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业余爱好者转载知乎大牛对虞朝的解读以及个人业余的猜想
夏朝前面的虞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朝代?
— 成湯咸 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5670557/answer/1344273024
这个问题需要重新界定一下。
由于我们没有任何虞代的考古资料,所以仅能讨论文献中记载的战国初期到汉代,人们对虞代的认识及其变化。
之所以是这两个时间点,是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关于虞朝的文献材料最早不过战国初期,而到了汉代,故事基本定型不再发展。
——这些是我们对虞朝所知的全部。
p.s.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陶寺文化」和尧有关系...( ?▽`)
〇.《史记》记载
我们用《史记》的记载代表汉代对虞朝的主流认识。
《史记》对「虞朝」的记载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一方面司马迁知道「虞」是一个朝代,但另一方面,他又要照顾「尧-舜-禹」依次的禅让故事。所以两个一结合,「虞朝」就只有虞舜一个人了。虞舜从尧那里接过位,建立了虞朝,转手给了夏禹,虞朝又没了。真所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而且不仅虞朝是一代,按《史记·五帝本纪》的世系往上推,禅让给舜的尧所处的「唐」,也只有他一个人,舜以前的帝王都是一代一个人: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史记·五帝本纪》
这和一般理解中的「朝代」是不合的,更和文献中「虞夏二千餘歲」[1]等说法是不合的。
于是我们先从「虞朝」的代表人物——虞舜说起。
一.舜的世系
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系。
A世系:
颛顼 → … → 幕 → … → 迵 → … → 瞽叟 → 舜 → 商均 → … → 虞思 [2]→ … → 箕伯、直柄、虞遂、伯戏 … → 虞阏父 → 胡公满 →… → 陈敬仲
这个世系除「迵」[3]外,散见于《左传》《国语》和《史记》,我们称这种世系为「A世系」。参考文献如下:
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杜注:「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左传》
幕,能帥顓頊者也。《国语》
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史记·陈杞世家》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杜注:「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左传》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左传》
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杜注:「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左传》
B世系:
黄帝 → 昌意 → 颛顼 → 穷蝉 → 敬康 → 句望 → 桥牛 → 瞽叟 → 舜 →…→胡公满 →… → 陈敬仲
这个世系出自《五帝德》《帝系》《史记·五帝本纪》,这些记载同出一源,我们称之「B世系」。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史记·五帝本纪》
还有一种糅合两种的「吕梁碑」世系,但不太关紧要,所以不谈。可以看出,「A世系」和「B世系」对舜的后代都没什么异议,即周初的胡公满,周朝封之于陈国,是陈国的始祖。春秋的时候,陈国的公子陈敬仲因内乱逃到齐国,其一代代子孙便在齐国扮猪吃老虎,终于在战国初期篡了齐国的权,建立了田氏齐国。
问题出在向上追溯。舜的父亲两种世系都认为是瞽叟,先祖也都认为是颛顼,没有争议。但颛顼到瞽叟这中间的一段,两种世系则完全不能相容。按「B世系」的记载,舜的祖先都是草民,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谓「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者。但「A世系」里有一个虞幕,根据《国语》的说法,他是有虞氏一个地位崇高的先王: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国语》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制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国语》
第一条记载将有虞的虞幕和商朝的上甲微、周朝的太王并称,他们是商周有名的先王。第二条直接把虞幕和夏商周的始祖禹、契、后稷并举,已经抬到始祖的地位了。虞幕显然不会是什么草民。
所以「A世系」必然无法与「B世系」相容。古往今来的注家都很想把两种世系糅合起来讲圆,但往往扞格而不通。这只能说明两种世系有不同的来源。
关于帝舜、帝喾、帝俊的问题参考这个回答:
为啥帝俊是帝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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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国前中期的「虞朝」
1.传世文献的「虞朝」
文献中常常以「唐」「虞」并称,因在后来的观念,尧建立了唐代,舜建立了虞代,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但其实学者很早就发现,这种并称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仔细分析文献会发现,至少在战国人的观念里,「虞」确实是一个历时悠久朝代,但「唐」不是。
传世文献中常常以「虞夏商周」并称,但从来言不及「唐」:
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
虞夏商周之胤。《左传》
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国语》
《礼记》亦常并举「虞夏商周」四朝,文例太多就不备举了。《韩非子》亦云:「虞夏二千餘歲」,这其中显然是没有「唐」一代存在的空间。
《国语》云:
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这句话说尧殛共工是在「有虞」之时,显然也认为尧属于「有虞」一朝。
所以至少在战国人眼里,「虞」是「夏」之前一个悠久的朝代,其中既包含尧,亦绝对不可能起源于舜。
然则我们还需解释,既然只有虞代,没有唐代,为什么会有「唐虞」连称的说法。之前学者因之怀疑所有「唐虞」的连称都是后期文献窜伪所致,未免求之过深。要解释这个问题还须求助一下出土文献。
2.出土文献中的「虞朝」
《上博简·容成氏》真是上古史的宝藏:
□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敛焉,身力以劳百姓。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而治乱不共。……于是乎始爵而行禄,以让于又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终。
……
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
……
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畝之中,……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容成氏》
《容成氏》记载说,上古某帝王让位于有虞迵,有虞迵死后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大家推举尧为天子,尧当时是一个有百里之地的诸侯。尧年老后也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传位给虞舜。
这个故事可注意的有三点:
其一,虞朝确乎是一个长久的朝代,绝非舜所建立。舜只是虞朝的首领之一。《上博简·子羔》里也暗示了这点,《子羔》说舜是「有虞氏樂正瞽瞍之子也」,明显说明在舜前就早有虞朝了。文中出现的虞代首领虞迵,则是传世文献中未曾见的。
其二,尧本是虞朝的诸侯,尧的上位是因为虞迵没有合适继承人,由诸侯推举而来,后来尧又禅让给虞舜。这个过程和西周的「共和行政」非常相似: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后,诸侯推举共伯和行天子事。后来周宣王长大,共伯和又把王位还给宣王。
厲王虐于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乃歸厲王于彘。共伯和立,十有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歸于宗。 《清华简·系年》
这个故事在传世文献中其实是有类似说法的:
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即陶唐氏。《书传》
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论衡》
所以「唐」实际上指的尧所在的国家,并非朝代名。文献中所有的「唐虞」基本直接指代「尧舜」,并非朝代名的并列。认为「唐虞」是朝代的误解是汉代以后出现的。
其三,文中说虞迵的治理「不赏不罚,不刑不杀」,这和传世文献中关于有虞氏的记录吻合:
有虞氏不賞不罰。《慎子》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司马法》
可见《容成氏》这个故事在战国时期是流行的,「不赏不罚」也是战国时人对虞朝政治的普遍评价。
《容成氏》写就的时代我们一般定为战国中期,《左传》成书大概在战国初,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总结战国前中期人们对「虞朝」的认识:
是夏朝之前一个历史悠久的朝代。
虞朝的治理是以「不赏不罚」闻名的,保留着君长推举制度,也是战国鼓吹的「禅让制」的原型。
其中早期著名的首领有虞幕,后期有虞迵。尧是以虞代诸侯唐国的首领,在虞迵死后被推举为天子,后又禅让于虞舜。虞舜是虞朝乐正瞽叟之子,并非虞朝的建立者。
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全部。
三.对「虞朝」认识的变化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对「虞朝」的认识,会变成后来《史记》的那一套。基本整个朝代的故事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尧舜两个人,而且舜的世系也直接变了样。
这里有两个问题:
虞朝的故事为什么没了?
虞舜的世系为什么变了?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虞朝的故事为什么没了?
在战国末期,各种神话传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随着统一趋势的出现,各个民族的神开始出现血缘关系,成为一个大家庭。顾颉刚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我们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民族各有其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当时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清楚的事实。……则太皞与有济是任、宿诸国的祖先。……则颛顼是陈国的祖先。至于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合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神的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的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古史辨序》
而要把舜纳入黄帝体系下,舜之前就不能有一个长远的朝代。本来《史记》里舜已经比尧和禹他们小上好几代了(见上图),而禹的神性摆在那里,又不可能离黄帝太远。如果把虞朝的历史加进来,尧舜禹就完全不可能同时存活,当然更不可能有尧舜禹迭次禅让的故事。
所以为了弥缝黄帝体系和禅让故事,人们对虞朝的历史只能选择性失明,将它割舍去。故郭永秉先生云:
因此,在各族同出一源的大一统帝王世系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后,有虞氏另外一个系统的世系(君王世系)不为人重视并逐步遭淘汰的命运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的地位远比“皆微为庶人”的舜的家族成员要高,但对于构建一个以五帝系统为核心的大一统帝王世系而言,这些人却远不如穷蝉以下诸人来得重要,因此《帝系》、《五帝本纪》等文献出现虞幕失载的结果大概不是偶然的。后人对这一矛盾所作的种种弥缝大致都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其中根本的问题所在。[4]
再说第二个问题,虞舜的世系为什么变了?
郭永秉先生继上文的思路,认为「B世系」中的舜的先祖都是编出来的:
穷蝉至牛诸人则几乎不见于其他古书记载。因此这一套名字除了瞽瞍的来历比较可靠以外,可能多数是为了大一统帝王世系而附会出来的。
我对此保持怀疑,因为几个名字毫无来由地直接被编出来,同样也是非常奇怪的事。其实回过头来看《容成氏》,里面也并没有记载舜是虞幕或虞迵的后人,《子羔》也只说舜是虞代乐官瞽叟之子,没有提及和虞代先王的血缘。
这令我怀疑「世系A」其实本身并不太准确。我们之所以在「世系A」中把虞幕排进去,完全来自于杜预的注「幕,舜之先」,而这种说法不见于先秦文献。这极有可能是杜预认为他们都曾是虞朝的王,所以口胡了他们有血缘关系,注释的时候口胡也不是稀奇的事。
也就是说,「世系A」只能代表虞代的君主传承,不能说明他们之间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而且虞幕看起来也是非常早期的人物,和舜不一定有关系。舜之前的虞代君主虞迵似乎也与舜没有直接的血缘,所以舜的先人皆微为庶人是极有可能的。这与《子羔》篇中贬损舜的出身[5],以凸显舜德的伟大是相符的。
所以综上,「世系A」实际记录的是虞朝的君王传承关系,而不是舜的祖先世系。「世系A」和虞朝历史一起在《史记》中消失,是为了给大一统意识下的「黄帝世系」让路。
另一方面,「世系B」中的人物可能确为舜微为庶人的祖先们,这个世系则被《帝系》等书直接继承,并拼接到黄帝下面,组建成一个黄帝大家庭。
这个问题和尧舜禹禅让的构建有相关性,所以也可以参看这个回答 ( ̄? ̄):
大家相信尧舜禹传说中近乎童话的「禅让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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亖.总结
我抄一下各个段落的总结吧...( ̄? ̄)
1.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系:
A世系:颛顼 → … → 幕 → … → 迵→ … → 瞽叟 → 舜 → 商均 → … → 虞思 → … → 箕伯、直柄、虞遂、伯戏 … → 虞阏父 → 胡公满 →… → 陈敬仲
B世系:黄帝 → 昌意 → 颛顼 → 穷蝉 → 敬康 → 句望 → 桥牛 → 瞽叟 → 舜 →…→胡公满 →… → 陈敬仲
2.战国前中期人们对虞朝的认识:
是夏朝之前一个历史悠久的朝代。「唐」实际上指的尧所在的国家,并非朝代名。文献中所有的「唐虞」基本直接指代「尧舜」,并非朝代名的并列。
虞朝的治理是以「不赏不罚」闻名的,保留着君长推举制度,也是战国鼓吹的「禅让制」的原型。
其中早期著名的首领有虞幕,后期有虞迵。尧是以虞代诸侯唐国的首领,在虞迵死后被推举为天子,后又禅让于虞舜。虞舜是虞朝乐正瞽叟之子,并非虞朝的建立者。
3.对虞朝认识的变化:
「世系A」实际代表的是虞朝的君王传承关系,而不是舜的祖先世系。「世系A」和虞朝历史一起在《史记》中消失,是为了给大一统意识下的「黄帝世系」让路。
另一方面,「世系B」中的人物可能确为舜微为庶人的祖先们,这个世系则被《帝系》等书直接继承,并拼接到黄帝下面了,组建成一个黄帝大家庭。
参考
^见《韩非子》
^不能确定虞思的「虞」属不属于这一系。
^见后文
^郭永秉《帝系新研》
^《子羔》:「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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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1.225.145.*
夏王朝有没有可能是良渚文化的延续?
— 米克诺斯 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161900/answer/1742468382
夏王朝当然是良渚文化的延续,因为良渚文化本身就是虞朝,虞夏一脉相承。众多的先秦文献都对夏朝言之凿凿,多以虞、夏、商、周并称,不仅存在夏朝,而且夏之前还有虞朝。这里先提一下我国第一个朝代虞朝。我国第一个朝代是虞朝,虞朝之前并不存在尧所“创建”的“唐朝”。《尚书》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保存了中国最早的上古史的描述,其开篇就是《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并举,明确认定虞朝是在夏之前的一个单独的朝代。《尚书》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书经》,还是后世科举考试的重要考试教材,有着非常重大的研究价值。秦火给原本《尚书》的传世带来毁灭性打击,春秋时期的《尚书》原本和春秋战国抄本在秦始皇时期就几乎全部焚佚。现存《尚书》无论《古文尚书》还是《今文尚书》都系西汉时期现世,内容真伪掺杂。2008年随着战国时代就已埋入地底的第一手资料《清华简》的现身以及十余年来的考据结果,《古文尚书》已被证伪,《今文尚书》部分是伪作。比如2018《清华简》第八辑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今文尚书》中的《冏命》篇系伪作,《清华简·摄命》篇才是失传已久的《尚书·冏命》篇的真正原本。更重要的是2018年才整理完毕的《清华简》第八辑也赫然出现了单独的《虞夏殷周之治》篇,论述虞、夏、商、周四代礼乐的不同特点,阐述崇俭戒奢的治国思想。明确印证虞朝就是夏之前的一个朝代。《清华简》关于虞朝的描述,和同样是战国时代埋入地底的一手资料的《上博简》关于虞朝的记载完全吻合,这就叫不同来源的典籍互证,同时《上博简》和《清华简》还是一手的出土文物,它们本身既是物证,又是直接史料的书证,著名的通史《史记》也不过是二手的间接史料。可见虞朝存世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亦说明现存先秦典籍比比皆是互证的“虞夏商周”四朝并举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实有据。今存《尚书》虽真伪掺杂,然《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赫然在列。无论何种《尚书》版本,朝代命名没有托伪,历史事件和其他典籍对照也基本真实。今文尚书的《虞书》篇有《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一方面证明虞朝并非帝舜有虞氏一系,包括尧、舜、禹、皋陶、伯益以及周人直接祖先后稷都生活在虞朝,另一方面证明虞朝之前并不存在所谓唐尧“创建”的“唐朝”,任何版本的《尚书》没有《唐书》,先秦任何典籍涉及朝代并举,只有“虞夏商周”或“虞夏殷周”之述,没有所谓的“唐虞夏商周”之称。如《礼记·祭义》: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墨子·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吕氏春秋·审应览》:今虞、夏、殷、周无存者。《韩非子·显学》: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慎子》: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枚举。。”更重要的是,周武王建周之后,即以周之前的虞朝后裔(胡公满,帝舜之后)封陈国,夏朝后裔封杞国,商朝后裔封宋国为“三恪”。并没有唐尧的“唐朝”。《左传》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所谓“三恪”之礼,全称“二王后三恪(或二王三恪)”之礼,古宾礼至尊。历代王朝皆封前代王室后裔爵位,赐予王侯名号,赠予封邑,祭祀宗庙,前王室后裔见帝不行臣礼,只循宾礼,不缴贡赋,表尊崇。皇帝待之如宾客。以示当朝广施仁义,承继华夏统绪乃德望所归。此外,《国语·鲁语》《左传》都给出了虞朝的部分世系,也证实了虞朝并非帝舜一朝。《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这是很明显的虞朝世系,告诉我们虞帝至少上溯到舜的五世祖虞幕(帝颛顼之子)。《国语·鲁语》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明确告诉我们虞朝“祖”颛顼,“宗”帝舜。这里再次出现了虞幕,认为他是能继承颛顼的人。能继承大禹事业的杼,就是少康的儿子,他在位期间夏朝国力和版图达到极盛,能继承周人直接祖先后稷事业的周太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在此不表。《礼记·表记》中孔子则进一步评价虞朝礼制:“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意思是对于虞朝和夏朝的政令,百姓很少抱怨。对于商朝和周朝的政令,百姓无法忍受其繁琐。虞夏质朴,商周文饰,都达到各自的顶点了。虞夏虽有文饰,但质朴更多;商周虽有质朴,但文饰更多。这里虞夏展现出的统治“政令”,明显是成熟的国家形态。《礼记·表记》还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可见孔子对虞朝高度推崇,认为虞帝待子民如父母,国家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统治清明。《礼记·表记》《左传》以及后世的《史记》等古代典籍均称虞朝君主为“虞帝”,更进一步证明虞朝国君非松散的部落联盟共主,而和后世的夏商周诸王毫无二致。根据同属出土第一手史籍的《上博简·容成氏》和《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对照《尚书·虞书》以及众多先秦典籍的共同互证,可以明确认定虞朝是我国第一个朝代。《书传》曰:“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明确记载尧是以唐侯身份擢升虞帝之位,“唐”只是虞朝其中一个诸侯封国。上述《国语·鲁语》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本身就已经明确尧、舜都是虞朝天子,故不存在尧建立的所谓“唐朝”。接下来谈谈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国和虞朝的关系。
(一)年代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关于虞朝纪年,《韩非子·显学》云:“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的记述,由此可推断出虞朝断代史约公元前3300~公元前2100年间。正好和地质学同位素检测结果的良渚古国年限完全重合。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约5300年唯一进入古国文明的遗址正是良渚古国。
