼎及《洪范》的史官老聃,在传授相关知识给来洛邑求问的孔仲尼之后,也骑青牛出关。他留下一部《道德经》后,便西入流沙。
至此,周(夏)鼎实物及复录传世之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类器物,与《洪范》讲解文本已经开始有见分离。三者的联系,大概率仅有老子及道家、孔子及儒家中极少数最核心人员知晓。
到了战国后期,据史料记载秦武王与人竞力,举龙文赤鼎,折足而死。继位的秦昭王攻灭东周后,迁周鼎入秦。但运鼎船只在河水中失控(或被某些殷商后裔等势力中途劫夺),周鼎最终也被辗转流散,据说最终被没入淮水泗水河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狩天下时,曾大规模组织人员在彭城泗水(今江苏徐州地区一带)河道中找寻周鼎。汉武帝时,山西汾河入黄河后土祠一带,有人献无铭文宝鼎。汉武帝因此改年号、封禅、巡狩天下。
至此,夏鼎与蝌蚪文符金册玉牒、《洪范》讲解文本三者先后彻底分离。
根据《洪范》文本内容可知,这篇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上古先秦文明文化总结晶华性质文献,历来为上古三皇五帝尧舜禹历代首领与夏商周三代帝王们所极其重视,是一部传承有序的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领。具有文明文化传承关键、传国至宝的本质属性。它极可能有对应的金册玉牒或鼎盘盝圭等等一类器物,以便保存传承。
《洪范》与夏鼎,都与治理洪水划定天下九州的华夏文明先祖夏禹帝直接有关。铸制背景同为上古部落联盟城邦文明向世袭王政时代转化的关键历史节点,都有传承文化担当文明晶华的重任,都有传国至宝的根本属性特征。洪范九畴还与夏九鼎在数目上也一致,在数字性特征出现极罕见,出现往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这种一致也值得注意。
四、周延
夏禹鼎(周九鼎)自秦代汉代从史料中被彻底"漂没"后,就再没有踪迹。至今也无考古实物出土,甚至是否真实存在过,也只能存疑。
金册玉牒则先后疑似在禹帝天柱山祭天、汉武帝巡狩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晋代及南朝文人道士游历衡山发现禹碑、北宋未年摹刻今南岳衡山禹碑等等事件中,有文史、方志、笔记等等资料记录。
禹碑实物则自汉晋隋唐尤其是宋代明代以来,一直都有明确时间、人物、实物、发现经过等等越来越详实可证具体记录。
与《洪范》记录文本有关的几个当事人,传授者箕子及其家族当时就被分封或流放到边远的朝鲜一带,周武王姬发两年后就死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少不更事,摄政之周公东征胜利后进行了制度大改革,制礼作乐,以其命维新姿态彻底完成了鼎革。制度监于夏商二代、创建出郁郁乎文哉新文明体系的周王朝,对于夏鼎及《洪范》文本只在乎其传国属性,对无文少典的夏商所珍视的文本内涵规范规则并不看重。
当年负责记录的史官,世代传袭直至东周春秋中后期老聃。他再传授给孔子并由后者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成录入儒家经典《尚书》的最核心篇目《洪范》,这即是传世至今的源本。老聃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成为道家祖典后,西入流沙不知所踪。孔子编纂的《尚书》在两千几百年传承历程中,又经历各种散失流离增删编纂疏证注解,成为儒家经典中影响极大争议最多,屡掀汉宋明清各种学案、至今仍难彻底厘清定论、仍有诸多纷乱之根源。
夏鼎蝌蚪文符、《尚书洪范》文本及后来诸多版本、章句注疏正义延申文本,其历史流变复杂,随时间推移由简朴而变得愈来愈繁乱。一如《易经》,从伏羲《八卦》经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至周文王六十四卦《周易》,到汉宋明清,又发展成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等诸多推演延展衍生。
《洪范》《尚书》、《易经》及先前更简洁之河图洛书,在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中的神圣地位及离奇遭寄,颇类似《圣经》之类在犹太文明史上之地位经历。而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及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亦颇类似圣杯、约柜、十诫石碑之类的东西。
也许,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与古犹太文符《十诫》《圣经》一样,除了总结经验制定律法规范,还有制作者先圣先贤先祖们集体精神意志的灌注、寄托、外化。两者也分别成为两大文明各自宗教祭祀体系之重要依归、核心元素。
华夏文明之本土宗教道教,教祖老子家族与《洪范》相关,诸多教派起源多见天书、神符之类相关记载。禹碑历次现世,也大多与突然冒出来的某些道士道家人物相关。犹太教、基督天主东正教乃至伊斯兰教,与《十诫》《旧约》之类间关联就更不用说了。
一件寻常刀剑,既是普通武器物品,也是制作者构思、心血、意图乃至精神理念意志灌注寄托所在。这种构思意图乃至精神意志往往能被使用者不知觉地体会到、感染上。所谓"手持利器,杀心自起"。普通刀剑尚且如此具有一点极浅极微精神表达意志感染理念沟通交流功能,干将莫邪欧冶子之类神工巧匠制作的宝剑利刃,自然更甚。至于草薙剑之类的神器,制作者或许就赋予了更多精神意志,成为特定祭祀宗教仪典上有特别功能的器物。
