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史叙事中，如何叙述晚清以来的革命史，其实质和核心也是如何用文明变迁
之道处理革命史叙事。在清以前，中国文明有几次大的危机，每次都有后来的重建、更
化和扩展。如果那几次的变迁逻辑没把握住，或者它们的逻辑和晚清以来革命式变革的
逻辑不相通，中国文明史叙事就没法讲清楚晚清以来的革命史，也没法讲清这段革命史
的文明史意义。在文明史叙事中，革命只是一种文明过程，可称之为一种文明大调整。
换言之，如果中国文明史叙事难以处理晚清以来的革命史，那肯定是前几次文明变迁的
叙事出了问题。这首先牵涉到对魏晋南北朝、宋辽金等文明大调整时期的处理。我们不
能回避对以往文明调整期的梳理。同一个连续性文明体在不同时期的大调整必有相当的
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文明史叙事之统一性的主要构成之一。


中华文明的变迁之道，在笔者看来就是文明扩大再生产机制。过去的大变迁是一个扩大
再生产，现在也是一个扩大再生产。扩大既表现在外在边疆的拓展中，也表现在内在边
疆的拓深中。内在边疆的拓深不必然导致外在边疆的拓展，但外在边疆拓展的成功几乎
每次仰赖内在边疆的拓深。因而，蒋介石之错不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般政策，而
在其如何“安内”的具体政策——也即根本政策——上出现重大偏差，比如蒋介石的民
国政府根本无法有效展开土地制度改革，而这才是根本的“安内”政策。先秦秦国远交
近攻战略成功的要诀之一，就是对内实现权力集中于中央，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央地关
系。


假如分成大阶段，从东周到秦是一次大调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是一次大调整。宋元是
一次大调整。民国是一次大调整。这些都是很大的文明调整。在这里，笔者对几次文明
大调整尝试做简单梳理，


第一次文明大调整，秦制的产生，最主要解决央地关系，形成中央集权体制；第二次文
明大调整，魏晋南北朝到唐，形成央地整体性政治体制，特别是科举制，它在当时条件
下对中央集权与地方社会具有超强性的整合功能；然后宋元明清带来的是异族和汉共治
的文明挑战或文明传统，这也算是全球化来临前的一次小练兵。


文明史观与文明主体性


从文明史角度看，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历史阶段用“乱世”一类词汇描述，有
点文不对题；也许叫“文明的调整”更合适。“乱世”这个词是政治史和生活史的视角
，是消极性词语，容易让人忽视混乱或动乱下新兴的东西、未来的东西。


从文明再造主体看，这是“文明的调整”。文明再造主体意识，是积极的态度、创造的
态度、机会的态度、自新的态度。从文明史角度看，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次文明
大调整。从文明大调整看，这一百多年中国人经历的不只是危机，而更是机会，是文明
扩大再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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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PlayerUnkwn FROM 14.155.115.*
FROM 14.155.115.*

这种论调被批过了，前不久教科书改回来了
【 在 PlayerUnkwn (’s Battlegrounds) 的大作中提到: 】
: 在中国文明史叙事中，如何叙述晚清以来的革命史，其实质和核心也是如何用文明变迁
: 之道处理革命史叙事。在清以前，中国文明有几次大的危机，每次都有后来的重建、更
: 化和扩展。如果那几次的变迁逻辑没把握住，或者它们的逻辑和晚清以来革命式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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