(二)地望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虞朝的虞字既是帝舜有虞氏的部族族称,亦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的徽记。据许慎《说文解字》之解,虞字乃由“吴”字所生。“虞”与“吴”通,古音同在鱼部,同声相假,“虞”“吴”可通假互换自古无疑义。无论是夏还是商,其国号都与地望有关,如夏朝得名自大夏,商朝源自商丘,虞朝得名也是其地望吴(虞)地。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即太湖流域,即古吴地。更关键的是,“虞”与“吴”二字在古代互换使用早在甲骨文卦辞中就有体现,在殷墟卜辞已见“吴”,即“虞”,意味吴地得名远早于春秋吴国。吴地称虞(吴)自上古有之,虞朝以吴地得名显而易见。虞(吴)系华夏族对吴地的固有称谓。良渚文化的祖神是三皇之一的伏羲。伏羲是华夏族人文始祖,地位比五帝之首的黄帝更高。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后,称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认为自己功绩功绩超过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但不敢说自己德行超过三皇。华夏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都是太湖流域吴地所生的伏羲后人,伏羲制定了华夏族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结婚配偶制,以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华夏姓氏就此起源。良渚古城反山王陵第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上刻神徽即为伏羲形象,这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伏羲神徽。《山海经·海内东经》明确记载伏羲生于太湖吴西:“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史记·五帝本纪》述“舜耕历山,渔雷泽”。《风土记》进一步描述舜渔耕的雷泽是太湖:“太湖中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间即雷泽,舜所渔处也”。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今释》里亦写道:“雷泽当作震泽(震泽即太湖古称之一)”伏羲母亲华胥作为华夏族母亲也生于太湖流域苏州。《山海经》郭璞注引《河图》曰:“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华胥,姑苏(今苏州)上古名字。《越绝书》《吴越春秋》均称姑苏为“华胥”。“姑苏”还亦称“姑胥”。另雷泽上文已解既是太湖,“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伏羲生母华胥自然也是太湖流域生人,和华胥姑苏之称完全吻合。《列子·黄帝篇》还载:“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华胥氏之国,台州之北……”,明确伏羲生母华胥的华胥氏之国在“台州之北”。自当是离台州不太远的北方,绝无可能是千里之遥的北方陕西甘肃地带。台州在浙东,姑苏在台州之北,方位正合。完全符合华胥是姑苏人士、伏羲生于雷泽即太湖的记载。伏羲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是“成鸠”之误。《鹖冠子·王鈇》曰:“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 陆佃解:“ 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可见伏羲别称的“成鸠”正是三皇之一的天皇,伏羲正是三皇之一。《鹖冠子》还曰:“成鸠氏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鹖冠子》提到成鸠氏手握的“王鈇”,就是长柄玉钺,是成鸠氏之国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墓主左手旁就有一件与典籍记载完全一样的玉钺。这就是古代典籍记载与考古实物发现的相互印证,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反山王陵12号大墓同时出土的反山琮王(M12)上刻神徽也显示了最早的伏羲神徽。田野考古学也显示,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2500年这500年时间里,良渚人进行了大规模北征,对黄河下游地区全面用兵,用兵方向是今山东地区,恰恰在约公元前2500年,山东诞生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完全是“复刻版”的良渚文化,关于龙山文化源出良渚文化的具体细节,下文另述。良渚古城就是先秦古籍所称的成鸠氏之国的天皇氏之都。“鸠”体现了良渚人鲜明的鸟崇拜属性,下文也另述。成鸠氏之国为良渚古国史学界已经公认。所以身为“成鸠”的天皇伏羲也是良渚人。和《山海经·海内东经》明确记载伏羲生于太湖吴西完全一致。生母陵华胥在甘肃是典型的穿凿附会,河南淮阳的伏羲(太昊)陵传更是无稽之谈。经不起任何多位一体的先秦典籍的共同考证。而良渚古国以祖神伏羲地望得名虞朝也是合情合理。考古学实证显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遗址有600多个,遍布江浙沪皖。面积远超城邦国家。符合王朝的定义。
此外,华夏族早期人名和地望的名字经语言学家的考证也都具有古吴(越)语的特征,这实际上是华夏族最古老语言的特征。首字为无、余、句、勾、伏、夫之类的发音都是标准的华夏古吴越语发音,特点是首字可以省略,仅作辅助“发声”功能,伏羲、颛顼、重黎、昆吾、力牧、鬼臾、於则、玄寿、仓颉、诛夔、俞栿、仰延、夷牟、殳斨、大挠、竖亥、车区、奚仲、淫梁、句芒、勾践、夫差、阖闾、周章、寿梦、州于、无余、勾践、朱勾等这些古吴越语人名以及良渚、盱眙、无锡、姑苏、余杭、余姚、诸暨、义乌、上虞、句章(今宁波地名)、句容(今镇江地名)、句姚(今余姚北)、余暨(今萧山境内)、于潜(今临安境内)这些古吴越语地名都很好保留至今,古吴越语不是西周时期的吴语,它是比西周的上古汉语更古老的语言。古吴越语词序相对现代汉语是倒序的,姑苏按照现代汉语习惯应称为“苏姑”,“苏”是令人愉悦之意,“姑”是地方之意,“姑苏”合称就是令人愉悦的地方。上古和中古汉语也传承了古吴越语的倒序习惯,诸如“帝尧”“帝颛顼”“帝舜”“造书契”不一而足,中学文言文就能学到很多或古人官职或人名或地名的倒装句。这些地名都是如此。以“余”字为例,体现了古吴越语以鱼韵字及其紧邻的侯韵字的典型的发音特点,浙江余杭(禹航)、上虞、余姚等上古地名均是如此。而三皇五帝之称也莫不具有古吴越语属性,诸如“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一职位名前置的称谓方式都是华夏原始语言的明显特征,和颛顼、句芒、喾、尧、舜、禹等名字一样,都具有典型的古吴(越)语特点。单称的“尧”“舜”“禹”“喾”更是体现了古吴越语第二字才是主词、第一字仅为虚词作为辅助发声功能的特点。伏羲名字的主词就是第二字“羲”,第一字“伏”可以省略,所以伏羲又称“羲”或“羲皇”。
(三)三皇五帝世系和生葬地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周人也承认自己的先祖后谡曾为虞朝臣民的史实。《国语·周语上》对此在:“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周王室直接先祖后稷又名姬弃,传承是: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谡。其中生于太湖的伏羲是良渚文化的祖神上文已经明确。后谡父亲帝喾,也是商人祖先契的父亲,五帝之一。所以商周王室同源,出自黄帝长子少昊这一系。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屡见商人崇祀的“高祖”即帝喾,《礼记·祭法》云:“殷人褅喾”直接证实了这一点。帝喾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夋”的形象正为鸟之形。即“故玄鸟即夋也,夋为玄鸟,宜夋状为鸟喙人身矣。”商人崇拜鸟,也是直接源于祖宗帝喾身上的凤鸟崇拜。而凤鸟图腾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已不用赘述。伏羲为风姓,这是华夏族最古老的姓。不同先秦典籍均无异辞。如《尚书序》注:“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帝王世纪》:“庖牺氏风姓也”……先秦典籍从未见伏羲他姓之说。“风”通“凤”,从鸟。甲骨文所载“凤”字,绝大多数通假作风雨之“风”,古人以凤鼓翼而生风,故风凤同字通假,伏羲风姓,说明他以凤鸟为图腾,和后世传承的他的子孙黄帝、少昊、帝喾、帝舜等上古诸帝一样,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鸠鸟崇拜属性。且伏羲名字的主词是第二字“羲”,第一字“伏”可以省略,仅作“发声”功能,单称“羲”,所以伏羲又称“羲皇”,和颛顼、句芒、喾、尧、舜、禹等名字一样,都是典型的古吴(越)语特点,也正是良渚文化地区的语言特点。
关于五帝之一的少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即长子少昊,少昊又名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即次子昌意,颛顼之父),降居若水……”我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称之为“四渎”,即“江、河、淮、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诗经·尔雅·释水》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其中淮河、济水古代亦独流入海,故得与长江、黄河并列。后淮河、济水先后被黄河改道所夺,淮河下游淤塞后改注入长江,而济水则在唐朝断流。所以《史记》记载可以看出,黄帝长子少昊并非生于黄河流域,而在长江流域。“江水”古代典籍特指长江,所以少昊不可能是山东生人。青阳则为嘉兴青阳,依然是江浙太湖流域生人,《左传·昭公十七年》则进一步厘清了周室之祖少昊的来历:“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郯子即少昊后裔,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一带)国君,正是留下“鹿乳奉亲”成语典故美名的郯国国君。他和鲁昭公的这番对话明确说明郯国国君为少昊后裔。进一步说明和其同宗的姬姓周王室也是少昊后裔(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谡)。和上文《国语·周语上》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的商人直接祖先后谡并不矛盾,因为少昊是后谡的曾祖父。少昊名挚,黄帝长子,《礼记·月令》《尚书序》《帝王世纪》所述五帝之一,也为鸠民,百鸟之官,鸟图腾属性,少昊为后世周朝王室祖先后谡的曾祖父,百鸟之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鸟官人皇就是指少昊。郯子一番话处处可见的少昊的鸟崇拜属性。而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正好是鸟崇拜属性的古国,良渚出土的陶器玉器刻符鸟形象俯拾皆是。良渚古国惯称鸠尼,即以鸠为尼,尼就是祖先的意思。今天作为良渚中心统治区域之一的上海,其千年常驻的本地人(非市区晚清移民)的第一人称代词的“我”称为“吾尼”,其发音即体现了上古特点。另外上古捕鱼工具称“扈”,江河入海处称“渎”,上面也说了四条入海江河为“四渎”。长江入海处最早称为“扈渎”,之后又改“扈”为“沪”,这就是上海简称“沪”的来历,九扈的扈民部族就是上海的土著先祖,和五鸠的鸠民一样同样是成鸠氏之国国民也就是良渚先民。扈民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时期就以道德高尚著称,故称“无淫”。考古发现上海有金山区的亭林、青浦区的福泉山、果园村、寺前村、淀山湖、金山坟、刘夏、千步村,松江区的广富林、汤庙村、机山等15处良渚遗址。其中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吴家场出土了象牙权杖,玉琮精美程度甚至优于良渚古城,作为仅次于良渚古城的良渚高等级贵族生活区写进了良渚申遗文本。更关键的是,《左传》这段话不仅明确揭示了周王室祖先是黄帝长子少昊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黄帝、少昊均是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国主的惊人事实。还进一步揭示了良渚古国国民的族群构成:四鸟(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五雉(5个雉部族具体不详)、五鸠(鸤鸠氏、鴠鸠氏、爽鸠氏、祝鸠氏,鹘鸠氏)、伯赵氏、九扈(9个扈部族具体不详,在上海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等多达24个部族。上面已经说了“九扈”的沪民就是上海的土著先祖,而上海福泉山遗址作为仅次于良渚古城的良渚贵族生活地,写进了良渚申遗文本,上海有15处良渚遗址,是良渚古国中心区域之一已经得到考古学实证。鸤鸠氏部族是良渚古国的王族,因为出土良渚文物的神徽均为鸤鸠。 鸤鸠氏部族出了著名的五帝之首的黄帝,黄帝本人是典型的鸤鸠图腾属性,《韩非子·十过》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秦山之上,驾象车而世讯毕方,毕方并害。”毕方就是守护黄帝的神鸟鸤鸠。少昊故土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良渚古国,出现在山东也不奇怪,先秦古籍《鹖冠子》曰:“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我国的田野考古学明确显示,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2500年这500年时间里,良渚人进行了大规模北征,对黄河下游地区全面用兵,用兵方向正是今天的山东地区。正是在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山东诞生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人兽面纹神徽、玉礼器、陶礼器无论工艺还是造型皆来自于良渚文化,礼制也完全出自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甚至出现了和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一模一样的良渚神徽以及和其他良渚遗址一模一样的良渚刻符,这些被认为是早期文字。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龙山文化完全就是复刻版的良渚文化,反而和传统误认的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而夏王族大禹这一支来自黄帝次子昌意(黄帝-昌意-颛顼-鲧-禹),黄帝祖父伏羲生于太湖吴西。黄帝长子少昊生于太湖流域的浙江嘉兴青阳,《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少昊生地有明确出处:“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即长子少昊,少昊名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古代典籍“江水”特指长江,“青阳”只可能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嘉兴青阳。所以黄帝长子少昊也是太湖流域生人。前面说了伏羲生于太湖吴西之地,大禹本人生于陕西西陲却在治水成功后于家乡绍兴大会诸侯,死后归葬于绍兴会稽山,说明大禹是叶落归根回到家乡。至于黄帝次子昌意也生地的“若水”,下文另述。
大禹祖父颛顼也是五帝之一,关于颛顼生地,《吕氏春秋·古乐》曰:“帝颛顼(昌意之子)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明确和其父昌意一样,生于“若水”。关于“若水”地望也是太湖流域,下文会有详细说明。而颛顼葬地的浙江湖州同样是太湖流域。可见苏南浙北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才是华夏族的起源地,正是良渚古国虞朝统治区域。颛顼创制九州,使华夏首次有了版图界线。他作曲承云,其音英英。《山海经》有数处提及颛顼葬地。《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附禺之山。帝颛顼、九嫔葬焉。”《海外北经》说:“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也说:“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几处“务隅之山”“附禺之山”“鲋鱼之山”显然都是指同一座山封隅山。而封隅山,古又作封隅、封禺,是封山、嵎山的合称。在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西南。两山相去仅三里。关于封隅山,《国语· 鲁语下》载: 防风氏在虞、夏、商为汪芒氏,“守封嵎之山”。《国语·鲁语下》还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氏……守封隅之山者也。”《国语》韦昭注:“封,封山;隅,隅山。时即吴郡永安县。”晋太康元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即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此地东南距良渚镇不足百里,所以五帝颛顼和伏羲、少昊一样也是太湖流域生人。
关于五帝之一的颛顼生父昌意,是少昊之弟,黄帝次子。两人后代皆有天下,夏王室来自昌意这一支,商周王室则出自少昊一系。昌意出生地的“若水”并不是中原学者望文生义错误理解的“洛水”,因为古代“若”和“洛”并非通假字,关于中原河南的“洛水”先秦典籍从未有“若水”之称,这是两条地理方位完全不同的河流。《孔传》曰:“ 洛水之表,水之南。”《说文解字》明确“若”的通假字是“叒”。而“若”和“桑”古籍经常同步出现,“若”“叒”“桑”三字存在密切的渊源。昌意和其兄少昊一样同样生于太湖流域吴地。我们可以详细考究。遍览古籍,“桑木”常作“若木”之解,“若”也和“桑”经常成对出现。如《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淮南子·地形训》曰:“若木在建木西。”同样原因,“若水”当为“桑水”。《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即长子少昊,少昊又名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即次子昌意,颛顼之父),降居若水……”古代典籍中,长江名为“江水”,黄河称之“河水”,淮河叫做“淮水”。《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妻雷祖(即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史记·五帝本纪》亦言:“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吕氏春秋·古乐》曰:“帝颛顼(昌意之子)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此处“若水”和“空桑”再次对应,“若”与“桑”也再次成对出现。黄帝次子昌意和昌意之子颛顼生地均为“若水”无疑。“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也再一次证明了古籍“若”“桑”二字同源,“若水”地望应为“空桑”,或“若水”与“空桑”所在地临近。前述《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这里出现的“咸池”也和“扶桑”地望一样同处东方。关于“咸池”,《庄子·天运篇》载:“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意思是黄帝在广袤的洞庭原野上演奏《咸池》乐曲。《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出於暘谷 ,浴於咸池 。”可见咸池必在日出的东方,和“扶桑”的“日出东方”东方之义完全对应。《说文解字》曰:“日初出东方旸谷,所登榑桑叒木也。”郝懿行《笺疏》明确记载若木就是叒木:“若,《说文》作叒,云‘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可见“叒”与“桑”通,“叒”又与“若”同音近形,所以“叒”又与“若”通。这也解释了古籍“桑”“若”二字常互换使用之因。所谓“若水”,实为“叒水”,即“空桑”。若水地望实为空桑。“若”“叒”“桑”完全三字完全同源,完美解释了《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昌意之子)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的明确结论。空桑为扶桑,扶桑寓意日出的东方上文已述,还有更多的古籍支持。《楚辞·九歌·东君》曰:“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陶潜 《闲情赋》曰:“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日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一诗曰:“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日本古称扶桑国,即采“扶桑为日出东方”的引申之意。成语“东渡扶桑”出处也是特指鉴真东渡日本的历史事件。日本和服亦称“吴服”。源于三国东吴时期由吴地传入日本。空桑(扶桑)在吴地太湖流域一带无疑,左思《吴都赋》明确“扶桑”为“吴都”:“行乎东极之外,经扶桑之中林。”《史记》记载的“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黄帝二子的出生地不可能太远,少昊“江水”的长江,也和其弟昌意出生的“若水”在临近地区,两人出生地同为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合情合理,长子少昊为青阳氏,生地嘉兴青阳,次子昌意生地“若水”的空桑(扶桑)地望也在日出东方“空桑”的吴地太湖流域,昌意之子颛顼也生于“若水” 并葬于浙江湖州德清更从侧面印证了“若水”也就是“空桑”地望就在湖州太湖流域一带。少昊生于浙江嘉兴青阳,昌意和颛顼生于浙江湖州德清。两地临近,也都是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所以黄帝长子少昊、次子昌意、孙子颛顼和三皇伏羲一样,都生于太湖流域吴地,联系前面第二点所述伏羲和其母华胥氏均出生于太湖流域,虞朝以地望吴地太湖流域得名显而易见。
另一位五帝虞舜生地的姚墟目前已基本推翻河南濮阳的错误观点,而是在浙江的余姚或者上虞。因为这两地是古籍记载舜一生活动最多的地方,浙江余姚(古属绍兴)得名更是直接来自舜的名字。即《风土记》载:舜文庶所封之地,舜姓姚,名重华,故曰余姚。《史记》称舜“冀州之人也”,是言其所都之地在山西蒲阪,是舜的第二故乡,并不意味着他始生于此。舜生于余姚,本来就是良渚人,尧舜之世因良渚古国故地江浙一带大洪水迁居晋南而已。余姚城东北四十里就有历山,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的“舜耕历山,渔雷泽”的“历山”之地。部分史学家臆造的“历山”“雷泽”乃山东地望之说没有根据。余姚、上虞两地都以舜而得名,是舜的家乡所在。两县之间的一条共同河流称为“姚江”(舜本姓姚),也称舜江。在余姚有历山之地,在上虞则有握登山。而“握登”就是舜母名字。