普通人类日常工具用具造物尚且如此,宗教祭祀类器物更甚。而蝌蚪文符洪范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古犹太文符十诫石碑约柜圣杯,其文符就都更是千百年历代先祖智慧之结晶、精神意志之集合、理念信仰之大成。它们能穿透古今时空、沟通同种族血脉神魂意志理念,不足为奇。甚至荡涤神魂,净化心灵,启智益慧,成为各自文明内原生宗教体系最核心要素之源头,也理所当然。
蝌蚪文符《洪范》不但是华夏文化体系上古至夏商治国理政理念之总结集成,亦是华夏文明本土宗教道教及东北、朝鲜等子文明系统宗教,乃至可能还是文明分支美洲印第安人祭祀宗教体系之源头要素。
五、结语
《洪范》文本与禹碑蝌蚪文符之关系被明确揭晓后,重读重译重新审视研究《洪范》当然很有必要。
以上文字仅凭现有残缺相关资料,作了若干″大胆假设",展示了一种重新解读可能性。由于夏鼎(周九鼎)至今并无考古实物,夏代文字亦鲜少体系性质文物实物,蝌蚪文符又与商周以来所有考古文字文物的文字体系差异明显,所以,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毫无把握,只是根据现有残缺信息所作的较合理而又最大胆的推断。它需要更多的考古新成果去证实、证伪。
当然,由洪范禹碑之关联揭示,进而重读洪范,进而发现夏鼎、夏代文字,这可视为洪范禹碑研究可延展范围的上限。作为一种较合理可能性,它也有较大价值意义。
重读《洪范》,还可"发现″洪范禹碑蝌蚪文符与道教之渊源。但更具体细致的关联揭晓证实或证伪,也需要对蝌蚪文符精神意志理念内涵、道教体系内相关元素有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乃至体验,更全面详实比较分析后,才可能有更合理更可靠推断乃至结论。此文仅仅是挑出了一个线头而已。
老子作为史书明载的最神秘著名人物,来历神秘,来无明影,去无定踪。这在世卿世禄,文化完全为家世明确贵族阶级掌握的周代,极其罕有。本文采用了老子李耳老聃,家族世代为周王室史官之说。至于老子先祖家族是来自与周族祖先同地域的陇西,故而老子最后出关西行其实是归乡?还是老子先祖家族其实为殷商贵族后裔?箕子分封朝鲜后,周武王任用了一批殷商文化贵族以稳定局势,老子先祖以知悉《洪范》而成为周王朝史官从此世袭职守。老子祖籍为殷商故土淮泗宋楚地域?依现有残缺信息,难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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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3.104.159.*
金册玉牒、夏鼎的下落,排除西晋洛阳武库大火是某些势力盗走传国之宝后纵火灭迹可能性,最可能出土处除秦皇(汉武?)及秦昭襄王陵这两三处与之有一点信息相关联帝王(其它帝王甚至连关联信息也没有一点)之墓葬外,也许是宁夏吴忠市某处西夏乃至胡夏陵墓。按禹碑及相关文字文本文物历史上时隐时现的一贯诡异"规律"或尿性,也许,考古界这几年内很快就会有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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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2.17.247.*
一、晁错之"错″
都尉朝考析
自孔安国开始,蝌蚪文字古文《尚书》就有了清晰的师门传承。但在一开始,就混进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人,史书记载为"都尉朝"。他是孔安国之后传承蝌蚪文字古文书经的第二代,也是独一无二单传之人。
有意思的是,后世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姓氏(应有所据,即有一个都尉朝家族存在过),而非姓名之全称或官职加名字之合称(如后世"正钢少将、立军局长、本山营长或台长、得肛社长"之类圈内人之亲切称呼)。
中华姓氏来源中,确实有这一类来源各有各的奇特之姓氏。
那么,"都尉朝",是怎么来地呢?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何孔安国单单只传授蝌蚪文字给他呢?
都尉之名,按官职名称而论,其来历颇为纷杂,有一大堆"都尉"。
但与孔安国、《尚书》都能勾连起来的,则是汉景帝时,改主爵中尉为都尉的这个都尉。
这个都尉比较特殊。分管诸侯事务,与鲁王、孔宅壁、孔安国、蝌蚪文字、都尉朝,都能建立起一点联系。
不止于此。
景帝初年,晁错因骤然削藩而致七国之乱,被杀。
他被诛杀始末过程比较戏剧性,史书记载有些离奇地莫名过于详细。
比如腰斩于市这段:
"袁盎请求单独奏对,向景帝秘密献策斩晁错以解危局。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
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中尉、上朝议事、朝服。
都尉朝如果真是姓氏,那么设立此姓氏以为纪念,所需要的、该有的元素似乎都有了。(虽然复阳候陈嘉这个中尉,是所谓"执金吾",相当于西汉都城长安的卫戍司令兼御林军统领兼公安局长,远非后来改为都尉的立爵中尉可比。)
从史书记载之详情经过,不难推断,景帝所派中尉陈嘉,应是晁错、景帝君臣师徒之间非常熟悉之人。三方也都是互有数年十数年君臣师徒与小圈子同僚情谊,相互间彼此有最高信任值之人。
十几年前,晁错以代表汉室之官方身份,被汉文帝派往儒家推出来献《尚书》的伏生那里去学传隶书今文《尚书》残本。回来后,就被安排到景帝身边做太子管家、师傅,也被景帝倚为智囊。
汉室与儒家围绕着《尚书》征求,有一系列持续数十年几代人的往来互动。
倘若不知其背后根由,对于晁错的这段人生经历,读史者大都会随意放过。乃至只知伏生父女而不知晁错者,恐怕比比皆是。
然而,知晓了秦皇汉帝们收集禁绝、征求《尚书》的背后根由,就不可能忽略、放过晁错这段人生经历了。
这样一个人,在汉文帝、景帝父子那里,其特殊价值有人可以替代吗?他有被诛杀、腰斩可能性吗?
