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日本也没有宗主国的关系，
延久四年（1072），日僧成寻偕弟子赖缘、快宗等七人搭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来到宋朝。一行人先登天台，后至五台山朝圣，途中得到了神宗的热情款待。神宗不仅向成寻打听日本国内之事，还多次问及“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成寻只好以路途遥远相答。第二年，成寻遣赖缘等五人先行归国，自己继续留在宋朝。神宗听说此事后，便委托赖缘等带回御笔文书，并赠送金泥《法华经》与锦二十段，由此开启了神宗在位时期绵延近十年的两国牒书外交。
宋帝文书的到来无疑给日本朝廷带来了难题。此时，中日的官方来往已断绝多年，但面对宋帝御笔，又断无不加回复之理。日本朝臣几经阵定商议，直到承历元年（1077）五月五日才正式回信，同时回赠“六丈织绢二百疋、水银五千两”。实际上早在当年二月，朝廷曾收到“大宋客商所献羊三头”，可能包含催促答复之意。承历二年（1078），日本朝廷以仲回为通事僧，携带回信和赠品搭乘孙忠的船只到达宋朝。《宋史》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元丰元年，使通事僧仲回来，赐号慕化怀德大师。明州又言得其国太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絁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从之。
也就是说，由明州发出的牒状又经孙忠、仲回等人带回到了日本。此次，日本朝廷面临更大的麻烦：不仅仲回获赐的“慕化怀德”称号令其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带回的明州牒文上书“赐日本国太宰府令藤原经平”，公卿对此有多质疑，特别是牒文中还有“回赐”字样，令日本朝臣颇为不满。事实上，成书于13世纪初的九条兼实日记《玉叶》中对此事也有提及，“承历之顷，又有此事。其牒状书‘回赐日本国’，因之，殊有沙汰，两度被问诸道，遂经两三年被留了，时人谤之”。由此可见，直至一个世纪之后，日本公卿仍然将此事视为耻辱。面对频繁的宋朝来牒，日本朝廷感受到了不安，唯恐卷入宋朝的朝贡秩序之中。《百炼抄》直言：“此事已为朝家大事。唐朝与日本和亲久绝，不贡朝物，近日频有此事，人以成狐疑。”此后经过多次阵定，日本朝廷的态度始终都是不可回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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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hu.com/a/133666343_501394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11世纪后期日本外交的一个侧面
【 在 bhima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种更接近于是别国商人的冒认，因为辽史中没有日本正式列传。而新唐书和宋史的日本列传都列了日本统治者的名字：
: 新唐书：
: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郛，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检察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至彦潋，凡三十二世，皆以"尊"为号，居筑紫城。彦潋子神武立，更以"天皇"为号，徙治大和州。次曰绥靖，次安宁，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灵，次孝元，次开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务，次仲哀。仲哀死，以开化曾孙女神功为王。次应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宁，次显宗，次仁贤，次武烈，次继体，次安闲，次宣化，次钦明。钦明之十一年，直梁承圣元年。次海达。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开皇末，始与中国通。次崇峻。崇峻死，钦明之孙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极。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贵者冒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至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蘤，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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