至于夏朝建立者大禹,更是和浙江良渚古国故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大禹治水于黄河流域,所有先秦典籍都没有原始出处,其“证据”都源自后世学者对先秦典籍原文注疏注解的无中生有,这种二手资料可信度是不行的。大禹治水于长江流域是不争的事实。《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段话写得十分清楚,从祝融到噎鸣,都是“江水”的长江流域生人。《山海经》特意两次强调注明“降处于江水”和“以处江水”。结果还是被后人篡改为黄河流域。古代黄河叫“河水”,和“江水”长江是完全不搭界的。《山海经》明确告诉我们,逢“噎鸣生岁十有二”时,长江流域“洪水滔天”。然后就是大禹父亲鲧治水长江,鲧治水失败后被祝融杀于羽山,大禹继续治水于长江,以定九州。《淮南子·本经》也明确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这里再次出现了“空桑”地望上文已明确考证是昌意和其子颛顼生地,在太湖流域湖州一带,《史记·夏本纪》也侧面告诉我们大禹治水于长江流域:“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其中“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意思是大禹命益给民众分发稻种,可种植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田野考古学显示,北方除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种稻外,稻作农业是长江流域所有新石器文化遗址和文明遗址的共同特征。而黄河流域自新石器文化中期以来到大禹时代考古所发现的所有遗址,出土农作物都是黍和粟,如果大禹在黄河流域治水,应该分发黍种或粟种给民众而不是稻种。低洼潮湿的土地也是典型的江长江流域地貌。接下来禹向舜汇报时又说:“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与益予众庶稻鲜食”意思是大禹和益一块,分发给黎民百姓稻种和新鲜的食物。再一次强调大禹治水给民众是分发稻种,不是大禹时代黄河流域的黍种或粟种。“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意思是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丘丘陵。丘陵地貌是典型的江南地貌,根本不见于黄河流域。此外,《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人文地理的重要典籍。它更是直接载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关于震泽,所有古代典籍一致认为是古太湖,没有任何争议。关于“三江” ,历代史学家倒是有不同注解,《国语·越语上》韦昭注以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尚书·禹贡》陆德明注引《吴地记》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汉书·地理志上》颜师古注以北江、中江、南江为三江。但无论何种注解,三江均为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范围之河流没有疑问。“三江既入”也与“震泽底定”的“震泽”太湖之称严格对应,两者同在良渚古国地区。另杭州之名的最早由来也得自大禹,《唐栖志》曰:“禹杭村,禹巡会稽,舣舟于此,乃渡江焉,名禹航……”大禹治水乘船途经于此,称禹航,即余杭。进一步证明了《尚书·禹贡》记载的大禹治水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准确性,大禹治水不可能发生在黄河流域。至今杭州余杭区还有禹航路。2019年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恰恰也在余杭。良渚古城外围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全球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也告诉我们身为良渚后裔的大禹本身就擅长治水,这是良渚世代沿袭的鲜明特征。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也是大禹治水传说最密集的地方。《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解此处“执玉、帛”为执“六瑞”以示等级。据《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解万国以玉、帛为贡,表示臣服。涂山乃大禹妻族所在地,禹妻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涂山氏成员,“候人兮猗”也就是禹的妻子:女娇因思念治水的大禹,苦苦等待其归来所唱的情诗,这是史籍记载的华夏第一首情诗。又再一次证实了大禹治水只可能发生在长江流域,没有任何可能在黄河流域。作为良渚后裔的大禹治水成功后,极度思念家乡良渚故土,所以在家乡绍兴大会诸侯并叶落归根归葬于此。《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氏……守封隅之山者也。”《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而封隅之山,《国语》韦昭注:“封,封山;隅,隅山。在今吴郡永安县。”永安,晋太康元年改为武康县,即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此地东南距良渚镇不足百里。这一带也正是良渚文化中心区域。帝舜前已述实则浙江余姚人,北迁中原的良渚后裔,他推举同样是良渚后裔的大禹继位,《史记·夏本纪》载:“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大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大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姓姒,夏后氏。”虞朝遂亡。
最早祭禹的国君,是夏朝第二任夏王启,禹的儿子。《吴越春秋》对此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其后是第六任夏王少康。夏启每年春秋二季遣使祭奠大禹于祖地越地绍兴,夏启死后,其子太康被后羿篡国也就是古代史籍记载的“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神话传说射落九个太阳的“后羿射日”的主角后羿有其真实历史人物原型,东夷有穷氏首领,臂力惊人,神箭手。就是他一箭射死逃跑的第三任夏王太康,篡夏自立为王。“后羿射日”再一次说明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不能轻言就是虚构,大多是有真实历史人物原型的。上古三皇五帝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所有古代典籍都明确的事实。同样东夷有穷氏出身的寒浞随后杀死后羿,再杀夏王“相”,改国号“寒”。从“太康失国、后羿、寒浞代夏”到“少康复国”,意味着夏王朝在立国初期就曾国灭一度长达80余年,因此夏王族祖地绍兴的禹祭一度中断。禹以下六世”的少康为第六任夏王(禹→启→太康(失国,后羿篡位)→仲康→相→少康),少康复国后,恐禹祭绝祀,封其庶子无余于祖地绍兴,世代守禹陵,祭奠大禹。无余也就是后世的越国始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对此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最早祭奠大禹的皇帝,则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左丞相李斯与中车府令赵高随从下巡狩南方。《史记o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记载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渡长江,到钱塘,上绍兴,祭大禹的路线图。会稽即绍兴,这是上古以来所有史书都明确的事实。这一条路线图直接驳斥了部分史学家臆断的会稽在山东之说,因为秦始皇已渡过长江,先到江苏丹阳,再至钱塘,然后上会稽,钱塘江不可能在山东。《史记》完书于公元前91年,距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亲赴绍兴祭大禹不过过去了119年,《史记》连更早的商王夏王世系都大体正确,关于秦始皇出巡路线的记载断然不会有误。不光是《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代典籍众书一辞禹葬绍兴。两周时期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对此论一样史不绝书。《墨子·节葬下》载:“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成书于春秋晋国和战国魏国史官共同编纂的重要编年史史书《竹书纪年》也记载:“八年春,禹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归还大越”进一步明确说明会稽不可能在山东,只能在浙江。《汉书·地理志》班固载:“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会稽山在南”进一步说明会稽山不可能是部分史学家臆断的山东茅山。可见大禹亦是良渚后裔。至于良渚后裔的尧都、舜都为何都在晋南、大禹为何生于西陲陕北石茆古城却葬于绍兴会稽山,下文自有解释。
虞朝国都最早是良渚古城,距今4300年-4000年间,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良渚人不得不大举北迁到黄河流域,也正是在距今4300年-4000年间这个时间节点,发展相对迟缓的中原突然奇迹般地冒出了良渚文化的诸多先进元素的原因所在,北方最早进入文明的两个遗址陕西石茆古城遗址和尧都山西陶寺遗址正是良渚人主力北迁的结果。从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诗经》,及至战国诸子所书,有关史前洪水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尚书·夏书》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昬垫。”《孟子·滕文公》曰: “当尧之时,天下犹末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淮南子·本经》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地质学、田野考古学共同考证的距今4300-4000年良渚文明消失于江南的时间恰恰是尧舜之世,也吻合尧舜之世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的先秦典籍记载,《淮南子·本经》明确所述的洪水发生地“以薄空桑”的“空桑”地望前已述也是昌意和其子颛顼的生地,在浙江湖州太湖流域一带。再一次印证了前述大禹治水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真实可靠性。同时各良渚遗址的淤泥层同位素检测的地质学检测的年代结果也极度精确吻合上述先秦古籍记载。如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苏吴江梅堰、上海青浦果园村等遗址都有明显是大规模水侵痕迹的一到三层淤泥层,同位素检测约在距今4300-4000年间。而从沉积学领域看,埋藏古树对古洪水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以及临近的钱塘江流域埋藏古树的分布非常广泛,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时段同样集中于距今4300~4000年左右。所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苏南浙北上海区域在距今4300-4100年的区间内发生了全流域大洪水,甚至大洪水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直接导致了良渚古国被迫北迁中原,作为最早虞都的良渚古城也随之放弃,虞朝政治中心就此北迁到晋南,尧都陶寺(今山西临汾市)就是良渚虞朝北迁之都。
安邑夏县(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也有大量关于夏朝建立者大禹的地望,诸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的禹王城、禹王乡、禹王村……还有和鸣条之战有关的鸣条岗在夏县。《逸周书》也有如下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段记载透露了两条关键信息:一是被唐尧灭掉的“西夏”在山西,唐尧占据了“西夏”故土;二是“西夏”先民性仁宽和,不修武备,甚至不修城邑,所以遭致了灭国之祸。大禹父亲鲧迁徙到陕北的古崇国就是“西夏”部族,唐尧伐之,“西夏”亡,鲧臣服于尧,后获封“崇伯”,成为有崇氏,帝舜继位后,借‘口鲧治水无功,将其流放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可见这个“西夏”的前身正是后来建立夏王朝的夏后氏。最初的“西夏”所在地就是尧灭其国后建的“尧都”山西陶寺(今山西临汾襄汾县)。而“西夏”亡后,部族迁徙到陕北一带,建立了古崇国。古崇国的“崇”作为象形文字带有山字头,说明这个有崇氏是聚居在山上的。陕西石峁遗址就是修建在山峁上的。《连山易》云:“鲧封于崇。”《世本·作篇》曰:“鲧作城。”《吕氏春秋》载:“夏鲧作城。”《淮南子》记:“昔夏鲧作三仞之城。”而且还记载“大禹生于石纽","禹生石"。《史记·六国年表》亦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而石峁古城恰好是石头城,规模巨大。陶器玉器皆传承自良渚文化,大禹生于西陲的“石纽”石头城毫无疑问就是陕西石茆古城。后世大禹以“夏后氏”身份回到夏故土山西安邑复国,国号重新为“夏”。大禹立国取名为“夏”那是因为他父亲一系的古崇国部族本就是被尧所灭的“西夏”后人,故都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可见无论是被尧灭掉的“西夏”还是大禹建立的夏朝,故都一直都在山西,和商人所在的河南从无关系。商人甲骨文称“夏”为“西邑”名如其实,地理方位正合。出土的战国原简《清华简·尹诰》也有如下明确记载:“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尹至》篇则提到:“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意思是伊尹献计从西方进攻西邑,灭了夏,“西邑夏”一词刚好与古籍所称的“大邑商”对应。而《礼记·缁衣》也和清华简遥相呼应:“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大禹重新建夏于山西安邑,是为夏后氏。山西安邑是夏都有充足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持且形成严丝吻合的释证。不同古籍都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 出土西周之物宜侯夨簋有明确的铭文记载:“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说的是周武王分封周太王次子仲雍的曾孙虞仲于虞(山西安邑平陆以北),建立虞国这件事。《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明确记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意思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寻求太伯、仲雍的后代准备加封承祀,找到了周章。由于周章已经做了太湖流域吴国国君,其传承是太伯-仲雍(太伯之弟)-季简(仲雍之子)-叔达(季简之子)-周章(叔达之子)。周武王便顺水推舟把吴地封给了周章。由于周武王已把太伯和仲雍都列入周祖庙,周法以嫡立长,太伯无子,周章视作过继的太伯后代,祧太伯一支就封太湖流域吴地。周章之弟虞仲作为随太伯奔吴的太伯弟仲雍的后代就封在成周之北的旧夏都之地新建虞国,列为周诸侯,虞仲就此成为虞国第一任国君。就是上文的“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虞国国都平陆(今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古代属于安邑,就说明“故夏都”就是山西安邑(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又从侧面说明禹都安邑,夏桀最后所在地的夏都也在安邑(夏桀一度定都山东斟鄩,后迁都安邑。下文有述),不可能在河南。晚夏早商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说非常牵强。不仅仅是二里头地质层三四期体现了明确的早商文化,从典籍记载的逻辑方面也不能予以认同:一、商灭夏的鸣条之战明确发生在山西安邑夏县的鸣条岗,不在河南。二、西周青铜鼎铭文关于夏旧都山西平陆、出土的一手资料战国原简《清华简》关于“西邑夏”、甲骨文卦辞祭祀的“西邑”都是指代夏朝,既作为夏都代称同时又是夏朝代称的“西邑”都城不可能在中州的河南,祖地河南的商人对河南的任何地名也不可能冠以“西邑”称呼,“西邑”只可能在山西境内。三、夏朝的确有多次迁都经历,但基本在山西和山东来回,没有证据显示在河南境内。非常可靠的《竹书纪年》古本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说明夏初太康以及“后羿代夏”期间的夏都在斟鄩,《尚书·正义》又云:“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桀都安邑和此处《竹书纪年》古本记载的桀都斟鄩也没有任何矛盾,这是因为夏桀前期都城在斟鄩,末期迁至山西安邑。关于斟鄩地望,《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了山东有穷氏的寒浞儿子“浇”灭夏之战:“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鄩氏。” 说明斟灌与斟鄩距离很近。斟灌氏就在今山东寿光一带,斟鄩氏自然也在山东境内。《竹书纪年》进一步明确记载:“浇伐斟鄩,战于潍,覆其舟。”斟鄩地望自此水落石出,即今山东潍坊附近。少康复国的联军有鬲氏、以及被寒浞儿子“浇”所灭的斟灌氏、斟鄩氏余部都在山东,最后夏伯靡和少康攻灭寒浞的斟鄩决战也在山东。斟鄩是河南巩义之说没有根据,更不用说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关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是夏朝诸侯封国有洛氏的国都。《尚书·太甲上》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竹书纪年》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日知录卷十八》:“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肴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墓。”《括地志》曰:“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盖此是也。”说明洛阳偃师二里头是商汤墓葬所在地,同时还是伊尹流放太甲之地,史称桐或桐宫。所以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显示了非常明显的早商文化特征。《逸周书》进一步明确了二里头是有洛氏宫城并非夏都的性质:”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後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饑饉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一方面说明“有洛氏宫城”的二里头并不是夏都所在地。前述“有洛氏宫室”已经明确否定二里头是夏都,夏王族叫“夏后氏”,有洛氏只是夏的一个封国。另一方面记载位处偃师的“有洛氏宫城,池囿广大,工功日进,民不得休”,说明“有洛氏”滥用民力修建了规模庞大、富丽堂皇的宫城,所以作为夏朝诸侯国国都的二里头被误认为“夏都”也毫不令人意外。真正的夏都安邑在鸣条之战后已被商汤摧毁了。前述《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是时周武王克殷,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周武王时期安邑已成废墟,所以称之为“故夏虚”。此外《竹书纪年》也提供了二里头“有洛氏”并非夏都的确凿证据:《竹书纪年》曰:“帝癸(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意思是夏桀在位第21年的时候,商汤攻灭了“有洛”。《竹书纪年》古本曰:“(夏桀)二十二年,商侯履来朝,命囚履于夏台。”《史记·夏本纪》同载:“桀乃召汤而囚之于夏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发生在商汤攻灭“有洛氏之国”的一年后(夏桀22年),而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发生在夏桀第31年,这已经是商汤攻灭有洛氏十年之后的事了。《竹书纪年》曰:“(夏桀)三十一年,商自?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尚书序》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所以作为“有洛氏宫室”的二里头遗址绝对不可能是夏都。《博物志·卷十》也明确印证了《逸周书》和《竹书纪年》的“有洛氏宫室”绝非夏都的记载:“昔有洛氏 ……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氏以亡。”另《书·五子之歌》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意思是:夏王太康处在尊位而不理国事,喜好安乐,丧失君德,以至于国民都怀有二心。太康盘玩游猎没有节制,到属国“有洛氏”的地盘(洛水之南)打猎,百天还不返回国都。《五子之歌》这句话明确说明“有洛”和夏都是两个地方。因为太康在“有洛”打猎过了百天还不返回夏都处理国政(十旬弗反),这句话还是成语“尸位素餐”的出处。《孔传》对“有洛之表”的地理方位有明确注解:“ 洛水之表,水之南。”梳理清楚如上的典籍记载,可见“有洛氏”本身就是夏的其中一个诸侯封国,商汤灭夏发生在商汤灭“有洛氏”的十年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事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有洛氏”的国都,也是商汤的墓葬地,还是商初权臣伊尹流放商王太甲之地。所以二里头遗址一二期体现了夏文化,三四期体现了早商文化毫不奇怪。典籍记载和考古学实证完全可以得出二里头并非夏都的结论。至于山西陶寺古城遗址所在地的山西临汾,古为平阳,是尧都所在之地,也是大禹夏朝前身的“西夏”所在地。舜都蒲阪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市,为运城市(安邑)的下辖县级市。地处夏都安邑(运城市)以西,山西地图两市的地理方位可以清晰证实这一点。同时蒲阪也是商师从河南西进灭夏《清华简·尹至》所载的“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以及《吕氏春秋·慎大》所载的“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战略大迂回的地点。商汤灭夏第一战的蒲阪之战就在此展开,后续在山西安邑夏县进行了鸣条决战,上面已经说了,山西陶寺和陕西石茆都有大量的良渚文化痕迹,不管是“尧”灭的“西夏”建立的尧都陶寺,还是“西夏”后人有崇氏的鲧(大禹父亲)迁徙到陕北建的石头城古崇国的石峁古城,还是以“夏后氏”身份重新建夏的大禹以及都城山西蒲阪的舜,都是因江浙沪良渚古国也就是最初的虞朝所在地大洪水北迁的良渚人,他们的迁居目的地都是山西。尧也并非出自山西本土,而是外来部族,尧舜之世良渚人北迁,继良渚古城之后,尧都陶寺、舜都蒲阪先后成为北迁的虞朝之都,直到大禹在安邑建夏,虞遂亡。大禹之父鲧的有崇氏部族就是被尧灭掉的原在山西的“西夏”,是大禹“夏后氏”的前身。“西夏”亡后,其族人迁徙到陕北建立了石峁古城,所以“禹生石”即陕北石峁古城,尧舜禹都对被大洪水淹故土良渚古国充满思念,所以尧派鲧治水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禹续继之。大禹更是于治水成功后大会诸侯于故乡绍兴,并归葬故土绍兴,体现了华夏族叶落归根的思想。这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载的:“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关于《尚书·禹贡》所载大禹治水地点:“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上文已详细考证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不再详述。
(四)衣冠文化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良渚文化有最早的华夏衣冠文化。首先贵族穿丝绸衣服,佩戴玉器。古籍称玉帛。《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解此处“执玉、帛”为执“六瑞”以示等级。《尚书序》也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解万国以玉、帛为贡,”属国表示臣服的记载。其次贵族还戴高冠,良渚博物院的良渚神人像,个个都是高冠,此穿戴样式是良渚上层贵族的专利,是华夏衣冠礼的最早源头。良渚还发现了最早的系扣丝绸袍服的玉带钩(见下图)。玉带钩又是华夏文明礼制特有的典型之物,一直沿用到明和清。良渚文明又一特色是玉器的玉梳背。玉梳背用途为插在良渚贵族脑后的发髻上。为鸟的造形,延至于后世走向民间,为历代王朝华夏男女梳理发髻专用之物。良渚的衣冠文化被夏所继承,《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说明华夏族人要身着袍服高冠,这种衣冠文化一直传承于后世所有华夏王朝。