收斩晁错(时任御史大夫)这样的位列三公大臣,起码应经由廷尉下狱论罪程序。但却宛如精心设计过具体细节步骤的戏剧一般,景帝、陈嘉、晁错每人都在按剧本演出。
由此,有个大胆假设:
晁错当时其实并没有真地被杀死。
景帝、晁错、陈嘉只是联合布设了一个骗局。针对的除了发动七国之乱的朝野对手、敌人,还包括大概率已参与、卷入七国之乱,且很可能手中握有历代传国秘宝或知其线索、实情的儒家、孔安国家族。
因七国之乱骤起,汉廷应对确实显得颇为仓促,一时间内外压力很大。
代表七国势力的袁盎(此人在七国之乱及削藩风波彻底平定后,即被梁王射杀。同年,丞相陶青免。他是否如武帝时被免丞相一般例行自尽,未知。),公然向景帝献上所谓密计,要求回应"诛晁错"之旗号,景帝、晁错、陈嘉反复磋商后,定下了这个剧本。
为缓和局势,麻痹七国及朝野叛乱势力争取更多时间,晁错可能甚至主动提议接受七国叛军条件。
虽然事起仓促猝不及防,应对也就慌乱失措,政治效果、实际后果远不及预期,试图缓和拖延之目的,与叛军反而受到鼓励变本加厉之结果相距甚远。将计就计的策略,实际上是一场完败。但计划既已确定,剧本已经演完,当然也就无法更改。
倘若计策成功达到效果了,反倒以后晁错还有复活机会。一场君臣都大丢其脸的"妙计",是没法子翻案地。
此后,晁错就从正式舞台上消失。
汉廷宫内、景帝身边则多了一位姓"中尉朝"或"都尉朝("晁"字之"错"乎?)″的侍从(汉武帝之前,宫内并非尽是宦官太监),他出谋划策协助景帝快速处理了七国之乱及一应乱后安抚事宜。
没多久,他又以主爵中尉更名后的都尉官方身份,随平定七国之乱后由淮阳王改封为鲁王的皇子,到达鲁王的曲阜封地。代表汉室,就近主持办理与儒家、《尚书》相关一切事宜。
他此后的人生经历,与明成祖朱棣时的大学士胡滢有颇多类似之处,可以互相比较、联想、印证。
儒家残余、孔子后人很可能也有参与七国之乱,其把柄已被掌握在一直关注着他们的都尉朝(晁错)手中。
毕竟,七国之乱初起之时,声势很大。他们主张复周礼分封古制、反对行郡县暴秦乱制,吴王楚王重视商利,这些主张更合乎儒家、孔氏口味。参与牵涉其中,也不奇怪。
晁错以此要挟孔氏、儒家,要么交出传国传世秘宝或其线索,要么再遭受一次更彻底的"坑儒"。
孔氏、儒家迫不得已,不得不交出孔宅壁内所有秘藏。同时,又以蝌蚪文字为孔家独知秘传为倚恃,反过来要求汉室、都尉朝(晁错)让步、妥协。
传国传世秘宝或线索究竟是从此落入汉室之手,还是早已被纣王焚于鹿台、箕子等埋入甲骨坑之下、被秦皇随葬于秦陵、散于其它殷商后裔之手世代保管(鬼谷子之流、殷商祭祀武士团后裔?),暂时无法确定。
但禹碑及蝌蚪文字、金册玉牒,东汉时已有文字资料记载,宋代以来更有实物传承至今。则被焚、埋之概率甚小,落入汉室之手概率甚大。
由于蝌蚪文字是孔氏独门绝学,汉室不得不妥协。当时书籍、人才又极为稀缺,为了安抚儒家招为己用,也要给予相应礼遇。
但为防止孔安国继续留存秘密家族私传,可能藏有传世之秘的蝌蚪文字古文《尚书》,它的学习传承,就不能象隶书今文《尚书》残本那样,公开广授。只能掌握在汉室手里,只能传授给都尉朝。
孔安国传授蝌蚪文符之字面文章给都尉朝时,是否仍保留了最隐秘之不传之秘?大概率是留了地。
但蝌蚪文经已全被汉室拿走,表面文章也全都传授给了都尉朝。留在孔氏家族手里的,也仅剩一点只可世代口耳相传,可不必、亦不能行于文字的最后秘密了。或许,它也是历代孔家传承之最后依赖。
都尉朝掌握古文《尚书》后,经汉室审查后,又传授给汉室认可的官方博士,继续研究以求发掘内中传世之秘。这些人就是西汉末、新莽、东汉时古文《尚书》派之来源、主力。
他们一代代研究的成果,也是东汉各家易经、谶纬、《说文解字》文字学之类学说的滥觞。
都尉朝:夫子,你认识我吗?
