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古帝王主流行为模式
上古帝王,活动地域较广,流动性极大,而非后世大多困于王都王宫。他们的主要统治方式、行为模式,更近似于游牧民族的宫帐、捺钵、巡狩制度,在华夏文明的几个地区性中心区域来回走动。主要事功发生区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宗教祭祀中心、生地、葬地、婚姻地、子嗣封地……常常彼此全都悬隔百千乃至万里,甚至没有一个相同。
帝尧生于某地,即位于另外某地,娶妻于又一地,子孙封地又在另另一地,祭天于某地,祭祖、祭母又在这里、那里。他巡狩到历山,觉得舜不错,带身边。一起到了“三星堆"(或另外某处),又觉得鲧可用,带到某地,又让他治水。又到了哪哪,让帝舜处理某事,与帝舜分开。然后帝尧死在某地,群臣又跑帝舜那里拥舜即位。
若习惯性地按后世帝王生老病死、一生活动、王朝政治经济祭祀中心,全集于王都王宫,按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思考,很难理解这种各种分权分离前封建模式。
上古帝王大多还比较长寿(原因见笔者《上古帝王寿命问题》文),这也更加令他们的行踪、功业,大不同于后世更常见的那些既短命又困于宫城皇城都城帝王们。
上古帝王主流行为模式,近于耶律洪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人,比他们更长寿,统治方式与地方关系,更"联盟联邦邦联独联体欧盟上合组织化“、更"和平仁爱、亲民民主、尊重地方权利认同分权”。
上古帝王,更近似终身制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独联体乃至终身制与轮值制结合的上合组织轮值国主席。
二,上古帝王寿命问题
中国古人寿命问题,可说算是个历史谜题集。而上古帝王寿命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岀的历史谜题。
史料记载的诸多上古帝王,寿命都超长。不但远超当时普通人、后世普通人、后世帝王,脱离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较之于今天现代生产力水准现代医疗科技条件下的平均寿命,也高出一大截。
对这个问题,历来的解读有几种:其一,上古帝王生平寿命多系传说,无当时实际文字书史、也少考古尸骨实物证明。口耳代代传说,就难免失真夸大神化。
其二,上古帝王多系部落联盟或邦国首领,未必是同一人,只有一人。很可能是一个部落几个几代首领共用一个帝号。尧帝、舜帝、禹帝,可能是三个强盛部落分别主掌部落联盟邦国的不同时期,而并非三个具体帝王个人。
其三,一些古代方术、上古医家文献资料中,讨论过上古帝王长寿问题。它们认为上古帝王之所以长寿,是他们讲究养生有道,当时医药高效医术手段高超。
这三种解读,前两种解读实际上否定了上古帝王的长寿。后一种解释现代人以科学体系去观察,又显然过于牵强。
那么,上古帝王实际寿命,就真地不可能会那么长寿吗?
简单而言,上古之帝王比上古普通人寿命更长,这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但限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他们寿命再长也应有合理限度。动辄八九十岁,一百几十岁,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上古帝王为何往往比后世帝王更长寿?
首先,上古之时与后世的继承制度不同,也没有后世后宫制度。 夏商周之后,尤其是周礼嫡长继承制、封建制度确立后,帝王广立后宫以求多子多福成为制度强制性需求。这让后世帝王大多沦为生育工具机器,也极大降低帝王寿命。
上古帝王选择继承者,不是父子兄弟相承择优,更不是嫡长盲碰。而是巡狩天下时,从部落邦国中选择生活习惯道德操守优良才能俱佳之人。而这些侯选人大多身心健康超常人,也就更大概率具备长寿基因。
其次,上古之时,仍是木石陶器为主。重金属用于饮食餐具极少,上古帝王因饮食而重金属中毒概率减少。
这一时期,即便统治寄生阶级,也距离普通民众不远,事务繁多,尚未腐朽到醉生梦死成为日常。修仙炼丹之类也尚未发育,砷汞中毒机率极低。
此外,这一时期地广人稀,人类主要还是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博斗,与人奋斗尚不严重。宫廷争斗、战争叛乱乃至瘟疫重疾等等对于帝王生命寿命的威胁,都比较后世帝王发生概率更少。
这一时期文字初创,教化远未发展。民风尚淳朴,阴谋诡计还用不上太多,精神焦虑症候较少。
这一时期,糖、油、盐均属罕有尚未广普,即便帝王,也难以多糖重盐重油,饮食大多清淡,也较卫生。
所以,上古普通人因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寿命或许不长。但上古帝王们则脱离了这些"低端"生活方式,可以饮食不愁、衣食整洁、不务繁劳,也就具有了长寿的基础条件。
同时,他们相比后世帝王而言,又缺少各种必须作死、自作孽的制度强制、现实条件。权责有限劳心劳力压力较小,反而具有比后世帝王更长寿的各种现实基础条件。
综上所言,上古帝王寿命八九十岁,乃至过百岁,也未必全无可能,未必尽是代代传说拼凑夸大、虚构。
帝尧:比萧衍、赵构、弘历这些货长寿,还需要什么理由?
舜帝:老丈人,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一次送俩?
三,夏代商代早中期,尤其是夏代之前的上古考古,应该注意上古帝王有别于后世的这两个重要特点。
比如,三星堆与濮阳酉水坡,可能都与帝高阳颛顼相关,一者是"绝地天通"祭祀宗教改革发生地,一者是葬地。
三星堆的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酉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酉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事功,就是"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就是一次上古时代祭祀宗教根本改革。将各地方文明区域的巫教、多神信仰自然崇拜,改变为一神教、祖宗祭祀、统一集中教权等等。
对于地方区域传统巫师多神信仰自然神教而言,这就是让他们被"绝地天通"了。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铜人、“外星"造型……很可能是"绝地天通“教权统一后,确立统一祭祀树立新的宗教信仰时,所创制采用的仪制礼器。(帝颛顼时,可能主要是用玉、陶造型,夏商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支庶后裔后世“教宗"们,才逐渐用青铜代替)。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酉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关类似文化联系。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屈原《离骚》自陈楚人帝高阳之苗裔。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之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之文明时,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更早的三皇五帝,就似乎更是只有传说近似神话了。
三星堆、酉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更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实在让人头痛。但结合上古帝王的活动、寿命特点,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
--
FROM 36.6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