(五)华夏礼制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华夏首先是文化特征,然后才是国家特征。《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 而“礼”作为贯穿华夏文明全过程的核心元素,是区分华夏的标尺。作为“华”的服章之美,在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湖州钱漾山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丝绸,甚至还发现了世界最早的葛布。湖州至今仍是著名的丝绸之乡。作为“礼”的礼制是由良渚文明创造的,莫角山的宫殿群形制与建筑理念是中国后世历代国都的标准。良渚墓葬玉琮、璧、钺等成组不同等级玉器,适用不同身份的阶级,则是礼仪制度导致阶级分化出现的重要标志,祭天的圜丘与祭地的社也是华夏文明中独特的元素,后世北京的天坛就是圜丘,良渚古城的瑶山、汇观山的祭坛则清晰构建了“社”的结构。我国圜丘之祖最早出自良渚古城反山、上海广富林、福泉山等良渚遗址。《礼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郑注云:“皇,冕属也。画羽饰焉。”“皇”指羽冠,这也是后世华夏皇帝戴的冠冕的原型。“有虞氏皇而祭”所指的便是有虞氏的先民头戴羽冠祭祀祖先及天地。而“皇”字直接来自良渚文明出土玉璧上的图符。1935年考古学家何天行就在良渚发现过一个黑陶盘,上刻十几个符号,经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7个符号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3个在金文中有同形字。这些符号为甲骨文之前的早期象形文字,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而且良渚刻符一二三四五和十等数字也和甲骨文近乎一致。更关键的是,属于良渚文明的海安青墩遗址和庄桥坟遗址相隔数百里,有600多个刻符完全相同,甚至在更北的龙山文化中也出现了良渚刻符。这些刻符是早期文字的证据已相当明显,因为相隔数百里发现了同样的符号,说明已具备广泛的传播性,这正是原始文字的关键特征。良渚文明建立的虞朝的礼制为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人尚黑的心理正是导源于良渚文明即虞朝时期的习俗。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特色,轮制法,有的甚至涂漆,直接为夏继承。《周礼·冬官·考工记》云:“有虞氏上陶。”和北方仰韶文化的彩陶明显不同,夏商周陶器均一脉相承以黑为主。在《礼记》《周礼》《孟子》等先秦典籍中,礼制以虞夏商周四代序排介绍如汗牛充栋。礼制可以改变载体,但核心文化内涵不会改变,它是华夏文明中最为稳定、最为坚韧的部分。华夏文明独有的“礼”是在良渚中诞生的,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诸如稻作农业、玉器代表的礼制含义、丝绸、原始汉字、礼乐、衣冠等皆在良渚文明时期诞生并定型,华夏文明实际上是在良渚时期已经形成。而中原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文明也是良渚人因约4300年前原住地大洪水北迁所致,地质学水浸淤泥层结果清晰证明了这一点。距今43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距今4000年的陕西石峁遗址,距今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代表中原地区才开始进入文明阶段,其中北方所有已出土的进入文明阶段的遗址,其礼制、宫殿王城、玉器风格以及神徽和祭坛都带有浓厚的良渚风格,所以良渚人居住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良渚古国正是良渚人建立的华夏文明第一个朝代虞朝在考古学上的直接反映。
《左传》有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曰: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华夏族人从不祭祀“非我族类”的胡狄。关于华夏祭祀礼的圜丘、社应书一笔。圜丘和社是华夏文明所特有的两大元素,均源出良渚文化。社是祭地神“社”神的祭坛,是后世王朝政权的象征,“稷”为农神,指称农业;古代农业为天下根本,“社稷”并称就是指代国家。圜丘则是祭天的祭坛。《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丘的主要用途是祭天。古人的意识中天为圆的,故圜丘为圆形。燎祭是焚柴祭天的典礼,在圜丘举行仪式。所以圜丘有两个特点:一是圆形,二有燎祭。良渚古城、武进寺墩、海宁荷叶、达泽庙、上海广富林、福泉山等良渚遗址都发现了燎祭用的圜丘遗迹。社祀,亦称社祭,它是虞、夏、商、周四代连续相承的最主要的原始宗教礼仪之一。《管子·轻重戊》:“有虞之王……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先秦文献明确社祭起源于虞朝,为夏、商、周三代所继承。良渚文化的社祭的发展非常成熟,已经形成了后世的基本形制,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社祭遗迹也的确出自良渚遗址,而先秦典籍告诉我们社祭起源于虞朝,这就是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应用。所以良渚古国就是虞朝从典籍记载和考古实证的严密吻合角度亦可以得到证实。
玉礼制作为华夏文明的独有元素沿袭至明清。后世历代传国玉玺和氏璧就是华夏独有玉文明的体现。中原和东夷最早的玉器文化和文明比如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以及龙山文化玉器等都具有浓厚的良渚痕迹。《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孔子说: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华夷之别泾渭分明,首在于“礼”。华夏玉礼器的六器为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璋、玉璜。成套出土首见于良渚。良渚古城反山王陵墓葬、汇观山和瑶山祭台均见后世周礼的“六器”。而且恰恰是苍璧、黄琮、白琥、青圭、赤璋、玄璜六色,无论颜色还是型制均完全吻合后世的《周礼》记载,周人并不知道距离他们所在年代2000多年之前的良渚古城的存在,但良渚古城恰恰出土了和《周礼》记载完全一致的华夏“六器”,这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华夏“六器”。可见华夏礼制也是源出良渚。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苍璧、黄琮、白琥、青圭、赤璋、玄璜(下图四就是良渚博物院“六器”全貌)正是良渚文明独创的线切割工艺所打造的六大华夏玉礼器。良渚古城反山大墓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大墓均出土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还有巧夺天工的的武器长柄玉钺和短柄玉钺,甚至部分短柄钺还有玉质装饰,这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利的象征。意味着国家的重要特征:等级差别和社会分化已经出现。良渚文化不同的墓葬区有不同等级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表明良渚已有了严格的社会阶层礼仪制度。在良渚先民为代表的华夏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夏商周之后,陶器作为礼器,从和玉礼器、青铜礼器的平行地位逐渐退出先民的视野。然而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制礼器、祭器如鬶、爵、觚等在夏朝以后都以青铜器的形式继续作为华夏族的礼仪重器。礼制可以改变具体的载体,但核心内涵不可改变,礼制是华夏文明中最为稳定、最为坚韧的部分。华夏礼制也是华夏文明有别于全球其他原生文明的重要标志。
良渚文化的木胎漆器已十分成熟。漆的质感、漆与木胎结合以及漆器的艺术图案,完全不逊色近3000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时期的水准。在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主要见于反山、瑶山贵族墓葬,反山出土有嵌玉漆杯、嵌玉漆盘,瑶山等大墓中出土有高把漆杯。出土的漆器与玉器一样,在良渚文化中都是珍贵物品,主要在贵族阶层使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良渚古城的墓葬可分为6个等级,第一等级以反山王陵和瑶山贵族墓地为代表,随葬最高品质的玉琮、玉璧、长柄玉钺。对象是手握统治权的良渚王族和贵族;第二等级墓葬随葬次一级品质的玉琮、短柄玉钺(有装饰品)和石钺,不见玉璧。对象是军队高级指挥官以及富裕的亦工亦军的平民;第三等级墓葬随葬再次一级的玉钺、石钺,而不见玉琮。 对象应是中级军官和生活一般的亦工亦军的平民;第四、五等级只随葬不同等级的石钺。墓主是士兵身份;第六等级仅随葬少量陶器甚至无随葬品。代表了社会最低等级的贫困阶层。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不同等级的鼎、豆、壶、璧、钺、琮等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墓葬。所以作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特质的“礼”,源出良渚文化是不争的事实。
附:良渚博物院反山嵌玉漆杯代表了良渚漆器最高工艺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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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夏汉字起源,再特别提一下。上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源自距今3200年前的殷墟。然甲骨文非常成熟,之前有着更为悠久的文字发展历史,关于创造华夏汉字的祖先,有两种理解。《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书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一种理解是伏羲创造文字,即“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一种理解是商人祖先的“契”造书,即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契”又称“商契”。为夏水官,曾辅佐夏王朝始祖大禹,被大禹封于商地,商王室之祖。这也是商朝得名来源。《国语·鲁语上》:“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契,殷之祖,为尧司徒,能敬敷五教。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尧命“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史记·殷本纪》说: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赐姓子氏”。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中“仓颉”实为“商契”的通假名。“仓”、“商”二字古音邻纽双声、同为阳部叠韵,可通假。《诗经·尔雅·释鸟》中“仓庚鸟”明确注为“商庚鸟”就是此例。而“颉”、“契”二字古音分属见、溪,同为牙音,发音部位相同,又同属于屑韵,亦通假。因此从通假字解释“商契”就是“仓颉”,两者为同一人,商朝始祖,五帝其一的帝喾之子。结合上面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华夏汉字来源于伏羲或商契(仓颉)都有说服力,华夏汉字更有可能始于伏羲,系统化成型为商契(仓颉)所创。伏羲创造了原始文字,商契进一步发展,所以商契的后代殷商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不管是伏羲还是契创文字,他们都是良渚人毫无疑问。契父亲就是帝喾,契和尧舜禹一样都是北迁黄河流域的良渚后裔。
(六)国都规制源头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良渚古城也是古籍所称的成鸠氏之国的天皇氏之都。成鸠氏之国国主的伏羲即为天皇,天皇为三皇之首。《越绝书》亦云:“夫越王句践 ,虽东僻,亦得系于天皇之位……”意思是越王勾践作为天皇伏羲后代,传承伏羲的“天皇”之位,春秋称霸乃理所当然。越王勾践也确实是伏羲后代,因为他是大禹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意思是越王勾践是大禹后裔,其祖先是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越绝书》也提明确越国立国者无余是大禹后裔:“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於越,以守禹冢。问天地之道,万物之纪,莫失其本。”越国王族就是姒姓,大禹后人。现藏于湖北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刻有“鸠浅”二字,进一步明确了越国王族就是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王族的后裔,大禹自然也是成鸠氏之国王族的后裔。勾践因不敢自比成鸠氏之国历代先祖三皇五帝的功绩,故曰“鸠浅”。前《鹖冠子·王鈇》已提:“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 陆佃解:“ 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所以天皇伏羲即为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国主。而三皇最早出处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路史》亦云:“前天皇、前地皇、前人皇之事太过久古,杳杳冥冥,所谓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先秦古籍《鹖冠子》云:“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鹖冠子》还提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即斧钺。而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墓主左手旁就有一件与典籍记载完全一样的玉钺。田野考古学显示,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2500年这500年时间里,良渚人进行了大规模北征,对黄河下游地区全面用兵。
良渚古城的面积大于700多年后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以及1200多年后被传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城池之祖。良渚古城的空间布局展现出明显的后世国都沿袭的三重结构,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依次被内城和外郭城墙所环绕,并辅之以完善的世界最早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的面积大于700多年后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以及被传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这也是中国古代都城最早的三重构局,此外,良渚古城莫角山遗址上的宫殿建筑群其中三个土台是建于大台基上的高台建筑基址上,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宫殿规划的原型。而宫殿建于人工营建的高台之上,这也是我国宫殿尚高巨台基之风的源头。夏商周三代以及后世数千年的华夏王朝宫殿规制,都在良渚文明中找到了源头。依山傍水的良渚古城,为后世国都标准形制。它分为皇城、内城、外郭城。内城面积约三平方公里,有四个故宫那么大,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度10几米的11条巨型水坝,可以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面积是杭州西湖的1.5倍,库容量超过4600万立方米,是杭州西湖水储量的4倍。这是国际社会已经公认的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在城的中心部位良渚人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高10几米的大型土台,这个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面积在200-900平方米不等的大型建筑。被认为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内城城郭,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墙基宽都是40米-60米。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外城城池。良渚古城总的工程量,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这样的工程量动用1万个劳动力至少需要100年以上时间才能建成。土方量约为古埃及最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的两倍有余。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只有国家力量能够动员。良渚古城规模之巨,生活配套设施之复杂,两千年间几无来者,超过后世的任何夏都,也超过大部分商都。直到晚商的安阳殷墟面积才超越了它。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项——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从1993年开评至今,只颁给过13个项目,其中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就独占2个。此外,2010年良渚古城莫角山台地东坡中,发现大量炭化稻,约2.6万斤。2017年良渚古城莫角山区域的池中寺遗址再次发现大量炭化稻谷堆积,约为20万斤。宫城区域如此巨大的储粮量,说明良渚贵族的人口众多,至于内城、外城官员和平民阶层人口规模更不可想象。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城同时还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国都,也是虞都的原生地。
关于良渚古城最新进展,中国社科院官网于2020年8月刊发的关于良渚古城遗址近年田野考古学的最新论文反映了良渚古城有“四重构局”,较之传统“三重构局”认知大大深化,外城面积达到创纪录的近800万平方米,远大于此前认为的351万平方米。有单独的工匠手工业作坊区,所以就第五点所述工艺复杂的嵌玉漆杯、嵌玉漆盘,高把漆杯功能区分布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
附:中国社科院关于良渚古城遗址2020年8月最新的田野考古学论文
良渚古城考古的历程、最新进展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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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表述中国朝代时一贯以夏商周并举,但事实上虞朝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也是华夏文明的开端。因为众多的先秦文献都对上古朝代的虞朝言之凿凿,多以虞、夏、商、周并称,《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墨子·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吕氏春秋·审应览》:今虞、夏、殷、周无存者。《慎子》引孔子云指出虞夏商周礼制的不同: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虞夏商周并称之述在先秦典籍中不胜枚举,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赘引。事实上将虞与夏、商周并举已为先秦典籍所习见,可见这已成为春秋战国时人的指称习惯。在具体描述礼制的先秦古籍《礼记》《周礼》以及出土的《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等书中,更常以虞夏商周四朝礼制对比来论述华夏礼制的发展。夏朝之前有虞朝,在先秦时代并无疑义。
虞朝的天子也不止虞舜一人。本答开篇就明确指出虞朝并非仅指虞舜一朝的证据,事实上虞朝的世系涵括了从伏羲到虞舜的传承关系。虞朝可考的血统世系(非国君世系)为:…华胥氏(伏羲之母)→伏羲(三皇之一,华夏族人文始祖)→ 少典(伏羲女娲兄妹相婚所生之子)→ 黄帝(少典之子,五帝之一,华夏族族源始祖)→昌意(黄帝之子)→颛顼(黄帝之孙,五帝之一) → 虞幕(黄帝曾孙,又名穷蝉,颛顼之子,舜五世祖) → 敬康(虞幕之子) →句望→桥牛(或为虞迵?) → 瞽瞍(舜之父) → 舜(五帝之一)→商均(舜之子)→ 虞思(商均之子)…→ 箕伯、直柄(虞思之后代,箕伯、直柄中衰)、虞遂(商汤封虞遂于陈国,是为商陈)、伯戏…→虞阏父(胡公满之父)→胡公满(又名虞胡公、陈满。周武王所封的周陈的第一代国君) …→陈敬仲(陈完奔齐改名田完,陈厉公之子,战国田齐的始祖)→…虞朝可考的虞帝世系是:伏羲→ 黄帝→颛顼 → 虞幕 → … → 虞迵 → … → 尧→ 舜(虞帝为家族内部传承,不同于夏以后的“家天下”)。《大戴礼记·帝系姓》、《世本·帝系》《竹书纪年》等典籍所记载的华夏族的早期帝王世系绝非无中生有,殷墟甲骨文卜辞已经证实了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商代世系基本无误,虞朝的世系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从伏羲开始,历黄帝开启五帝时代而茂竹修林,终于帝舜。《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了恢弘的虞朝全貌:“口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敛焉,身力以劳百姓。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而治乱不共。……于是乎始爵而行禄,以让于又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口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终。……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畝之中,……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意思是上古某帝王让位于有虞迵,有虞迵死后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大家推举尧为天子,尧当时是一个有百里之地的诸侯。尧年老后也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传位给虞舜……所以虞朝就是夏之前一个长久的朝代,绝非舜所建立。舜只是虞朝的众多君主之一。《上博简·子羔》里也明确提示了这一点,《子羔》记载舜是“有虞氏樂正瞽瞍之子也”,明显告诉我们在舜前就早就存在虞朝了。尧舜都是虞朝传承的首领。文中出现的虞朝首领虞迵,则未曾见于所有先秦文献。尧本就是虞朝的诸侯,尧的继位是因为虞朝国君虞迵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所以由诸侯推举而来,后来尧又禅让给虞舜。这个过程后世西周的“共和行政”也出现过: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后,诸侯推举共伯和代行天子之事。后周宣王长大成人,共伯和又把王位还给宣王。《书传》载“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论衡》载:“衡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由此可确证“唐”实际指尧的封国,并非朝代名。虞朝才是唐尧所在的真正朝代。《容成氏》还展现了恢弘的虞朝全貌,虞朝的治理以“不赏不罚”而闻名。《司马法》曰“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慎子》亦载:“有虞氏不赏不罚。”虞朝还保留着虞帝推举制度,尧舜禹禅让制是虞朝天子推举制的表现和传承。虞朝早期著名的虞帝有虞幕,后期则有虞迵。尧是虞朝封国诸侯之一唐国的首领,在虞迵死后被推举为虞朝天子,后又禅让于虞舜。虞舜乃是虞朝乐正瞽叟之子,他也如法炮制把虞帝位传给治水威望大盛的大禹。《左传》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意思是周武王建周后,将长女大姬嫁给虞朝帝舜之后的胡公满(亦称陈胡公、陈满)为妻,封于陈地,建立陈国,以奉祀“三恪朝代”(虞夏商)之一的虞朝。关于周武王“三恪”,《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意思是“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却早已随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春秋时作为周国姓的姬姓仍为嫡姓,显然非“三后”的庶姓。“于今为庶”的“三后”指的是周之前的虞夏商三朝,由于虞为华夏朝代与夏商无别,故西周建国后对其后裔予以“三恪”之礼的礼遇。所以我国第一个朝代是虞朝。也再一次印证了不存在陶唐尧所在的“唐朝”,否则应该是“四恪”。春秋时陈厉公之子陈敬仲奔齐,为避祸改名田完,是为田姓始祖。春秋末年齐国名将田穰苴(司马穰苴)即为其子孙,陈敬仲子孙还引发了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田氏代齐(另一事件为:三家分晋)。公元前386年,田和(陈敬仲八世孙)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齐国国君,同年周安王册立他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子牙开创的姜姓齐国绝祀。战国时代田氏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齐”,此为后话。