孔安国:晁错!此"朝"非彼"晁",只是彼"晁"之"错"?
你搞成这样,究竟是为了什么?
都尉朝:为什么?为了完成先帝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不负先帝、陛下两代帝王的信任、重托!
孔安国:……
上述推断,可以澄清一些历史谜题,也有一些合理性。当然,证实证伪,难度都比较大。
汉代学术,都是家族世袭掌握。晁错既学传今文《尚书》于伏生,十几年时间,晁家亦可成为汉室所倚重信任的学术家族。
也许,晁错当时真地被斩了。都尉朝就是这一家族中学问最高的晁错后代。
景帝为了纪念主张削藩、被自己在紧急时刻枉杀错杀的晁错,特改主管诸候藩国事务的主爵中尉为都尉,赐姓"都尉朝"以示不忘其功、不忘己过。
如果是这样,这位"都尉朝"与孔安国之间的后续互动,恐怕就没有晁错去主持那样强势了。
总而言之,都尉朝,大概率与晁错有关联,甚至很可能就是晁错。
姑妄言之,聊备一说,且供参考。
附:
晁错、都尉朝,都是代表汉室与儒家就《尚书》直接打交道的人。换言之,他们都是知道《尚书》背后有什么名堂的人。
这样的人,与那些传习《尚书》的官方博士、儒生、子弟完全不同。
虽然他们也许同样并不知道具体的传国传世之秘宝是什么样的,但仅仅知道《尚书》里头有名堂,他们就与其它一无所知者完全不同了。
他们很可能生是随侍汉室历代帝王宫内之士臣,死亦是刘家世代帝王陵侧之鬼仆,没有太多自由可言。
由此,晁错、都尉朝及其家族,到汉武帝时非宦者不能入宫侍帝王左右之后,或许又有一分支成世代宦者,被赐"曹"姓。汉末之曹腾,或许即是此族之人。
曹(此沛国谯曹与都尉朝、晁错之晁,也太牵强了!)魏、晋司马氏(此温县司马与韩城司马,又不知曲折关联几何?),亦都与孔安国、《尚书》有关联耶?
凡与《尚书》关联,《诡秘之主》小说所谓的非凡特性聚合效应就会显现?
二、贾谊之"贾"
西汉汉文帝,他除了派晁错代表刘汉帝室前往伏生那里学传隶书今文《尚书》,还召见了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天问鬼神"。
晁错与贾谊,都是汉帝握在手中可信任的、当时公认最有智慧的两大才子。
晁错,已有《"都尉朝″考析》小文略记之。
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呢?
贾谊后来干嘛去了呢?
他被派去了长沙国担任国相(相当于太守)。
长沙国是当时惟一异姓王吴芮的国度,早期曾领有长沙、豫章、南海、桂林、象郡五地。后三郡其实是南越赵佗地盘,豫章郡后来也是九江王英布所有。
但是,长沙国的长沙郡、豫章郡分别是衡阳衡山、潜山天柱山(古南岳)所在地。吴芮之"吴"姓,其始祖可追到商周鼎革时代之吴泰伯(文王姬昌之伯父、武王姬发之伯祖)。长沙王吴氏已是汉初最有可能与禹碑、金册玉牒发生关联,有相关信息联结嫌疑之人了。
汉文帝夜半虚前席召贾谊问鬼神,问的是什么鬼神呢?从贾谊派往长沙来看,"圣主""屈贾谊于长沙",是有鲜明指向地。
单以后世长沙国相老婆辛追墓中考古出土之帛书文物来看,贾谊恐怕也是两千多年来第一代"《尚书》专案组"之副组长兼首席专家了。
这就完了?
贾谊后代贾徽,精通今文、蝌蚪文《尚书》,是汉字"六书"理论创始人。
这就完了?
贾徽后人贾逵,东汉通儒,两汉《尚书》集大成者。其弟子许慎,著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这回,就该完了吧?
贾诩,贾谊后代,东汉三国时之鬼才,汉室覆亡之最大祸手(董卓、郭傕李汜之谋主)。曹魏代汉之首批功臣、魏文帝之智囊。
(晁错→都尉朝→曹腾→曹魏
贾谊→贾徽→贾逵→贾诩,汉室帝王所最倚重信任之两大《尚书》家族,至此合流)。
已经麻木了!这就完了吧?
贾充,晋司马氏代曹魏之首席功臣,晋武帝伐吴天下一统之战场总司令。
其女贾南风,洛阳武库大火当事人,八王之乱肇始人。
西晋之兴覆,贾氏父女一家分任之。
终于完结了吧?
曹寅,康熙玄烨之奶兄弟。清廷派驻江南之特务头目,世代职掌清廷"《尚书》"专案组组长。为清廷《书》《易》研究专家级学者,著述颇多。
其孙曹雪芹著《红楼梦》,原名《石头记》!
