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多种时间版本,这里采用比较公认的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至今有近2000年的时间.在这2000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和中国的道教以及儒家学派发生了惨烈的争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灭佛呢?
首先,我们来看北魏太武帝灭佛,这是一场典型的佛道之争。太武帝本人是不信佛教的,他对道教倒是很感兴趣,这是受当时道教天师道寇谦之等人的影响,寇谦之在始光元年(424)就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宣传道教,并向太武帝献道书。起初太武帝对此并不热心,司徒崔浩对道教却是深信不疑的,而太武帝对崔浩又非常看重,凡遇国家大事,都要和他商量。崔浩上书,劝他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道书来魏,是上天瑞应。在这样的情形下,太武帝始信道教,敬奉寇谦之为天师,后来他把年号都改成了“太平真君”。奉道教的太武帝开始排斥佛教。
而等到太平真君七年(446)二月,因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省黄陵西南)起义,太武帝发兵西征,在长安一寺院内发现藏有兵器,就怀疑与盖吴通谋,还在有的寺院发现了藏匿妇女、寄放他人财物、酿酒等违律事件,这些都成为毁佛的导火线,他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其他地方,照此办理。这个命令是派太子拓跋晃去执行的,而太子却是信佛的,他上表反对毁佛。这时候儒家出场了,儒家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呢?儒家说凡是信佛,必日然会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魏书?释老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教盛行,将导致儒教礼义的损坏,因此,要恢复“义农之治”,恢复儒家正统,必须对佛教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件事情崔浩一直是支持鼓动的,寇谦之倒是不同意,“苦与浩争”。这一诏令,太子延缓宣布了,致使远近沙门预先得到消息,有了防备,实际所毁的,只是寺塔而已。这是《魏书?释老志》中的记载,但另有资料表明,毁佛的诏令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昙始传》,《高僧传》卷十)。不只是毁寺,僧众也有遭捕杀的,这是中国佛教所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前面我们说了太武宗灭佛,由于道教和儒家学派携起手来致使佛教在中国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
然而,道教也没开心多久。到了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驾崩,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他是一位励精图治、负有远见的皇帝。在南北朝时,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到了宇文邕继位的时候,当时北周的佛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寺院的和尚们不但不当兵,不纳税,且面对灾民时,表现出来的非但不是赈灾,反而趁机吞并人口和土地,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到了573年的年尾,周武帝召开了一个全国宗教人士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给儒教、道教、佛教排个顺序。按照周武帝的想法,儒教是第一名,道教是第二名,佛教是第三名。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周武帝希望通过和缓的手段让佛教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好给周武帝的计划让路,什么计划?这个时候周武帝正在准备进攻北齐,所以,他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给佛教的人提个醒,警告他们:你们给我悠着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但是,当时的佛门中人没这个觉悟,以佛教在当时的发展怎么能排第三呢,于是他们开始争论。你和皇帝争论不是找死么?于是皇帝生气了。而道教是躺着也中枪,本来道教发展远不如佛教,周武帝开始也没想着收拾他,后来一怒结果也一起收拾了。北周武帝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结果不用说也考虑到了。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这次灭佛在全国大一统、走向封建制度巅峰的前夕。
虽然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浩劫,但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比较推崇佛教(民间也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及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更是相信佛教,因此佛教在唐朝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而道教在唐初的时候也是很出风头,有两个著名的神棍袁天罡和李淳风,其风头之劲可以和佛教一较高低。但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因为武则天本人信佛,所以佛道之争,道教明显的就处于下风了。
而到了唐宪宗的时候,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这时候儒家有个很有名的人站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韩愈,从儒家立埸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要现实得多。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虽然这次儒家对佛道两家的斗争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谁也没料到佛教更大的灾难就要来临了。
因为韩愈没有成功,唐宪宗后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
终于唐武宗继位了,这个唐武宗比较有意思,他自认是老子的后人(老子:李耳,道教的创始人)。唐朝皇帝因为有胡人血统,所以喜欢给自己找个有名的老祖宗,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老子身上。因为是自认老子后人所以他比较相信道教。
他即位后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箓。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时,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道教徒的煽动,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佛教作为异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武宗死前一年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动了“废佛”事件,佛教称为“会昌法难”。佛教在唐代帝王大倡崇道的同时,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玄宗时盛达极顶。安史之乱以后,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的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上层官僚相勾结,逃免赋税,另外,寺院还放高利贷,从中牟利。寺院经济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加深。代宗时代,己有地方官查觉,上奏朝廷,但未得应有的限制,到敬宗、文宗时代,朝廷己起灭佛意图,仍未施行。延至武宗,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开始,到会昌五年彻底废佛达高潮。下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所,僧尼还俗的二十六万五百余人,收充两税户,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规定“天下废佛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 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朝廷下诏京都及东都,只准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只留一寺,余皆毁去。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这次“武宗灭佛”虽然主要是与国家有关,但是和儒家反佛教的倡议以及道家赵归真等人的推波助澜也不无关系。
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佛教由鼎盛转向衰弱。到了五代的时候,战乱纷起,大小各宗,皆淹没无闻,独禅宗隐居深山,不受战乱影响,弘传较盛。
那么五代时的周世宗又为什么要灭佛呢?甚至于连道教也不行幸免呢?前面我们说过,佛道两教兴盛的时候,威胁到了皇帝的统治,所以遭了灾。那在五代的时候佛教不是那么的鼎盛,又为什么会遭到灭佛呢?
首先,我们来看周世宗柴荣的个人信仰。柴荣这个人本身为了表示不在五胡之列,所以他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崇尚儒教,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
其次,从世宗的经历来看,他一生纵横四海,从追随太祖郭威时起,做事便雷厉风行,果断刚毅。而他的做事风格,从郭威身上也能找到影子。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赵匡胤。所以要分析他毁佛,不能不说他的性格,要说他的性格,不能不说郭威给他的影响。 郭威本人一生,崇尚节俭,而柴荣灭佛的举动,不能不说和其禁止私度不无关系。
最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战乱,国家很久没有造铜钱,而民间又私自销毁铜钱来制造日常用具和佛像,这样铜钱就更加缺少,不利于商业流通。越建越多的寺院成了国家的负担;逃避军役的,和作奸犯科的都加入到了和尚们的行伍,使得寺院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私自剃度者越来越多,原先的寺院容纳不下了,便导致了寺院越来越多,成为了国家的负担。
由于上面的各种原因,周世宗灭佛灭道的行动终于开始了,但是比较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到周世宗灭佛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趋于缓和。表面看来形成三武一宗灭佛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因为佛教和道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观点格格不入,而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宝典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稳固,也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毫不犹豫的对佛教和道教举起了屠刀。所幸的是,在经过了三武一宗灭佛之后,佛教受到了重创,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如野草般疯狂发展。而三教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老是要比个高低,逐渐出现了今天三教融合的局面。至此,佛道儒之争告一段落。
--
修改:whiho FROM 210.12.196.*
FROM 210.12.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