《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这和《上博简·容成氏》的记载一致,虞朝和后续夏商周王朝一样,是诸帝连续传承的世系,再一次明确告诉我们虞朝绝不止帝舜一帝,更非帝舜所开启。“幕”上面已载就是穷蝉,黄帝曾孙,颛顼之子,帝舜五世祖。瞽瞍是帝舜之父。胡公就是胡公满,帝舜后裔,周武王行“三恪”之礼所封陈国的第一代国君。所以“周赐之姓”又名“虞胡公”以便祭祀虞朝诸帝。而《礼记·表记》中孔子更进一步描述虞朝的社会形态:“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意思是对于虞朝和夏朝的政令,百姓很少抱怨。对于商朝和周朝的政令,百姓无法忍受其繁琐。虞夏质朴,殷周文饰,都达到顶点了。虞‘夏虽有文饰,但质朴更多;殷周虽有质朴,但文饰更多。这里虞夏展现的统治“政令”,明显是成熟的国家形态。《礼记·表记》还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可见孔子对虞朝高度推崇,认为国家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统治清明。《礼记·表记》《左传》以及后世的《史记》等古代典籍均称虞朝君主为“虞帝”,更进一步证明虞朝国君非松散的部落联盟共主,而和后世的夏商周诸王毫无二致。
(八)图腾崇拜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上的神徽形象不仅与伏羲吻合,更与黄帝“四面”、颛顼“戴干”的形象契合,出土的良渚古国玉器所刻的神徽是华夏族三皇五帝的一致特征。上古诸帝身上体现出的图腾信息(鸟与龙蛇图腾),皆与良渚古国的图腾崇拜完全相符。
良渚古国既崇拜鸟,又崇拜龙,良渚玉琮等玉器上所刻神徽形象实际上是鸟图腾与龙图腾的结合体,正是伏羲的形象。良渚玉器神徽神人的鸟爪及展臂姿势与鸟同构;而其下半部分的兽面实即商代饕餮纹的渊源,饕餮本身就是龙的一种。良渚文化神徽形象浓缩了鸟图腾崇拜与龙(蛇)图腾崇拜两种图腾崇拜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帝长子少昊,他是华夏族鸟图腾崇拜的典型代表。少昊出生时即有分别红、黄、青、白、玄五色鸠鸟环绕,而在虞帝位时,又有凤鸟飞来,遂以凤鸟为图腾,少昊以良渚古国全部24个部族建立了完善的“以鸟为名”的虞朝官职体系。是为“鸟官”。其父黄帝同样是良渚古国的鸤鸠王族之帝。黄帝本人以凤鸟鸤鸠为图腾,同样有着明确的凤鸟崇拜。鸤鸠也是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虞朝)的24个部族之一的“五鸠”(鸤鸠氏、祝鸠氏,鴠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之一的“鸤鸠氏”部族,“鸤鸠氏”为虞朝也就是成鸠氏之国的良渚古国地位最为尊贵的王族。成鸠氏之国的国鸟就是鸤鸠,出土良渚玉器的玉梳背、玉琮等文物清晰显示了这一点。黄帝本人就是鸤鸠氏,鸤鸠氏主职“司空”(鸤鸠氏,司空也)。“司空”也是后世历代王朝地位最为崇高的“三公”之一,大禹就担任过“司空”一职。《史记·夏本纪》对此载:“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而“三公”的其他两公司徒、司马也出自“五鸠”部族(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五鸠”的鸠民,是虞朝也是良渚古国所有24个部族里,地位最高的五族。后世“三公”的司空、司徒、司马全部出自“五鸠”部族中的“三鸠”。这就是良渚古国有“四鸟”“五鸠”“五雉”“九扈”和“伯赵氏”总计24个部族,却唯独被称作成鸠氏之国的原因所在。古代“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是为三公。”“三公”最初源头也在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虞朝。后世霍光辅政就是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朝政,地位甚至在丞相之上。成鸠氏之国还是误认伏羲生于甘肃成纪的原因所在,“成纪”为“成鸠”之误,伏羲同样是成鸠氏之国的鸠民。再看帝喾,他是黄帝曾孙,少昊之孙。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屡见商人崇祀“高祖”,正是商人直接先祖“契”的父亲帝喾,《礼记·祭法》曰:“殷人褅喾”直接证实了这一点。帝喾同时还是《山海经》屡屡提及的帝俊。“夋”的字形正是鸟之形状。“故玄鸟即夋也,夋为玄鸟,宜夋状为鸟喙人身矣。”商人和夏人、周人一样崇拜鸟,这与帝喾身上的鸟崇拜属性不无关系。帝喾同时还是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的24个部族之一的“四鸟”之一的“玄鸟氏”(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族人,该族主职虞朝也就是良渚古国的“司分”一职 。《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再一次明确了商人出自帝喾(帝俊或帝夋)所在的“玄鸟氏”部族。所以“殷人褅喾”理所当然。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24个部族以及所司职位《左传·昭公十七年》明确有载:“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此外《吕氏春秋·古乐》曰:“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锺。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意思是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命乐师咸黑制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歌曲,又命有倕作鼙鼓、钟、磐等乐器,让舞女穿着五彩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鸣之后,凤凰、大翟等名贵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帝喾的鸟图腾崇拜。帝舜的鸟图腾特征则更为明显,在此就不再详述了。由此充分证明虞朝世系诸帝的鸟图腾属性正与良渚古国鸟图腾崇拜现象完全密合。 良渚成鸠氏之国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鸟崇拜特征。华夏族最早的鸟图腾崇拜源出良渚虞朝也是考古学实证的结果。
再看龙(蛇)图腾。虽说北方原生的红山文化的龙形象历史非常悠久,但红山龙却和夏商周以及后世历朝的龙图腾完全相左。三皇伏羲和其妹女娲的图腾崇拜体现了典型的“人首蛇身”,从北到南各地出土的所有伏羲女娲合尾图形象如出一辙:无论是河南永城太丘蔡庄出土的汉墓画像石,还是四川彭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亦或是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绢画,伏羲女娲均作合尾状,寓意夫妻结合。良渚文化不仅是鸟崇拜的出处,其龙(蛇)图腾崇拜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良渚文化的龙(蛇)图腾除了玉器神徽形象的反映,也为良渚文遗址所出土的有龙蛇纹或鸟纹、蛇纹共存的器物所佐证。山西陶寺遗址标记性文物的彩绘龙盘的龙纹与中原的龙形象并无关系,却在良渚的龙(蛇)纹中找到了同样的出处。被视作帝尧之都的陶寺遗址实为华夏族良渚先人北迁中原所建之都。与良渚文化的龙(蛇)图腾崇拜相应,虞朝世系中黄帝、颛顼、帝尧、大禹等也皆有龙(蛇)图腾的属性,龙、凤图腾都是华夏族的主要标志已无需多言。成语“龙凤呈祥”已经给了最佳的注脚。
发源于距今约5300年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300-4000年的年代并没有消亡,只是因为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不‘得不北迁中原。地质学、田野考古学以及诸多先秦典籍包括出土的一手原简的记载都给出了闭环的缜密的考证结果。良渚文化是生于吴西的华夏族祖先伏羲创造的文化,它是华夏文明史的源头,也开创了华夏第一个朝代虞朝。良渚文化将中国由新石器文化带入古国文明。并为全球所公认。享誉全球的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科林·伦福儒在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明确提出: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伦福儒是名满天下,早年曾主持挖掘过克诺索斯王宫遗址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青铜时代遗址。他现场考察了良渚古城遗址后,和多年前亲手挖掘出的基克拉迪克古城和良渚古城做了对比,得出结论:基克拉迪克社会还处在原始阶段,而良渚社会则已经是早期国家。这也是目前西方学者对良渚文明的普遍态度。2019年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会员国得出一致结论:世界遗产大会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这句话份量石破天惊,此前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文明史最早到商朝只有约3500年历史。顺便提一下2019年和良渚古城一同申遗成功的巴比伦,其历史年代晚于良渚古城,但是它从1983年起就开始申遗,坚持了36年,直到2019年才告成功。良渚古城第一次申遗就获所有会员国全票通过,更加说明它已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证据的充分性,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证据的充分性。目前为我国和国际官方共同公认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进入国家形态的文明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良渚古国文明 ,它将中国文明史由此前国际公认的约3500年前推到5000年以前。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实证也显示良渚文明扮演着持续扩张、沟通中国南北的角色。良渚文明的辐射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至四川,西北及甘青,南至赣粤,东及山东都发现了大量良渚文物且都发现了良渚神徽。更为重要的是,良渚虞朝直接创造了中原夏商周文明,其文化基因直接注入了夏商周三代。通过大量出土的上古出文物陶器玉器以及图腾、刻符以及地质学、田野考古学的共同实证研究,目前已厘清了良渚文明北迁中原路线图,北方最早进入文明的遗址山西陶寺和陕西石茆上文已述。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是夏文明目前是没有问题的,而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是王湾三期文化,上蔡的十里铺正是王湾文化诞生的起点,田野考古学也实证这也正是良渚文化北迁中原中转途中的落脚点,良渚文化最终从豫东南并穿越豫中直达豫西和山西晋南一带,这已经是最新的田野考古学显示的结果。也和众多古籍所述的“尧都阳城(今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舜都蒲阪(今山西运城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湖区)”的地点完全一致,豫西和晋南也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
良渚族群的主体部分北迁山东和中原建立了后世的夏商周文明,还有一支良渚人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上游迁徙,上溯到了四川,和当地的古蜀人融合,创造了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牌(见下图),其图案亦有明显的良渚神徽元素 ,可见良渚文化基因遍及几乎全中国,迁徙路线图也非常明确有北迁和西迁两条。
(九)迄今为止发现的北方最早出现国家形态的文明遗址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
约公元前2300年以前,也就是在山西陶寺和陕西石茆出现以前的黄河流域,文明一片空白,全部处于新石器文化时代。而这两个北方最早进入文明的遗址,已经比良渚文明足足晚了700-1000年,且出土了大量良渚玉器、陶器,石刻和玉刻神徽带有浓厚的良渚痕迹,这个年代之前黄河文明的断层性,也证实了良渚北迁前北方文明相对于江南文明的落后性。所以黄河流域在距今5300年前后迄今未发现为国家层面的官方所确认的出现国家形态的文明遗址。2020年发现的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明显带有河南地方为了刻意对标良渚文明的地方利益因素(良渚文明上限5300年),且不说“河洛古国”单独一个双槐树遗址无法和横跨江浙沪的多达600多个良渚遗址的良渚古国相提并论。考古发现“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墓葬没有出现阶级分化和等级差别,连国家形态的最基本特征都没出现,属于明显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良渚古城遗址有层次鲜明的6个等级墓葬上文已述,直到约公元前2300年以后,黄河流域各地区才陆续步入文明。更关键的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标记性的彩陶文化出现了消散。半坡、、红山、马家窑、庙底沟等以中原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的独特标记,皆没有在后来的夏朝传承下去。
更为关键的是,夏朝祭祀祖宗用的三大礼仪重器为封顶盉、爵、觚,经考证封顶盉直接源于良渚陶鬹,而夏爵、夏觚的形制也和良渚爵、觚系出同源。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铜牌亦带有鲜明的良渚神徽因素(见下图)
不仅夏朝,殷商玉器继承了良渚玉器的风格,其主流纹饰的兽面纹、云雷纹尤其引人注目。良渚文明的特有“饕餮纹”还成为商代王族青铜器的主要纹饰。殷墟出土的晚商铜钺,其图案就是明显的良渚神徽,和距离晚商近两千年前的良渚古城反山王陵M12琮王神徽像完全一致(见下图对比) 进一步充分证明了良渚文明的基因完全注入了夏商周王朝。
孔子说: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华夷之别泾渭分明,首在于礼。 《左传》有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说: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夏朝贵冑拿着良渚风格的三大重器的封顶盉、爵、觚祭祀先祖,证明了夏朝君主本身就是良渚后代。
上文已述夏商周都出土了大量良渚风格的文物:其一,由良渚神徽演变的饕餮纹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铜、玉等精美礼器上,更成为夏商周青铜器的常见纹饰。其二,黄河流域的琢玉业极不发达,然而殷墟妇好墓却出土了包括玉琮、璧在内的大量玉器且赫然有良渚神徽。武王伐纣时,纣王“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周朝“周礼六器”更是与杭州良渚古城、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六色玉器”完全相合。这正是良渚文化在后世王朝的传承和延续。其三,良渚文化中象征生杀予夺王权的钺传至后世,《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伐夏桀时“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良渚文化在夏朝之前就已在中原落地生根,良渚古国也正是北迁中原的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奠基者。
远隔数千里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出土文物为何普遍同源甚至神徽完全相同而体现了和其他北方原生文化诸如仰韶文化及其仰韶文化变型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磁山文化、夏家店文化、齐家文化不同的特点?作为仰韶文化标记性特征的彩陶为什么没有在夏朝传承下去?仰韶文化陶器是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常见器具有泥质红陶敞口浅腹平底或圜底的钵,这些都和夏陶格格不入。
石峁古城遗址和临近遗址如芦山峁都发现了大量良渚风格的玉琮等玉器,均为良渚玉器特有的线切割工艺,不是北方红山文化经典玉器的面切割工艺。玉器器型和上刻神徽也完全不同于红山文化而同源于良渚文化。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档专题节目《石破天惊—石峁玉器》,石峁出土的额置半圆形装饰神面石雕人虎图石雕像(见下图二),中间神面的额头出现了一个半圆饰,它的形状是底边平齐上边圆弧,与良渚发现的半圆形玉饰形状完全相同(见下图三)。良渚的玉半圆形饰也是冠面或发带上的附加装饰,也体现了明显的良渚风格。石峁古城出土的玉琮王神人像和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神徽也完全一样。石茆出土的各类玉器完全可以认为和良渚文化同源,石峁古城的鳄鱼池内 ,还发现了和湖州长兴良渚遗址同样的长江流域特有物种扬子鳄的同源骸骨。从出土文物可以印证石茆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继承。
更令人震撼的的是,被传为尧都的山西陶寺遗址不仅出土的被认为是最早中原龙形象的标记性文物:龙纹陶盘龙(蛇)纹形象和良渚古城反山王陵出土的陶盘龙(蛇)图腾一致,出土的陶寺玉兽也赫然出现了如同石茆遗址一样的良渚古国神徽,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反山王陵琮王神徽像(下图三)。陶寺遗址观象授时的半圆遗迹祭坛形制,也直接源自良渚古城汇观山、瑶山遗址祭坛,一年四季的时令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良渚古城的汇观山瑶山祭坛已经做出了精准的测定。陶寺古城遗址同样是良渚文化的继承。
唯一为夏商周所继承的北方新石器文化的龙山文化的出土文物显示,它就是一个“复刻版”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人兽面纹、玉礼器、陶礼器工艺和造型来自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鸠鸟为图腾,以敬天礼地的玉琮、玉璧为礼器、以玉钺为权杖象征,以玉簧为结盟或联姻证物的代表华夏礼制的礼器,陶器同样是轮制法黑陶为主,同样有更高烧制温度烧制而成的、均匀炭渗的黑色漆器。早在距今5000年前已经出现在了良渚文化之中。而且陶器工艺同样是和良渚文化一样的轮制法,不同于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盘筑法。甚至出现了和良渚陶器一样的陶器刻符,有可能是原始文字。龙山玉器工艺也是线切割,不同于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面切割。龙山玉器上刻的图腾形象也和良渚古城出土玉器完全一致。上文已述良渚古城也是古籍所称的成鸠氏之国的天皇氏之都。“鸠”也显示了良渚人的鸟崇拜属性。《鹖冠子·王鈇》曰:“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 陆佃解:“ 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而三皇最早出处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路史》云:“前天皇、前地皇、前人皇之事太过久古,杳杳冥冥,所谓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先秦古籍《鹖冠子》曰:“成鸠氏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鹖冠子》提到成鸠氏手握的“王鈇”,就是长柄玉钺,是成鸠氏之国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墓主左手旁就有一件与典籍记载完全一样的玉钺。这就是古代典籍记载与考古实物发现的相互印证,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上文已述成鸠氏之国史学界目前已考证为良渚古国,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学还显示公元前2500年前后恰逢成鸠氏之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北征,用兵方向正是山东,这正是龙山文化诞生的时间节点。充分的考古学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继承,而非传统观点的大汶口文化的继承。
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良渚文化突然在原生区域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消失,与此同时,北方的石茆和陶寺遗址恰恰突然出现,诞生时间节点也正好是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于江南的时间节点。为什么这两个遗址带有大量的良渚痕迹?为什么身在北方的尧舜禹都与良渚故地会有那么多渊源?为什么夏朝建立者大禹和良渚故地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些都与约公元前2300年到2000年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大洪水有关,时间正是尧舜之世。上文地质学已经有明确详述,不再赘述。
再提一下热门的人类分子学,近来甚嚣尘上的基因认定族群实属没有根据的民科。国际考古界关于文化遗址人类族群的认定,目前依然严格遵循传统的历史典籍记载和出土文物或遗迹印证的考古二分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各国文化遗产人类骸骨的溯源也一律不采纳现代人类分子学检测结果。我国国家文物局对人类分子学技术手段同样也有详细定论:现代人类分子学应用于考古应严格适用范围。我国史学界迄今为止的官方考古定论都遵循传统的典籍记载和出土文物遗迹对照的二重证据法。人类分子学之所以被官方考古局限使用,只能作为考古的间接证据和辅助手段,不能单独得出考古结论,是因为单独使用人类分子学研究人种或族群溯源问题存在诸多不可弥补的缺陷,它的结论正确要建立在诸多完美假说的基础上,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假说是:(1)一个地区只有一个族群生活,没有其他族群。(2)来自他地的族群在到达一个新地区的时候,他们100%不会跟当地原住民发生任何基因的交流融合。但无论是地质学还是田野考古学发现的实物成果,显然并不支持上述假说。具体应用到良渚文明地区更加不适用:一是被普遍认定是华夏族基因的O3,随着全球范围的检测,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族群都有分布,其中横断山脉的独龙族具有100%的O3基因,甚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毛利土著人群中也有高比例的O3人群,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人种划分,他们显然不属于华夏族。二是田野考古学发现上古时期江南人类活动频繁,出土的人类骸骨经DNA测定来源多元。O1和O3大量混杂。采用人类分子学手段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导致结果并不可靠。