主角姓贾!
名叫贾宝玉!
衔通灵宝玉而生!
开篇就点出石碑蝌蚪文字!
这曹家、贾家,世世代代大才子辈出,竟然与一块石头较了两千年劲!
强悍!
显然,带文学家纨绔子弟曹霑,成年时家道已中落。虽然已不知核心机密,但也从父祖辈日常言行中窥知了其中一二玄机。大约知晓了曹家、贾家,世世代代是为什辛苦为哪忙!
由此,历代帝王,哪怕是由东北野人山野猪林下山出林后入主中原的满清蛮夷,他们对传国传世之秘宝,都一直至少是"略知一二",并且都一致地"我们一直在保持关注"!
另:
错,合九州之铁,难铸此大错,早期为货币之别称。
贾,商之另名也。
以贾谊之姓,晁错之名论,亦殷商余孽耶?
汉文帝以他俩为《尚书》专案组组长,虽自然不是与虎谋皮,但岂非与狐谋皮?
种种匪夷所思,亦由来有自矣!
大学时,翻《红楼梦》十几遍,历年来购阅各家《红学》研究刊、著数十百计。
当时所为莫名其妙,如今思之,亦非偶然。
晁错,第一任《尚书》专案组组长 曹寅曹頫,最后一任《尚书》专案组组长 此"曹"若是彼"晁"之贾、错,则晁、曹之世代相继,亦可谓有始有终矣!
晁盖,名登天罡地煞镇魔碑下天书榜单。虽小说家言,然亦非毫无丝缕矣。
陶青之后代,汉末徐州牧陶谦,劫杀曹腾养子曹嵩宝物数十车,引发曹操徐州大屠杀。
陶青杀晁错,陶谦杀曹嵩,虽俱是人借其刀,亦有始有终矣。 陶者,夏、越之臣陶朱公之后欤?
安倍晋三的祖先安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一作朝衡。
北大张新泉
2021.11.12
浙江杭州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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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2.17.238.*
一、后果
对于西晋时期发生于首都洛阳的武库大火,史书上记载颇简略。
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所谓水火无情,这场大火直接后果便极为惊人,能够装备二百万人的军器一次性全部毁灭。这数量自然远比二百多万件军器火毁更为惊人。
大火不仅烧毁了汉末以来从魏蜀吴三国,以及军阀世家贵族、民众手中收缴上来的各种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
在这次大火事件之后,史料中就再也不见有“大黄弩”、“连弩车”、“襦铠”等等这样的东西。
洛阳武库大火,对军事战争的影响最直接,也极为显著。
短期内,西晋边军与西羌等边境部族作战结果,就由此前常胜鲜败,迅速转为因装备供应不足而越来越不利,屡战屡败。
中长期而言,洛阳武库大火给中原汉民族带来的军备不足影响,在此后中国境内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普遍地大范围地存在。
甚至几十年后,东晋王朝与前秦苻坚打淝水之战时,还有明显影响。从双方到各方,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几场动辄斩俘万计的后续战役,战后胜利方统计所得军备战果,常常不过数百具装备。
几十年后,中原汉族偏安南渡后所建立的东晋王朝,也曾开展过一些战略性政治军事行动。这类“北伐中原"行动开展时,封官划地、给人给粮给钱都还行,但器械军备,常常是明确记载无有。主持"北伐"的带队将帅,他们需要自筹武装另想办法。
"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
什么都可以给,就是明白地专门记载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可给,"不给铠仗”。
二、影响
洛阳武库大火是最终造就五胡乱华、胡人入主中原的最直接军事原因。
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原王朝与草原牧骑或周边蛮夷之间的战争,几乎立刻就退回到石器木器时代水准。军事战争技术长时期内都是大倒退,战争野蛮程度则急剧上升。当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落后野蛮屡屡战胜文明先进才成为可能。
事件发生前数千年内,中原王朝对比周边蛮夷始终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尤其是此前四百年汉代,对外战争频繁,中原王朝军事优势更明显。所谓"一汉当五胡"、"三胡",都是常态。
即便到了汉末乃至三国乱世时期,虽然瘟疫、灾荒、内斗、战乱不止,接二连三恶性循环,但汉人军事装备水平及战争技术仍然始终维持较高水准,遥遥领先于周边。
汉末经历瘟疫、黄巾大起义、军阀战乱,整个王朝上上下下乱成一团。汉人内部打得昏天黑地,连洛阳、长安都曾被烧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天下人口,十存一二,国力实力潜力丧失殆尽。然而,即便内部破坏如此严重,西北东南周边的匈奴、乌桓、鲜卑、西羌、南蛮、山越等等,仍然被公孙瓒、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中原势力死死压制。始终全都只能被打压臣服而无法反抗。
因为当时华夏文明汉民族手中的数千百年所累积军备,仍然分散掌握在各个大小割据势力手中。汉民族内部分散在各武装集团手里的百战之兵,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却都依然具有对周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但洛阳武库大火造成汉族军备毁灭性打击后,汉民族与周边蛮夷都回归到木器石器战争了,汉人军事优势终于彻底丧失。
西晋末年,史料常见汉族各方势力集团,动辄抓丁拉夫拼凑起数万、十数万、数十万所谓"大军",却大多在与胡人遭遇后,一战乃至一触即溃。其根源正是晋代洛阳的中央武库装备毁灭后,只有地方武库装备的少数精锐拉起拼凑的这些庞杂乌合之众,根本毫无战斗力。
从前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军事,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司马衷"何不食肉靡"、外戚干政、贾南风胡作非为、八王之乱,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将关注重点放在政治举措得失、制度设计缺陷、政策决策失误上,忽视了洛阳武库大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意义。
历史真相都在细节中。
对比而言,八王之乱无疑更能引人关注。它持续了较长时间,政治角逐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帝王将相历史名人主配角走马灯快速换场,各种阴谋诡计层岀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堪称是一场戏接着一场戏没完没了的颇为罕有的历史长镜头。
至于空前绝后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它似乎只不过是一场已成既定现实无法改变的短促而盛大的烟花烟火。它注定只是一个静态的既定事实,只能作为分析历史事件时的一个参考因子、固定因素。自然也就常常因此被人们忽略不计。它似乎只是个历史视野中的客观物件,其起因尚不明,甚至有可能不过是偶然因素引起的自然天灾。
一句话,它只是个"死事件",而不是一场场能够鲜活起来的历史人物戏剧。
然而,相对于八王之乱这样的历史大戏活剧而言,死气沉沉乃至几近无人关注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恰恰就是一件真正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
当然,就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来说,佛图澄等佛教徒以及其它历史人物的各种反常活动,自然也是更具体的细节。
人们透过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能看清更复杂的历史真相。这是由这场大火独特的历史作用后果地位所决定地。洛阳武库大火,对于当时及此后数十百年乃至千年中国的军事、政治乃至宗教文化及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都造成极重大极关键乃至决定性影响。
客观而论,八王之乱从早期的宫廷内宗室、外戚之间的朝堂权斗宫廷阴谋,发展到后来任何一个旁支远亲乃至阿猫阿狗,手里有几千人的地方武装就敢拉壮丁扯队伍下场去参与真正的冷兵器军事战场博杀。这其中的转折关键,正是由于洛阳武库大火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拥有对于其它势力的绝对性压倒性优势。
当年,司马懿用几百近千死士僮仆,出其不意抢占了曹魏的洛阳武库,就一举奠定了司马家篡夺曹魏的根基。司马氏统一天下后,更是收聚天下武兵而集中于洛阳武库。
而到了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短短十几年,便国破家亡,扮羊扮狗臣仆于胡人。
司马氏之天下,得之于洛阳武库,也失之于洛阳武库。
此后,周边及内迁的长期臣服于汉晋朝廷的五胡诸族,之所以能够借机而起,从卷入参与到晋代司马氏朝野争斗,快速发展到取司马氏灭晋而代之,进而持续展开抢夺问鼎中原资格的战争。
五胡你来我往,把草原游牧习俗、战争规则搬到中原农家沃土。化中原汉家富饶故土为胡骑逞威战场,任意驱驰杀戮汉人以之为两脚羊而血沃中原祸乱华夏。
五胡乱华能够愈演愈烈持续数百年,同样因为洛阳武库大火后,汉人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王候、世家、军阀,没有任何一支势力还有压倒性军备优势,从而能够再压制他们。
八王之乱大剧能持续展开,能愈演愈烈,五胡乱华能延续几百年,显然都与洛阳武库大火所造成的军事形势格局有重大关联。
而五胡乱华之后,佛教才真正昌盛起来了。
原本汉人有儒学独尊与本土道教等文化信仰体系,佛教虽然从东汉初年就已东传中原,但一直很难真正立足广传。五胡乱华之后,佛教借助胡人政权力量一举登上中国舞台。避乱江东的偏安南朝也寻找佛教求安慰。
追根溯源,公元295年洛阳武库这场大火,不仅重创了汉民族军事经济政治,也改写了华夏文明的宗教文化文明版图与历史进程。
洛阳武库这场大火究竟是偶然因素引发的自然天灾,还是某些势力蓄谋已久所致的人祸?如果是人祸,又究竟是谁主持策划制造?或暗中推动?
按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谁最反常谁最可疑等范式去推断,以前末进入历史观察视野的人物、势力,现在恐怕都得重新给予审视考量。
尤其是佛图澄团队为首的佛教势力,他们在这起事件前后各场合的表现,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三、推理
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最有名和尚除了后期的达摩,在前期,首屈一指的是佛图澄(公元232一348年)。
史料记录的佛图澄生活年代,其实与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并不相合。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发生时(公元295年),他大约六七十岁(?),虽是盛年(据说他活了一百多岁),但当时尚未抵达中原。
但他有一则故事,却很值得人们关注。分析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这则故事能让人把他及他的团队纳入研究分析视野。
《高僧传》书中这样记述:
一次,佛图澄与石虎共同坐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中堂上,谈论经法。佛图澄忽然吃惊地说:“糟了!糟了!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他拿酒瓶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才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火灾已经救灭。”
石虎觉得这事有点奇异,不太相信。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幽州去验证。使者回来后,对石虎说:“那天,火从幽州四大城门烧起,火势很猛。忽然,不知怎么就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佛图澄这位大佛,九十来岁老迈之时,随手就能灭火于千里之外。那么,在六十多岁的盛壮之年,他会不会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西域河西某地,主持策划在洛阳武库放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上最盛大烟火呢?