更关键的是出土的西汉海昏侯遗骸测序是O1b1a2,明显的O1型,汉废帝刘贺可是西汉皇族,时期早在五胡乱华之前。难道他不是华夏汉族?一个例子就能直接否定人类分子学可以单独得出考古结论。所谓O3和O1是指Y染色体的DNA单倍型。就是说两个群体历史上曾经有同一个父系祖先,后来父系遗传的代数多了,Y染色体序列突变积累,人类分子学标记追踪这个突变个体后代的父系遗传关系。Y染色体分型和种族无关。人类有23对、共46条染色体,每一代个体的46条染色体都会从父母双方以随机方式组合配对继承而来,这是起码的遗传学知识。而一个人的绝大多数特征都不是由Y染色体决定的,Y染色体分型除了作为一种标记追溯父系的关联没有定义种族的功能。就算只有1/100000的汉族血统甚至没有汉族血统,只要父系祖先是O3(O-M122)型,哪怕是金发碧眼的老外那也是O3(O-M122)型。所以毛利人和独龙族O3比例甚至比汉人都高,所以他们是华夏汉人?O3型根本不是汉族才特有的分型,从东南亚到非洲马达加斯加到欧美国家,都遍布O3族群。实际上占汉族比例最高的O3-M122分型经考证就起源于东南亚 ,O1和O3都是构成华夏族的渊源,但不能认为华夏族族源血统可凭O1或O3认定。人类分子学问题是很多民间历史爱好者甚至部分边缘学科的专家经常犯的错误,它只能作为考古辅助手段使用。
中华文明史5000年生生不息,源头正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虞朝先民创造的良渚文化。直到距今约4300-4000年左右因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良渚文化不得不北迁黄河流域,随后创造了光辉夺目的夏商周文明,5000年华夏文明的重心经历了先由江南迁中原、再由五胡乱华的永嘉南渡开始、直到南宋初年的建炎南渡彻底完成的中原迁江南的折返路线图。以上从地质学、田野考古学和不同来源的古代典籍记载互证的考古二分法、地望的密合性、年代的密合性、龙凤图腾崇拜源头的密合性、礼制的密合性、文字语言的密合性、华夏衣冠文化源头的密合性、三皇五帝的密合性等多位一体的证据论证了良渚古国就是虞朝的结论。夏朝脱胎自北迁的虞朝,夏朝创建者大禹本身就是良渚后裔,大禹祖先是伏羲和黄帝(伏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鲧-禹),祖父颛顼叶落归根葬于浙江湖州德清,父亲鲧和本人前赴后继治水于祖地良渚古国,本人同样叶落归根葬于浙江绍兴会稽山。夏王朝全盘继承了良渚文化的礼制,夏朝祭祀祖宗用的三大礼仪重器为封顶盉、爵、觚,封顶盉直接源于良渚陶鬹,而夏爵、夏觚的形制也和良渚爵、觚系出同源。“夏后氏尚黑”的心理也来自祖先良渚文化时期的风俗,夏陶和良渚陶器一样,以轮制法工艺的黑陶为主,制作精美,部分甚至涂漆。而不同于北方原生的盘筑法制陶。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夏人就是良渚后裔。远隔数千里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出土文物普遍同源甚至神徽完全相同而体现了和其他北方原生文化诸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不同的特点。仰韶文化陶器是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常见器具有泥质红陶敞口浅腹平底或圜底的钵,这些都和夏陶格格不入。作为仰韶文化标记性特征的彩陶,并没有在夏朝传承下去。夏朝是良渚文化的当然延续和继承者,良渚文化的基因不仅注入了夏朝的血脉,同样还注入了商周的血液。良渚古国也就是虞朝是华夏文明之源的结论至此尘埃落定。事实上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得出明确结论:世界遗产大会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这是来自国际的官方确认。2019年9月教育部面向全国启用的新版人教版全国统编历史教科书也告诉祖国的小花朵明确的一句话:良渚古城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这是来自国家的官方确认。
补充回答:评论区个别知友强烈质疑仅仅凭和周王室同宗的郯国国君郯子自述,认为周室祖先是少昊不能成立,少昊是姬姓更不能成立,这是这些知友典籍阅读量过少带来的困惑。少昊(少皞) 姬姓明确无误,他是周室直接祖先后谡(姬弃)的曾祖父。《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所以黄帝又称姬轩辕。《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四语》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惟青阳与夷鼓同己姓。”“惟青阳与夷鼓同己姓”明确告诉我们少昊青阳作为黄帝长子,和黄帝同姓为姬。少昊的重孙后谡又叫姬弃,是周王室直接祖先,姬弃的曾祖父少昊作为周室之祖自然没问题。周室本来就有“少昊西迁”之说。黄帝的兄弟炎帝为姜姓,黄帝长子少昊这一支都是姬姓,少昊为姬姓,帝喾为姬姓,帝尧为姬姓……黄帝次子昌意这一支则分化出不同姓氏,帝舜有双姓姚姓和妫姓。帝禹为姒姓。
夏王室祖先来自黄帝次子昌意这一支,商、周王室则来自黄帝长子少昊这一系。可见真正的华夏族之祖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良渚古国的祖神,成鸠氏之国第一任国主。虞朝的实际建立者。《山海经》记载伏羲生于太湖吴西,所以虞朝以伏羲地望吴地得名显而易见,这也是后世夏商周诸朝均以地望得名的源头。日本宣称天皇万世一系。都是华夏族“三皇”的舶来品,华夏汉族才是真正的万世一系。伏羲是华夏族的血统和人文始祖,伏羲生母华胥氏是华夏族的始祖母,真正的华夏之根,同样生活在太湖流域。
夏商周王室历代祖先的完整世系如下:
夏:伏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鲧→禹
商: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契
周: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稷(弃)
从商周王室祖先世系可以看出,两朝直接祖先是亲兄弟,都是帝喾之子。后世子孙却成为灭国之恨,和秦赵祖先同为亲兄弟的灭国大战如出一辙。武王伐纣本来就是篡位,并不是如儒家典籍美化那样,顺应天道讨伐“无道”的商纣王。出土的一手资料《上博简》斧正了儒家著作对于所谓“无道”的商纣王“发明”的“炮烙之刑”“酒池肉林”“比干剖心”之述纯属无中生有。《竹书纪年》和《史记》也记载在周文王被囚羑里之前,已僭越人臣之位,文王多次侵伐商朝属国诸侯、占领它们的土地、建威甚至称王。《史记》载:“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竹书纪年》载:“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商纣王并不是无道昏君,他最大的过错是虽察觉出文王的不臣之心但没有果断消灭周国,虽囚西伯于羑里但却放虎归山。主力尽出攻伐东夷国内大虚,所以身死国灭。华夏族历史经常上演““兄弟阋于墙”的悲剧。但愿我辈记住其后一句话“外御其侮”,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共同对抗外侮,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顺便说一下先秦典籍的可靠性,近来陆续出土的先秦典籍解释了很多历史谜团。比如秦人是否西迁之谜。战国时代就埋入地底的《清华简》于2008年现身之前,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明确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秦本纪》亦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姓氏凡可考定的全部源出东方,说明秦人源出东方。早在1981年的林剑鸣先生出版的《秦史稿》一书中就认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陲”,不能说明秦人即是西戎戎族。而2011年经整理的《清华简·系年》发表,则明确证实了两位先生的论断。中谲的儿子是飞(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祖孙三代都是商末年辅佐商王的忠臣。《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所谓“助纣为虐”的成语是后世儒家为了维护周室的代商取之的“正义性”,刻意对飞廉、恶来的形象丑化,他们作为商朝遗民,为了复国起兵反抗西周,战败身死体现了爱国忠臣的形象,和后世郑成功力图恢复大明的爱国行为没有任何区别。《清华简·系年》原文明确揭示了秦人祖先为何从东部迁至西部之谜:“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简·系年》这一段记载和《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的周初“三监之乱”的历史事件完全吻合:“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飞廉最后死在东方。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地,最后战败被杀。奄也即是《秦本纪》的运奄氏,属于嬴姓,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古本《竹书纪年》载,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被称为“商奄”,就在于此故。《逸周书·作雒篇》也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秦的先人原本就是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确凿无疑。《清华简·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西迁途中最早居住的地方。“邾”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即《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可确定在今甘肃省甘谷县西南。可见中国古代典籍多位一体的互证记载非常可信,即使从春秋起儒家典籍就有部分美化或刻意修改真实史实的痕迹,但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他官修史书、诸子百家和大部分谨守操守的上古时期史官完全能够扭转儒家典籍的部分失实记载。目前考古学、地质学和先秦典籍互证、不同先秦典籍互证只能告诉我们华夏文明源出东方,最早源头在既处东方又处江南的良渚古国,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良渚北征建立龙山文化,随后约公元前2300-2000年前后因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大洪水良渚集团全面北上,随后开枝散叶逐鹿中原建立了夏文明。而北方原生的新石器文化如齐家文化、夏家店文化、小河沿文化、裴李岗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及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等均呈现孤立性发展的特征,缺乏和夏商周文明的明确的传承关系。不像圜丘、社、六器等华夏礼制、华夏衣冠文化、华夏图腾文化、三重构局国都、宫殿、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官职等源出良渚文化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且得到了不同来源众多典籍的共同证实以及部分考古学实证的初步吻合。 目前史学界已明确成鸠氏之国就是良渚古国,而成鸠氏之国的24个部族已明确构成夏商周王朝王室的直接渊源,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就是华夏第一个朝代虞朝已经呼之欲出。至于考古学全面证据的完全确证,这是下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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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1.225.145.*
既然良诸文明已经确认为王权国家状态,而且比断代中的夏朝还早,为何不以此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呢?
— 老强 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3741090/answer/1551651177
一点一点更,保证不太监。
说明一下,欢迎转载,不用说明出处,本来本篇就是用众多考古工作者们的劳动结晶拼凑起来的。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祖先到底是哪里来的
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同年,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收录良渚文化,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称之为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实证。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普罗大众(非考古专业)对良渚文明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图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目前世界考古学领域对良渚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已经有了共识,对于称良渚为文明这个问题,不再进行赘述。
有人质疑良渚人的血缘不属于华夏民族主体O2a(老O3),下面两张图希望能让这类半桶水装懂的人再去好好学习一下有关Y染色体单倍群多态性特征的相关知识。
图片来源:兰海网分子人类学论坛版主RAYN制作
来源:23魔方网
如上两图可知,距今3600-4400年之间有个特征是O-F492的祖先,其后代分三个方向进行了迁徙,所对应的是怎么样的考古发现,后文再述。在同一个时代,这个O-F492可谓是鹤立鸡群,这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了良渚人在上古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本文将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中,尝试对中华大地距今5300-3700年前的一段文明演进史进行一个梳理。必然会有不同意见和观点,在此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用现在的地域观念去和那个年代对号入座,几千年来人群的迁徙变化,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早已物是人非了。
第一部分:良渚到底有多辉煌
距今5300年,这是个神奇的时间段,好像全世界的文明都在那一瞬间爆发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完成统一,形成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权国家;苏美尔人在美苏布达米亚南部平原建立起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而在中华大地上,钱塘江北岸的良渚文明出现了。
良渚凭什么受到举世瞩目?
一、余粮
多余的粮食对于文化、文明的形成,是最主要的条件。说直白一点,吃饱了才会有文化、才会有文明。良渚古城目前出土的碳化稻谷,总量达到20-30万斤。良渚古城以东20多公里的茅山遗址,2009年发现了80余亩成片水稻田,其中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分割出一垄垄整齐的稻田,令人叹为观止。
20-30万斤
良渚规模化种植水稻田考古复原图
如此大规模的水稻种植,离不开先进的生产工具。5300年前,当其它农耕文化还在使用耒耜这种类似于今天的铁锹的工具,一锹一锹翻土地的时候,良渚文明的前身崧泽文化,就已经使用经过技术改良之后的分体式石犁。
普通石犁
良渚人用的石犁
现代模块化设计,易损件更容易替换修理
有石犁的才叫农“耕”文明,用石头铲子挖地也能叫“耕”?
实际上,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的文化聚落,也会种地,但是大多是使用动物骨骼或者石头做的铲子(古人叫耒耜),一铲一铲挖地种东西,严格来说那不叫“农耕文化”,那叫“园艺农业”,说白了根本不可能上规模,也无法养活一个城市上万的人口。
关于石犁的表述,来源于良渚博物院官网主页介绍视频,以及《中国考古学通论》(2009年10月1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张之恒)。但是知乎作者 @螺旋真理 提出了质疑,《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出土的三角形石器是石犁吗?——毘山遗址出土三角形石器微痕分析》 刘莉 美国斯坦福大学;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潘林荣 闵泉 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 蒋乐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杭州 发表在《东南文化》(2013),该文结论:经过实验考古和微痕分析。以一件现代铁犁、一件出土石铲和一件实验用石犁的形态和微痕观察作为对比标本,观察昆山遗址出土的五件崧泽文化三角形石器.发现昆山三角形石器可能具有铲、刀等多种功能,可作业于不同质地的物质,如植物和细土壤。这些遣物上没有发现类似犁耕的微痕,可以肯定它们不是犁。
由于存在争议,将文献材料奉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20-30万斤的碳化稻米能留存到5000多年后的今天,说明良渚的食物储存非常先进,根据考古发现,良渚文明已经使用杆栏式建筑了。下图是出土的陶豆上发现的一个符刻,以及出土的一个陶屋顶。让我们复原了良渚文明房屋的样子,杆栏式结构、人字形屋顶已经趋近与后来华夏民族的建筑风格。
嘉兴仙坛庙出土的一个陶器盖子上的符刻
这个是良渚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陶屋顶
复原后的良渚人房屋
大规模农耕的对水利工程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而修建水利工程,势必需要一部分人脱离粮食生产,去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并且需要有组织领导者来管理。这就是文明即国家最初产生的原因。
5200-4800年前良渚水利系统卫星图
位于地势较高处河谷口的高坝
地势较低处的低坝
良渚的水利工程非常宏大,工程量堪比埃及金字塔,有专家估计,良渚的水坝,需要一万人专门建设十年时间。这么大的工程量,说明良渚文明在5300年前,有非常强大的农业基础,高产出的粮食生产,大量的粮食储备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脱离粮食生产去做这类工程,有集权统治可以组织和领导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是良渚作为国家文明的重要支撑依据。
二、城市。
良渚文明拥有巨大的土石结构内城墙和外城墙,其被最早发现,还是1969年2月11日,农历新年前6天,美国的锁眼卫星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当时是冬天,植被凋零,又值革命年代,开发建设并不是主要社会活动,地貌基本保持完好,良渚古城墙以及水坝系统被清晰地显示了出来,这帮助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
美国锁眼卫星1969年拍摄的卫星图
良渚古城最大的内涵,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它大,更重要的内涵是因为它的三重相套的城市格局、宫殿区居中、中央高周边低的高度变化,是华夏民族后来各个历史时期首都的建设方法。
以上斜体部分作废。知乎作者 @螺旋真理 提出质疑,中国古代三重相套的城市结构实际上是到了北魏时期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有记录的古都城的宫殿区大多散落在内城区域内,内城相当于宫殿区。经查证属实。
权力中心,君权神授
手工业区
外城为居住区,农田、平民墓葬都在城外
良渚古城 已经实现了城乡分野,农业聚落全部位于城外,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良渚古城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中的交通主要是河道,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下面是考古工作者为我们还原的良渚古城内的情景。
水道交通的城内景象
良渚古城全貌
三、木工
木材是自然界最常见的材料了。良渚人对木材的利用,有些普通的就略过不提了。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厉害的东西。
前面我们说过,良渚的主要交通是河道,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这个河道并不是随便挖挖就行了的,需要打好木桩,保护靠岸的船不会把河道整垮了。大量的木材使用,离不开伐木工具。
有锻石锛,跟随O-M119族群迁徙的一种新石器工具
使用方法
是不是很厉害,更厉害的在下图。庙前遗址出土的榫卯结构古井
华夏民族的木工榫卯结构,用了几千年了
四、纺织
良渚的纺织是有出土工具的,可不像有的地方,找到个丝绸残片,找到个锯齿形骨头,就说自己那边是丝绸发源地。要那样子,丝绸之路上的地方怕是都要成发源地了。“服章之美,故谓之华”,为什么我们说良渚有养蚕织娟?
良渚文化早期遗址中,还发现不少竹编织物、草编织物和丝麻织品。竹编器物有竹席、篓、篮、箩、千篰簸箕等。麻织品有麻布和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线和丝带等。上述 竹编器物和丝麻织品的工艺水平都很高,如竹编器物的编织方法有一经纬人字纹、二经二纬人字纹、梅花眼、菱形花格和密纬疏经十字纹等。丝织品的出现,说明良渚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开始养蚕织编。[1]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1958年出土)
良渚文明区域内出土数量很多的陶纺轮
作为礼器的玉纺轮
木头已经烂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纺”
将散乱纤细的单根纤维捻合成连续紧实的线,这个过程叫“纺”,那么“织”呢?
这是我们说的“织”
将“纺”好的线经纬交织形成平面织物,这个过程叫织。
这个就是织机的证据
这个玉端饰是套在这些工具的两端装饰用的
这就是华夏民族最早的织布机“腰机”
这样利用人身体把经线绷直
纬梭来回穿过经线,织成平面织物
看完想到了什么?
五、陶器
5300年前的人类社会,陶器是文化主要传承的载体,良渚文明的陶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相当大的一部分陶器已经使用了快轮技术。不要小看这个快轮技术哦,到现在为止,这种技术还是陶瓷的主要制作技术。良渚文明学习了钱塘江南边河姆渡文化的黑皮陶和黑陶制作方法,这个黑陶和黑皮陶千万不能小看它,实际上它包含了两种技术,第一是木炭的使用,得到高温烧窑,这是后来青铜器冶炼的前提条件之一。第二是渗碳技术,这关系到青铜器和铁器的品质(生铁、熟铁)。
下图是良渚具有代表性的黑陶,它是在窑内烧制到一定程度后,故意熄灭窑火,让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粉尘充满整个密封的窑炉内,让碳渗入到陶器中,再进行一次烧制做成的。
良渚的陶器按照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祖先的脑洞。
1、炊器。做饭用的
就是这样做饭
后来的青铜鼎就是用不同材质做的吃饭家伙
这种三足设计,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没错,商周时期的青铜鼎礼器形制,发源于陶鼎。这种陶鼎只能煮稀饭,想吃干饭,它是做不出来的,会直接被烧裂,吃干饭需要另一种炊具。
蒸饭用的隔档鼎
这样也行
2、盛食器。就是上菜的碗,吃饭的碗。
这个没啥好说的,大家自己看看。这个豆的形制,越到良渚晚期,豆把就越细长。
有没有想起油灯
看没看到碟子底下还有符刻
3、盛贮器。平时放食物或者别的东西的容器。
最常见的罐
这个罐的形状,在良渚一千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从前期矮胖到后期高瘦的变化。如下图。
矮胖到高瘦的形制变化
4、酒水器。喝东西用的
装酒或者水的双鼻壶
盛酒器也经历了从矮胖到高瘦的变化。
酒杯/水杯
左边这个差点以为是马克杯
倒酒水的壶,这个壶口的形状你想到了什么?
这个滤酒器是最牛的
这个滤酒器可以把早期酿酒过多的杂质(酒糟)过滤掉,这个脑洞如何?很简单地解决了过滤问题。这个还是良渚早期的东西,到了良渚中后期,可能酿酒技术有了变化,这个过滤器就没再见过了。
六、玉器
最让人目瞪口呆的就是良渚的玉器了,要用某样东西代表良渚文明,首选便是玉器。华夏民族的玉文化主要发源于良渚,2000年之后《周礼.春秋.大宗伯》 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六件玉器,就有四件来自良渚文化。“礼仪之大,故谓之夏”,玉器是用来祭祀的,祈求风调雨顺,祭祀先祖,祭奠亡灵等等。
后来的很多文化都有玉器,为什么我们不说它们是华夏民族玉文化的源流呢?主要是因为要么玉器使用方法(礼制)没有被华夏文化传承, 要么这个文化的玉器本来就传承于良渚。比如这个玉玦,马家浜、崧泽、凌家滩、红山、石家河、山东龙山等等,很多文化都有,并且造型各异,但是在良渚之前,玉玦都是拿来当耳环 用的,直到良渚开始,玉玦被穿孔后当成了衣服上的配饰了,这个使用方法传到了湖北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直到后来商周时期,玉玦到底是拿来当配饰还是当耳环,成为了判断夷夏的标准,也就是说,都周朝了,还拿玉玦当耳环的,就是野蛮人了。
良渚之前的崧泽文化,制作的玉器大多为平雕工艺的。而到了良渚时期,如下图
良渚前身崧泽文化特别多的玉玦
玉琮制作过程
这个减地法阳线就很厉害很厉害了
线切割了解一下
良渚博物院馆藏玉钺、玉璧、玉琮
各种玉礼器从墓葬中出土,代表着阶级分化
玉琮、玉璧、玉钺、玉璜都是随葬品,是礼器。其中玉钺代表的是武器,是军权王权;玉琮刻有神徽,代表的是神权。
七、良渚符刻
良渚有没有文字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有符刻,之所以称之为符刻,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它的意思。甲骨文这样成体系的文字,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突然想出来,并被所有人接受并使用的,必然有其前身,不敢说良渚的符刻一定是甲骨文的前身,但是良渚的符刻的确是有非常独到的东西的。
1、神人兽面纹
玉琮王上的神人首面纹
驯化动物作为坐骑,这应该是最早的记录了
这个纹饰的实际宽度不到4厘米,高3厘米。在这么小的范围内,雕刻出如此精细繁密的图形,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个神人兽面纹居然还有简化版、抽象版等各种各样的版本。
没有神人的简化版
卡通版?
印象派?
镂空灵魂画师版?
镂空浮雕抽象派
简化版有5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就不一一赘述了。这个标记具体是什么意思,目前说法很多,有说就是蚩尤本尤的画像的,有说是良渚大英雄的,也有说是良渚人崇拜的神,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这个画像符号,遍布良渚文化区域。
这是早期良渚的核心统治区,后来逐渐北上,吃掉了苏北地区
这又印证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国家。良渚都城控制着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的人口和土地,不管是依靠武力还是软实力产生的向心力,很明显所有人以使用良渚文化为荣,就像唐僧每到一个国家,必称自己是东土大唐来的,人家一听,哇,东土大唐高僧啊,牛。然后就有想吃他肉长生不老的,有想嫁给他的巴拉巴拉,扯远了啊。这就是广域王权的物证,也是铁证,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断言良渚它不仅仅是一个城邦,而是统治着巨大区域的一个国家。国家代表的是——文明!
这个神徽(我们暂时这样称呼它),在后来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出现了。
石家河出土,都是大蒜鼻。不同的是这个是“秃宝盖”,良渚是“宝盖头”
山东日照两城遗址出土的龙山时代石锛上刻画的兽面
山东日照两城遗址出土龙山时代石锛上刻画的兽面
再后来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
再再再后来……
2、表意指事的刻画符号
这类就是前文提到的,有可能是甲骨文前身之一的原始文字了。这些符号出现在陶器的各个部位,没什么规律,之所以在陶器上遗存下来,是因为陶这个材质比较稳定,如果在木头或者竹子(竹简)遗存下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之小了。
良渚博物院的一面墙
良渚博物院的另一面墙
器物上的符刻
器物上的符刻
这只国宝上很多符刻
这可能是一句话
偷偷摸摸刻在底部,不想让人看到
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两大类
这种象形符号很少
鸟在良渚文化中是很神圣的一种动物
抽象鸟符号
抽象鸟符号
箭早在良渚之前就有了,这个符号就是一支箭
这个前面给大家看过
底部刻字,是不是和今天的瓷器一样,用来说明是哪位大师做的
奶奶家的碗底部也刻一个字
良渚的抽象符号特别多,就不一一例举了,这种内部刻字的习惯,到我小时候我祖辈家的碗底都经常看到,大多是刻上自己的姓,来表示器物的归属。想来以前这些东西经常互相借来借去的,刻个字就不会忘记从哪里借来的了。或者器物底部刻个符号,代表这个陶器是谁制造的,尤其是出名的工匠,做的东西自然更受欢迎一点。
有想研究良渚刻画符号的,可以去找一本书,书名叫《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炳火教授主编。全书收录了卞家山、庙前、庄桥坟等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554件带刻符陶片、石器和玉器,符号总数达656个。全书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导语、陶器篇、石器篇、玉器篇、刻符器物补遗、关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文献资料、索引等内容,包含3000余张器物图片及相应的拓片、摹本。
没有破译的都不算文字,只能叫刻画符号
3、鸟居高台纹
前文说了,鸟在良渚文化中非常重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其中这个鸟站高台纹,则意义有点特殊。怎么特殊法,我们一点点来看。
上海博物馆收藏
黑色的玉璧
良渚博物馆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
上面这件的符刻和台北故宫博物馆的一毛一样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玉琮
玉琮上也有个一样的标记
这件也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上面这件玉璧上的符刻
良渚文化出土的“鸟站高台”符刻总共就发现了这些,只在陪葬的玉璧上发现的,而这些玉璧都是大型墓葬坑里的东西。说明只有至高的贵族死后才拥有这个图案的陪葬品。你想到了什么?皇帝的谥号?再给你们看个惊悚的。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埃及法老拉内布石碑
古埃及文字中“拉内布”发音符号如图这样写
拉内布(Raneb)是古埃及第二王朝的一位法老。埃及祭司曼涅托在其所编纂的王表中称其为卡伊靠斯(Kaiechos),并认为其统治了埃及39年。但是,从已经出土的拉内布时期的文物中,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数据。其他王表中则称之为卡靠(Kakau)。一些学者也主张反读“王宫门面”中的象形文字,故而其名读成“那布里”(Nebre)。曼涅托还认为,正是拉内布在埃及引进了对圣羊门德斯的崇拜。2006年,埃及学学者若尚·卡尔发表文章,认为埃及王表中的一位身份神秘的国王温内格(也被称为瓦吉奈斯或特拉斯)事实上就是拉内布,而温内格只是拉内布的“两女神名”。
古埃及的,再来一发
在古埃及方面,在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之间,有个叫“荷鲁斯鸟”(Horus Bird或者Horus-Ba)的法老,其名字就是“祭坛内”有一只鸟(如上图)。
中国人把良渚这种图案,叫“鸟站祭坛”,或“鸟站坛柱”,外国人把古埃及法老名字serekh形式中的方形框叫做“王宫门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别的图: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宝剑上的鸟虫纂铭文
备注:鸟虫纂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楚、吴、越、蔡国广泛使用。
徽派建筑
牌坊
了解徽派建筑的同学都知道,这个建筑风格集中在今天的安徽省的黄山市、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浙江省衢州市,就在良渚遗址西边的山区(黄山山脉)。你品,你细品。
八、良渚墓葬
良渚文化的墓葬,发现的数量已经很多了,其中最高规格的墓葬在反山王陵。
反山王陵位于宫殿区西北部
反山王陵是人工堆土,长120米,宽40米,高6米
中间M20和M12号的墓主人身份明显高于两边
M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玉琮王和带有完整神徽的玉钺,说明墓主人是集君权和神权为一身的绝对统治者。M23号墓出土了前文提到的腰机玉端饰,是女性墓主人所有,这个墓中也有玉琮出土,应该是一位掌握神权的女性。从这个墓葬形制来看,良渚已经是父系社会了。
良渚墓葬有木制棺材,划重点要考的
良渚墓葬全是竖坑单人直肢仰身葬,贵族有藏器(木制棺材),陪葬品根据墓主人的身份有区别。有钱人会陪葬家畜、陶器,但是不会有玉器,贵族或者说有权力的人才会陪葬玉器。如前文所述,玉钺代表的是军权,玉琮代表神权,不是随便谁都可以陪葬的。陪葬品玉器集中于头和上半身位置,陶器放在脚部,玉璧则摆满墓主人的身下和胸前;玉璜是女性象征,是女性平时佩戴的饰品,死后陪葬大多放在脖子下胸口处。
良渚文化,暂时就讲到这里。借用知乎作者 @钋化镭 的话:在此要感谢浙江考古所在短短十年时间内,揭示出庞大的良渚遗址总体布局和遗迹性质所做的努力。他们使用更加科学的“反馈式”研究法(首先从单个发现的遗迹所显示出来的特异性,调查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共时性遗迹;随后,通过田野调查寻找重要的核心遗迹,并寻找这些共时性遗址之间的整体关系;最后又回过头来研究每个遗址各自的内涵和作用),值得中国考古学界思考和借鉴。
第二部分 良渚文明是当时中国的文明高地(距今5300-4300年前)
良渚文化辉煌的时间是距今5300-4300年之间,在这个时间段上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可谓是“满天星斗”,各自闪耀着光芒。但是,当我们逐步放大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每个文化形态,我们会发现,差距实在太大了。
蓝色箭头表示早期影响,红色箭头表示晚期影响
上图是距今50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华大地上的多种文化形态大致的宏观分布图,以及他们的影响、扩张、迁徙方向。从这张图上大致可以看到,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进入末期,他们开始向蒙古高地迁徙;占地最大的仰韶文化也已经进入末期,它受到来自东面的大汶口文化和来自南面的石家河文化挤压;而东南角上的良渚文化则刚形成不久,正在向三个方向不断扩张。江汉平原的新生石家河文化除了向北挤压仰韶庙底沟一期文化以外,还向四川盆地、山东大汶口文化施加了影响,同时还和良渚文化互相之间交流。
那么微观上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从最接近良渚的文化开始,逐个看一看。
一、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发源于重庆地区的大溪文化[2],断代时间大约为距今5300-4600年前,几乎与良渚同时期出现。屈家岭文化分早晚期,晚期为文化繁荣期。中期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后形成了石家河文化[3],从年代上来讲,我们认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共存于江汉平原的。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屈家岭文化没有玉器。屈家岭文化早期就会依托自然河道为护城河,依托天然岗地建设夯土城墙。[4](本条修改感谢知乎作者 @武城山 给予的提醒,作者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发现屈家岭文化实际上从大溪文化时代就已经有筑城的传统了)
1、陶器:
早期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为泥质黑陶和灰陶两大种类,并以灰陶为主。这和大溪文化中的红陶为主有了区别,但是工艺技术则继承了大溪文化,以手工制造为主,很少用到轮修。
油子岭出土圆腹截锥足黑陶小鼎
屈家岭遗址出土敞口双腹扁平足灰黑陶鼎
晚期屈家岭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彩陶明显受到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蛋壳陶的来源则是更早期的大溪文化。
荆州博物馆收藏:彩陶纺轮
蛋壳彩陶杯
屈家岭人喜欢用陶泥捏小动物和人
2、农业:
屈家岭文化已经有水稻种植了,但是根据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没有发现石犁,说明屈家岭的水稻种植还停留在低洼湿地小规模种植的水平。而家畜驯养和狩猎构成了屈家岭人另一部分的食物来源。[5]
3、墓葬
屈家岭文化的葬俗,以分散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氏族关系不是特别紧密,没有祖坟概念),有少数成人瓮棺葬,早期头向不一定,晚期绝大部分头向南,有些遗骸被人为拔去门牙。屈家岭的部分墓葬还有一个特点,部分遗骸的腰部有个坑,坑里埋一个罐,罐里放着陪葬品。这种葬俗在石家河早期建城之前也有发现。腰坑葬,记住,要考的。
腰坑葬
成人明器(陪葬品)有多有少,一般4-8件,少数非常丰富有50件以上。明器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儿童瓮棺葬通常用大型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钵作为葬具。[6]
屈家岭出土的瓮棺葬的陶罐
这种早夭儿童用瓮棺葬的习俗,不但全中国都有,在埃及也有发现。而且在罐的底部都会凿一个小孔,有说法是方便灵魂进出。
来源:埃及Adaima发掘现场。Crubezy Midant-Reynes,法国东方考古学会
二、早期石家河文化
将石家河文化按照5000-4300年前分为早期,4300-4000年前分为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有很多学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与早期石家河文化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更像中原的煤山文化(这个后面会讲到),应该独立区分命名。因为实际上石家河文化初步形成于5000年前,有大量屈家岭文化的影子,可以说和屈家岭文化大体相差不大。大约在4800年前建造起了城市,这个时间比良渚古城的建造时间晚了大概200年左右。4300年前则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变化是出现了玉器和黑陶。本章节中讲到的石家河文化,只属于早期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很多湖北的朋友在没有了解实际情况之前,一定会质疑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延申和发展。我们来看看早期石家河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1、城市
石家河文化早期(距今5000-4300年前),大约在4800年前,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以北谭家岭为中心,建成了一个和良渚几乎一摸一样功能的城市结构,说明石家河文化进入了城邦时期。这类城市结构的具体用途和良渚非常接近,就不详细介绍了,有所不同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城市和乡村没有分开,石家河人在这个城里种水稻,埋葬死去的人,可以看作是一个由许多氏族聚落集合在一起,建立起来的聚落集合城市。
石家河文化古城遗存,总面积120万平方米
2、陶器
石河镇肖家屋脊和邓家湾出土的陶器最具典型性。石家河文化建城后时期的陶器制作中,快轮法已经达到规范和普及的程度,在整个江汉平原形成了一个快轮法制陶的小高潮。其中陶豆的数量最多也是轮制水品最高的一种。石家河的拉坯方法和屈家岭的拉坯方法正好相反,前者右手在外侧用力(与良渚相同,是后来中国陶瓷工艺的主流做法),后者左手在外侧用力(左撇子法)。另外,石家河的陶器以灰陶为主,陶泥经过人工淘洗,基本没有沙粒等杂志,质地细腻。并且和良渚的黑陶一样,烧制气氛使用了还原法,也就是密闭缺氧状态烧制;而红陶彩陶使用的是氧化法,含氧状态烧制。二者的差别在于,还原法烧制的陶器耐腐蚀,不容易和酸碱发生反应。[7]
泥质灰陶豆:浅盘,高圈足,圈足上有云纹镂孔(肖家屋脊出土)
这个陶豆和良渚早期的陶豆形制非常相似。
石家河文化袋足陶鬶(肖家屋脊出土)
注意上面这个袋足陶鬶,它的口子和良渚的袋足陶鬶是一模一样的。袋足陶鬶的分布非常广,是一种酒水器,发源地可能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纯属乱猜,没有依据,只是觉得大汶口出土特别多,估计山东人5000多年前就特别爱喝酒),但是这个口子形状,只有石家河和良渚是这样的。
良渚博物院收藏的黑陶鬶(最右边那个)
石家河文化到了4600年建立起城邦之后,发展得越来越像良渚文化,到了晚期,陶器也全部变成了黑陶,这是后话,放到下一部分内容去讲。
3、农业
早期石家河文化目前发现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有小部分粟,大部分在红烧土(烧秸秆)中发现,石锄石铲都有发现,没有石犁。家畜养殖包括了猪、狗、羊、鸡。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这是相对良渚比较落后的地方。
4、玉器
前石家河文化是没有玉器的。石家河的玉器出现于距今4300年前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要拿出来说一下。《文物鉴定与鉴赏》刊物2017年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刘亭亭(不知道是不是刘副主席的女儿)、郭荣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凌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章题为《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考古学观察》,他们分析认为,屈家岭文化没有发现任何玉器,因此石家河文化的玉雕人像有可能源自山东龙山、山西陶寺的文化影响,和凌家滩、良渚文化相似度不高,影响较小。我就觉得十分好笑,山东龙山文化到目前为止,有发掘出任何玉人像来吗?良渚玉雕里的减地法和线锼镂空工艺,和石家河玉器的雕刻手法如出一辙,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没话可说。良渚玉器的图片前文已经放过,不重复放了,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再看一遍。可见地域观念在对历史还原过程中的影响,也不要去怪有的人认为龙山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了,学者中带有地域局限性的人也是很多的。
谭家岭遗存出土的玉人像,注意帽子是平顶的
肖家屋脊出土的玉人像,实际上帽子还是平顶的
肖家屋脊出土的玉人像,还是平顶帽子
不一一举例了,石家河的玉人像平帽子带獠牙的实际上是少数。这类人像应该是神灵的象征,是在普通人的形象基础上,添加了各种元素组合而成的。
罗家柏岭出土,帽子是这样的,而且没有獠牙
枣林岗出土的这个玉人像一样是圆帽子,没有獠牙
这类没有獠牙戴圆帽子的则占到了玉人像的大多数,猜测应为现实中某位领导者。人像无非两种用途,神灵崇拜和个人崇拜,良渚也好,石家河也好,别的地方也好,这在往后的5000年里,并没有什么改变。
以上这些都是后石家河文化出现的玉器,是在进入广义龙山时代之后,石家河的玉器工艺水平超越了良渚文明,石家河的玉器远远没有讲完,这将在第三章进行描述。
5、葬俗
早期石家河文化的葬俗分两大类,竖穴土坑直肢仰面葬和瓮棺葬。石家河竖穴土坑墓葬中有一种二层台墓葬。[8]墓坑和人骨用胶泥封填。如下图,陪葬品放在较浅层上。这个二层台墓葬是重点,划下来,后面要考的,记住,晚期屈家岭文化和早期石家河文化中,有一部分墓葬,有二层台结构,时间在距今5000-4600年左右。
石家河的瓮棺葬也和屈家岭的一样,主要是埋小孩儿的。祭祀区印信台遗址周边发现了瓮棺里的小孩遗骸,尚不能断定是活人牺牲还是有身份地位的小孩葬在祭祀区附近。
三、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距今6300-4500年之间。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主要由陶器的变化以及墓葬变化为判断依据。早期距今6300-55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一度占据环太湖平原,中期为5500-5000年之间,良渚文化出现后,一直向北挤压大汶口文化的空间,这个时期环太湖平原被良渚文化占据。在大约距今5000-46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边界线变成了淮河,苏北地区被良渚文化占据。可以说大汶口文化进入中晚期和良渚的出现有绝对关系。[9]
1、城址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多为环壕聚落,晚期有少量类似于焦家遗址夯土城墙这样的设防城市。大汶口文化属于母系还是父系社会目前存疑[10]。
2、农业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以粟种植为主(旱作农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但是养殖业相对比较发达,从早期开始各类家畜家禽就非常多,到了晚期,用猪陪葬的风气渐盛。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
3、陶器
早期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江苏邳州刘林、大敦子遗址出土的为代表,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纹饰有弦纹、划纹、乳丁纹、绳索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以及指甲纹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其中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庙底沟文化的陶器很类似。
江苏邳州刘林遗址出土彩陶
江苏邳州大敦子遗址出土
中期以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为代表。
红陶兽形壶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上面的是酒壶
彩陶钵,泰安大汶口出土,吃饭的碗
彩陶鼓,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是乐器
彩陶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就是煮饭的锅
八角星纹彩陶豆,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个……也叫豆,和良渚以及我们后来用那个豆差距有点大,这是典型的大汶口样式陶器,斜口沿面绘白色彩地,其上用褐、红等彩色绘出半月形与若干竖线段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之上绘五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
彩陶壶,泰安大汶口出土
橙黄陶袋足鬶,泰安大汶口出土。
来了来了,这个袋足鬶,我前面讲了,山东大汶口出土最多,怀疑是大汶口文化发明的,只是这个嘴巴一直到山东龙山时期,还是很倔强地长成这个样子,脖子也越来越长。袋足鬶是那时候的烧水壶,这个水壶放在火堆上,三个袋足加大了受热面积,让里面装的水可以快速沸腾。当然,烫酒也是可以的。
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则出现了白陶。有人说大汶口晚期也出现了黑陶,实际上,黑陶的出现正式宣告了大汶口文化的结束,山东龙山时代到来。
大汶口晚期白陶杯 泰安大汶口出土
故宫博物院馆藏:大汶口晚期白陶鬶
4、符刻
前文发的大汶口遗址博物馆馆内图片中,大家应该看到了下图1号符刻的样子了。反正各种说法都有,比较盛行的是称它为“日月山”,把它定义成大汶口文化的图腾的都有。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刻总共发现有30余个,下图是莒县出土的陶器上出现的19个陶纹符刻。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刻举例
前文已经对良渚符刻有了详细叙述。这个“日月山”的符号,在良渚的玉琮上也发现过。
其实我忍不住又要说埃及了,评论里有人说我好好地提埃及干嘛,可是……之前我放的埃及法老拉内布石碑大家翻回去看看。