在襄国石赵朝堂上略施小技,覆灭数百里外幽州大火时,他还特意用酒来施法。
信不信当时就是没净水?信不信他还很从容地"过了很久"才笑告石虎自己确实厉害?
这番操作,真地很有技巧。
用酒而不是用水去灭火,这是什么神操作?这欲盖弥彰的蛇足马脚漏洞,是否又太大了些?
单就这次大展神通操作而论,襄国施法酒灭幽州大火,至少透露以下关键信息:
首先,佛图澄及其团队,对当时天气状况细节信息,有详细情报了解、把控能力,也对相关信息有绝对掌控技术。
其次,他们有能力在较大城市内布局,同时在四座城门一起纵火。四门起火,这火也太"自然"而"绝非人为"了?
再次,就整起事件始未而论,他们的势力能量,显然已能渗透整个后赵政权石虎朝廷的宫廷内外。
这样一个明显有人为痕迹、事涉军事重镇安防、非同小可的烧城事件,最后居然能被巧妙地演绎成佛图澄小施神通的展示,令人不寒而栗。
佛图澄及其背后团队,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周密布局数百里外大城纵火大阵仗,确实值得注意。也令人怀疑,他们本就是有过类似乃至更大纵火案经验的熟手。幽州这场戏,不过是他们照葫芦画瓢、精益求精之后,又一次牛刀小式。
为展示自己千里外洒酒救火神通,甚至不惜在大城四门纵火。单以这种操作论,甚至可把佛图澄与后世那些暴恐头目等同起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极端主义宗教分子,向来都是这么胆大残忍而又精致。
当然,也必有痕迹。
那么,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有无可能正是这个纵火团队第一次试验这种酒水灭火的大型宗教表演时,搞砸了才发生地?
也许二十多年前洛阳武库事件,他们当时对具体风雨天气的气候细节,掌握还不够精准。对纵火規模、具体环节步骤,掌控也不周密细致准确。……
于是,事件最终失控!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大可能性。他们早就抓住了、看准了,当时西晋朝廷、中原武力的最大弱点、死穴。他们是蓄谋已久一击致命,就此开启了五胡乱华佛门登台的乱世。
佛图澄及其中亚胡人弟子,以及石勒石虎等后赵羯族政权骨干,他们所宣传信仰的佛教并非原生印度佛教。而是掺杂了大量中亚袄教、拜火教等等成分,是由各种极端分子拼凑而成的变种佛教。
尤其是"拜火教"这名称,实在有必要关注。
此前,佛门虽然无太大进展,但毕竟在洛阳已有近三百年根基。他们已能渗透到河洛地区,从宫廷到奴婢各个社会阶层,初步完成了全覆盖。无论是人力储备、组织体系、物资准备,还是信息情报体系等等,都足以支撑佛图澄团队去开展一场宗教表演或纵火阴谋了。
佛图澄等人所组成团队,甚至只需对具体纵火有丰富经验就行。而这恰恰正是佛图澄等人具备的,有些技能还是他们独有的、特别擅长。
佛图澄等变种佛教拜火教徒,长期生活于严重干旱的中亚地域。他们对干旱、风雨气候等天气变化,比中原汉民显然有更强更灵敏感知。
此外,一些中亚地区猎手驯练金雕之类飞禽,已有数千年历史,经验丰富。这为他们远距离掌控情报、传递信息提供了可靠保障。
早期猛火油等特殊物质的发明使用,也正是由中亚地区拜火教徒变种佛教徒率先采用。按有关史料记载,洛阳武库大火的发生与最后失控,恰恰正是与意外出现在现场的大量来历不明神秘火油有极大关联。
尤其是从相距仅仅二十来年后的那场幽州纵火灭火案例来看,佛图澄等人对具体细节能熟练操作,对于各环节有周密掌控,技术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当时最强。
总之,佛图澄等极端变种佛教拜火教徒,既有"开启乱世,为传播佛教拜火教创造更好环境条件"的明确目标强大动机驱动,也具备最充分作案条件。一些必须条件,他们独有而其它势力团队完全不具备。二十来年后的洒酒灭火幽州,表明他们是惯于此道的熟练老手。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他们是幕后策划与实际操作的最大嫌疑人。
四、结语
虽然确实能找岀佛图澄等人作案明面上相互关联乃至足可形成锁链的证据。但在笔者内心里,因为始终难以排除某些极端道教势力、归降吴人中某些反晋复国势力……等等嫌疑,总觉得佛图澄或其它极端佛徒嫌疑或许应减小。
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发生时,距吴国归降不过十五年。当年吴主孙皓受降后表现还很硬气:亦虚此座以待。不比三十年前归降的蜀国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且吴国归降前已历三世,所谓"恩泽犹在"。归降才十五年的那些被迫迁居洛阳吴人之中,意图借司马氏内乱谋复国者,并不在少数。
比如,最突岀的孙秀(?~301年)。他是归降吴国宗室,信奉五斗米道。随赵王司马伦,工谄媚,擅书疏,颇得宠。一直为司马伦谋划,离间废太子,杀贾后,帮司马伦登帝位。玩权贪秽,睚眦必报。 他策划火烧武库大案,就既有动机也有能力。
佛图澄等羯胡族佛教徒拜火教徒即便作案动机目的鲜明、证据链条完整,也很难让人完全排除洛阳武库大火是由孙秀等人或其它势力所发动的嫌疑。
附录:
僧法诚者,西域羯胡属,太康中入洛。嗜酒,每日但卧寺中。天久旱,诸寺观奉诏祈雨,皆无所应。寺中众僧以法诚率性任酒,数责之,如是十数日。
是日晨,愈热。法诚忽起,频呵役者,又告众僧:未时,将大雨。诸僧皆笑之,后乃验。
有异之者,以告张华。华云:是僧,吾知之。自西域来洛,步千里而足俱废。不良于行,每日但卧寺中。洛地寒湿,久之,腿寒疾。素日饮酒,乃稍瘥。天将雨,必大作,人不能堪。
僧法应者,佛图澄弟子属,善调鹰,常自言能千里视。勒每战,法应皆预告敌所在、兵将粮草大略,皆验。勒奇之,问右候。宾曰:诸地僧众,每有大事,书密信系鹰足。千里之外,旦夕能知。百里之内,无所不晓。
洛寺有长明灯,其油非寻常,胡僧多用之,或谓之西域猛油。
除开洛阳武库大火这一超级变量造成的客观条件,晋代的赵王司马伦与千多年后的明成祖朱棣,显然具有更充足条件去完成夺位任务。
然而,成王败寇之下,谁还会花心思去对比分析、“发现"这些?谁还去比较分析后,"发现"洛阳武库大火对后来各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进程的关键性影响决定性作用?
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佛图澄千里洒酒灭幽州火。
蓄有浓密长胡须的佛图澄,真实年龄或永远成谜。
《高僧传》原文
澄又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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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3.104.159.*
一,皓首穷经,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乾嘉学派及晚清,名家众多。近现代以来,功力深厚者也不乏其人。
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钱钟书、钱穆乃至冯友兰、胡适之等等。
众人行,颇多我师。
但这终究只是西学东渐大潮下第一重境界,要害其实主要只在于比较谁读书更多、融汇贯通倒背如流功夫下得更死。
读书多过我者,便足堪为我师。
这一层楼上,如陈寅恪者,功力当然更足堪大师之称谓。
二,疑古,推倒重来,乃至全盘X化。
这方面,胡适之、顾颉刚以及更等而下之的汉奸洋奴学术比比皆是。但即便胡适之,也只敢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
因为只不过是抄、仿西洋学术之工具,打碎打乱后重新排列组合而已。
各种发覆乃至发明历史、重读重注改写经史子集的论著,层出不穷。
但陈寅恪、钱穆、冯友兰等人,又略略不同。端守其正道,至于西洋学术,拿来之工具而已。
这一层楼上,如陈寅恪者,当然依旧是大师气度。
至于人云亦云不知所云者,虽比比皆是,但大师并没有。因为胡适之也只是但开风气而已。
这重境界,要害是能写。抄、仿,熟练掌握运用工具技巧以为能。
三、山还是山。
所谓守正创新、自成一体。
这一重境界,楼内都没有几个人了。
但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乃至辜鸿鸣及所谓新儒家之流,当可称大师。
如陈寅恪者,在其中自然依旧大师气度俨然。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十个字,即是一座高山、一面旗帜。
这重境界,是需要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分析地,是很考验眼界见识、史识功力地。
在当时西风压倒东风大背景下,即便是大师,也难有成体系、范式的成果,而多只能是些碎片化、局部成就。
大体上,三重境界以"读书多,写得多,思考得多″来区分各自层次内的高下。
如陈寅恪者,在第一重境界内当然是最顶尖一流。(你们读过的,我都读过了。我读过的,你们未必读过),
在第二重境界内,也是一流水准。(你们会用乃至会玩的工具,我基本也都会),
第三重境界上,如陈寅恪者,更是因为"三不讲″之类严格自我约束规范标准而超一流。(你们思考到的,我都考虑过了。我考虑到的,你们还没人考虑到。)。
至于当代?
第一重境界者,当然依然不少。但总体水准下降了一个档次。毕竟,时代变了,时间开始了嘛。
第二重境界,比比皆是者更多了。甚至也有一些"名家″了。
第三重境界,可以说已经很久没见到一个大师了。都在研究民国诸"大师"。
本人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后,倒是重新开辟一条道路、一片区域乃至一块天地了。
三重境界,本人也都因此得进门槛之内,甚至已略略占据有一席之地,已粗粗成一家之言了。
第一重境界,已入门槛,众人行,多有我师。
第二重境界,有一席地,三人行,或有我师。
第三重境界,自有一天地而成一家之言,不见我师。
所谓:
自从禹碑解读后,世间学术有门槛。
读书不识张新泉,人称大师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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