大英博物馆馆藏:温内格名字被擦除的石碗碎片
认为没什么关系的,就当我强迫症犯了。
中国国家博物院的这件19节玉琮上刻有日月(没有山)的阴刻符刻,
上海博物馆十五节玉琮上日月(没有山)作为主体图案,
浙江嘉兴雀木桥遗址出土的很多黑陶器上有日月(没有山)的符刻。
上文提到,良渚文化自诞生以来,对北方大汶口文化一直呈现挤压态势,良渚文化中656个符刻中的5个符刻传播到了大汶口文化区域,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5、墓葬
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还普遍使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随葬,同时还普遍存在对成年男女拔除门齿和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等现象。拔牙的年龄都在15—20岁之间。
枕骨人工变形,就是传说中的锅铲头,睡扁头
大汶口文化的人结婚之后要拔门牙,实在是防止出轨的好办法,戴戒指弱爆了,现在可以借鉴。
中期文化遗存墓葬头大多朝东或朝北。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有同性合葬,一定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大人和小孩合葬三种。其中以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最多。二次合葬墓相比前期减少。
中期同性合葬墓数量很少,大多都为两男性合葬。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区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都在男性一侧。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达六十余件,寡者则一无所有。
富有的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而且很精致,并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和猪头随葬,甚至用整猪、整狗随葬。中期的部分大墓和中型墓设有二层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晚期文化遗存墓葬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合葬墓。该期的合葬墓多为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个别一对成年男女和小孩合葬,同性合葬消失。头向一般朝向东,胶东半岛的部分的确则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凡是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随葬品一般都集中在男性边上。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灵魂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这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贵,均得到了厚葬。
焦家遗址墓葬
以上这段对大汶口文化墓葬形式描写来自百度百科,实际上是《中国考古通论)张之恒2009版里对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描述的摘录。其中刻意强调了合葬墓的随葬品集中在男性一边,用意很明显是想说明大汶口中晚期是父系社会。但是根据《大汶口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董豫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发表在《考古》(2017),研究以傅家遗址发掘的300多座墓葬中发现的遗骸为样本,结果表明该聚落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因此对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底是父系还是母系社会,存疑。
四、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被认为是自西向东发展的,其发展序列大体为半坡→史家→庙底沟→西王村,5000年前发展到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的巅峰时期,因此影响范围极广(前文有图可翻上去看看)。虽然各个地区的仰韶文化有各自特点(豫西晋南的庙底沟类型,豫中的大河村类型和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尤其是陶器,都以彩陶红陶为主,因此将他们归为仰韶文化这个统称里。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看仰韶文化的特点。
1、城址
仰韶文化从早期的半坡类型开始,聚落的建造就特别喜欢使用多重环壕,大型聚落往往建在一个高地上,大多是三重环壕,像姜寨遗址是三重环壕外加自然河流环绕。但是要注意,仰韶文化至始至终都没有夯土城墙,只有环壕。
姜寨遗址复原图
姜寨遗址功能布局图,中央广场是墓地
距今5300年前的双槐树遗址(又称“河洛古国”)也是三重环壕
仰韶文化的聚落,墓葬多在聚落中间,形成一个广场。仰韶文化的双槐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最大的遗址,东西最长处约1500米,南北最宽处约780米,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壕内面积约40万平方米,比良渚最内层的宫殿区稍大。中间被称为瓮城结构的围墙,实际上是为了将权贵和平民隔离建造的,并不是我们华夏民族后来筑城的那种瓮城[11]。
仰韶文化的房屋,早中期多为半地穴式房屋,晚期开始地面建筑变多。
冬暖夏凉的半地穴房屋
2、农业
仰韶文化一直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另外在姜寨遗址中还有一种耐旱作物黍也被发现。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则是前面介绍的屈家岭文化北上形成[12],其中也有发现水稻,不应将其归为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仰韶文化也出现了石镰。
3、陶器
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灰陶。陶器的制作方式主要用泥条盘筑,普遍使用慢轮修口。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是红底黑纹彩陶,还有红衣、白衣彩陶,绘画的主题和大汶口早期彩陶很像,包含了圆点、弧线三角、勾叶、涡纹、鸟纹、太阳纹、宽带纹。彩绘都在陶器外壁,没有内彩。
人面鱼纹盘,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瓮棺葬的瓮盖
双联壶,大河村遗址出土
舞蹈纹盆,马家窑遗址出土
仰韶庙底沟类型花卉纹彩陶瓮,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泉护村遗址出土
4、符刻
关中地区(渭河平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有一种陶器上的符刻,到目前总共发现了52种,其中半坡和姜寨各出土了27种。在这些符号中的画红圈的几个,在半坡、姜寨、李家沟出土的陶器中都有发现,这些遗址之间间隔距离达百公里,说明这些符号在这些部族中是通用的。
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陶器符刻
5、墓葬
仰韶文化早期的葬式大多数按照氏族分区安葬,大多安葬在居住地周围。上图看到的聚落结构图中可以看到,聚落的中央广场是葬区,便于居民祭祀。早期半坡时期的安葬方式有相当数量的同性合葬、多人二次葬等,到了庙底沟时期多为单人葬。之前庙底沟时期的墓葬出土较少,2017年,陕西高陵县杨官寨遗址发掘了200多座仰韶庙底沟时期的墓葬,发现墓葬包括了偏洞墓室(占81%)、土坑竖穴藏(其中部分有二层台),以及瓮棺葬。
杨官寨目前发现最早的偏洞式墓葬形式
偏洞式墓葬,是先挖一个竖穴土坑,再在土坑侧面掏挖一个洞来埋葬死者。
6、有关仰韶晚期的双槐树聚落(又称”河洛古国“)
双槐树聚落的第一次考古成果发布是2019年8月26日。2020 年 5 月 7 日,在 郑州举行的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 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等单位多位参与现场实地考察的知名 考古学家,根据科学测年结果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性质为距今 5300 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 处巨型聚落遗址,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仰韶文化最大聚落,“河洛古国”国都大概范围
这个“河洛古国”的命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有什么依据吗?有的,我们来看看。
A:背景。
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却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
以上三段文字来自于新华社每日电讯《“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作者是王丁、桂娟、双瑞。很明显,对于深信黄帝是中原人的专家来说,“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不可容忍,急需找到填补50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空白。
B:古国
古国这个概念,源于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他认为“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之后是方国,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高级的国家。特别是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最早的古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期,认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而中原是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类似围棋术语:金角银边草肚皮),对传统的“中原黄河中心论”冲击力非常大。
专家们认为,图中”河洛古国“范围内其它三个聚落由双槐树统治,原因是双槐树最大
由于专家们认为双槐树周边的青台、江沟、黄岗聚落都属于仰韶庙底沟类型,且双槐树聚落最大,所以其它聚落是被双槐树统治的。整个区域是河洛古国,双槐树聚落则是古国都城。至于双槐树聚落到底有多大,上面有一张图给大家看过了。
C:地理位置
那么这个古国叫什么古国比较好呢?
双槐树遗址距离伊洛河直线距离2.5公里,距离黄河直线距离2.2公里
既然都城在这位置,不叫“河洛古国”还叫什么?
最后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对外宣布了哪些内容。
A、宏大的建筑规模,前殿后寝的格局,包括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 ,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首先我们搞清楚,这个北斗九星,不光是在双槐树发掘出来有,隔壁青台遗址也是有的。但是九星的排列方式大相径庭。
双槐树的北斗九星,注意,有一颗在房子里面,并且圆点全是罐子。
这个是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
补充一个小知识:北斗九星崇拜,盛行于秦汉到唐宋的长江流域以及更南面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于农历九月一日至九日连续九天盛行礼斗之俗,叫九皇会。民国时期的上海梨园,奉九皇为祖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风俗才慢慢消失。
B、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据说是野猪牙雕刻的家蚕
汪沟遗址出土的瓮棺葬中,有丝织物残留,双槐树则出土了上图这个野猪牙雕刻的家蚕。
然后2020年7月份,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毓周(河南修武人),写了一篇《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他说:”遗址中出土有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精美彩陶以及与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雕、纺轮、骨针、石刀等文化遗物“。这句话后面注释,参考自王丁,桂娟,双瑞《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 都 邑 找 到 了 ?》来源于新 华 每 日 电 讯 ,2020-05-08 ,我又去翻了这个文章,发现人家从头到尾没说”骨雕、纺轮、骨针、石刀“。范教授后面直接说,要是这里就是黄帝部落,那这丝绸就是黄帝老婆嫘祖所创了。
也就是说,有些专家为了填补空白,凭着隔壁汪沟遗址出土的丝织物遗存加上这个双槐树遗址的野猪牙雕,加上一些无法确定是不是丝织工具的的骨针石刀,就判断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才是丝绸的发源地了。
以上,就是目前公布的双槐树遗址的考古报告。目前这个”河洛古国“是网络上很多中原人的精神寄托,用于”对标“良渚,证明中原地区在5300年前也有像模像样的文化。
此处夹带一点个人见解:了解了以上有关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的内容,请大家翻到最前面,看一下良渚文明的考古发现,做个简单的比较。肯定有人要说,双槐树遗址还刚开始发掘,后期可能还有更大的发现。我想说一句,在没有更大发现之前,弄出个“河洛古国”来,不怕天下人耻笑?
五、红山文化
北方红山文化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存在时间距今6000-5000年前,最繁盛的时期约为距今5500年前。它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包括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宁的朝阳和锦州地区、河北北部的燕山地带。其中以内蒙古昭乌达盟发现的遗存较多。
1、城址
红山文化多为小型环壕类的聚落,前面大家看过环壕聚落的样子了,就不重复了。红山文化的聚落相对仰韶文化的要小很多。红山文化的房子也是半地穴式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
2、农业
红山文化已经有农作物种植了,当时辽河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红山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和黍(shǔ),驯养猪、牛、羊、狗、鸡等家禽家畜,而渔猎则占比比较大。红山文化出土了非常多的农作物种植的石制工具,其中包括了耒(lěi)、石耜(sì)、石磨、石铲、石锄。[13]
红山文化的犁型石耜
红山文化犁型耜复原图
朝鲜族人的拉锹
这种尖头的耜非常适合旱作农业,是后期旱作农业农耕工具的初始形态。
3、陶器
红山文化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也有泥质红陶。夹砂褐陶是手制的,火候低质地疏松,工艺水平很一般。褐陶纹饰以横“之”字纹为主。红陶也是手制,但火候较高,常有黑色彩绘图案。
红山文化较少见的泥质红陶
4、墓葬
要说红山文化的墓葬,不得不提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有的研究者称其“女神庙”。它由主室和侧室,陶塑残块中有体型较大的主神,也有小型的众神。有一尊基本完整的女性头像,大小与真人接近。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美观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其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玉球镶嵌而成。陶塑残块中还有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肉感极强的修长手指。
女神像的眼珠是玉石和玉片组合起来的
牛河梁的积石冢分布在近30个山巅、高坡上。这些积石冢面对着河川,向阳,与位于牛河梁的女神庙以及位于喀左县东山嘴的祭坛遥相呼应。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因身份不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中,数十个石棺上都覆盖石块构成一个整体,外围放置筒形陶器,形成积石大冢。目前发现的最大石砌棺,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长宽各约3. 5米。而一般石砌棺长仅有1. 5米,宽约0.5米。每个冢均用石块砌成。石块经过打制,一般高约30厘米,长40多厘米,宽20多厘米。一座石冢,约占三四百平方米,最大的达1000多平方米。积石冢平均垒石高度在一米以上。积石冢呈圆形,四周围绕着简形彩陶器。这种简形彩陶器无底,高约50厘米,直径约30厘米。一座积石冢往往竖立上百个简形彩陶器。牛河梁V地点的架子山顶1号冢中心大墓保存完好,为石砌三层台结构,棺内葬一男性,随葬品有玉环、玉佩、玉镯等玉饰7件。2号冢内发现陶塑裸体女性小像,东山嘴遗址出土玉器有的足着靴,形象生动。积石冢内,随葬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一般放置在死者头下、胸前和身边,中心大墓和一般小墓均有玉器。器形有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玉猪龙,在挂于胸前的双联、三联玉璧,有勾云形玉佩,有扁圆形玉环,有圆筒形玉箍,还有作为艺术品的玉鸟、玉鹗、玉龟、玉魚、玉兽等。牛河梁四号墓还出土铜环。关于积石家的性质,考古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每个冢内可能埋葬着同一氏族组织成员,中心人物可能是部族首领或其中受尊敬的长者。至于有学者认为,辽西发现的祭坛积石冢等遗迹,说明5000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多年.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还需商讨。
牛梁山遗址红山文化积石冢
石砌棺
5、玉器
未完待续
希望各位大咖能继续帮忙捉虫,以保证回答的客观性。接下来会简单介绍最北面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介绍完之后,将会对5300-4300年之间各个文化互相之间的作用做一个梳理。第三章将会叙述龙山时代的到来。
参考
^《中国考古通史》 张之恒 2009年版
^《屈家岭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屈家岭文化的来源》 朱乃城 《考古》 (1993)
^《屈家岭文化研究》 单思伟 武汉大学 (2018)
^《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张绪球 发表刊物:《考古》(1994)
^《试论屈家岭文化的农业生活》刘状己 江西社会科学 (1989)
^《屈家岭文化墓葬浅析》 周光林 江汉考古 (1993)
^《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制陶工艺研究》李文杰 江汉考古 (1999)
^《石家河文化墓地研究》 邰鑫成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4)
^《良渚文化的北渐》 栾丰实 期刊:中原文物 (1996)
^《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 董豫 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发表期刊:考古 (2017)
^《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 范毓周 南京大学 发表期刊:《中原文化研究》 2020年第4期
^《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 发表于:《中原文物》(2016) 《考古》(2018)
^《红山文化农业初论》徐效慧 辽宁省朝阳博物馆 发表:《理论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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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1.225.145.*
前面三篇是知乎大牛的文章,我只是转载。
下面是我的个人猜想,毕竟是业余水平,如果有错,请大家多多包涵。
学术自由,和谐讨论。
我的猜想是:
中原中心论 ? 。
良渚 = 虞朝 = 吴朝 = 华朝,从伏羲到舜为止。
华夏的华 = 华胥 = 伏羲之母,华胥既是部族名,也是首领名,也是地名。
另一种可能性是 华胥 = 伏羲 = 无锡。
华,又《唐韵古音》亦音敷。
郭璞曰:江东谓华为敷。陆德明曰:古读华如敷,不独江东也。
汉光武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必得阴丽华。
吾和华是对仗的,韵母相同。
即使是现代吴语,华也是念类似 wu 的读音。
伏羲是华夏人文始祖,造八卦(汉字雏形)。
八卦是三根横的筷子,筷子有长和短两种,一共八种组合,分别为天地山川风雷水火。
八卦是单字,六十四卦是两个字组成的词语。
从三皇之一的伏羲,到五帝的舜,这些人是华朝历代天子。
华朝先是统一了太湖流域,绝地通天,建立了祭天礼制。
然后又北伐中原,玩泥巴的仰韶文化下线。
华朝同款的龙山文化和北方的各分公司建立。
灭世级别的大洪水,几乎毁灭了华朝。
总部不得不迁往北方的某个分公司,这就是大禹的夏朝。
夏朝就是华朝,而且是缩水版的华朝。
华朝和夏朝类似北宋和南宋的关系,南宋是北宋的缩水版。
夏朝和华朝是同一个朝代,上古华和夏同义也同音。
我跟2个苏州的朋友求证过,现在的苏州话里 华 和 夏 也都是念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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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1.225.145.*
多点开花也好,满天星斗也好,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
仔细想想,点与点能一样么,星与星能一样么。
周朝上百个封国,对华夏文明的影响都一样大?
满天星斗说,是为了破除千年以来的“中原中心论”思想禁锢的权宜之计。
研究到最后,结果必然是华朝和夏朝的真实存在和真实样貌,也就是我上面的文章。
【 在 photohawk 的大作中提到: 】
: 宁波话,也算是吴语吧
: 华夏二字同音
: 另外,绍兴跟宁波交接的地方,有2个相邻的区县级单位,在绍兴叫上虞,在宁波的叫余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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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49.66.109.*
学术自由,大胆假设。
世人对虞朝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
并不是信众多就是对,信众少就是错。
学术是最不讲民主的。
田野考古学和古籍两者相对照,这是很好的思路。
之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耗资巨大却最终失败,就是因为出发点就错了。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吧,不管哪个省,一直以来是对中原寄予厚望的,奈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上古毕竟遥远,想要100%确证所有的事,太难。
但是从众多可能性中分析排查,找出相对较大的那一种可能性,这是可以的。
【 在 freesoul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一篇文章不错,这篇就太牵强了,而且关键是各种猜测还都一口咬死那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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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A3C FROM 223.112.170.*
FROM 49.66.109.*
没必要抠字眼,也没必要把“朝”这个字的概念仅限于秦以后。
只要是事实霸主,笼统地把虞夏商周说成是“朝”,也是方便大家理解。
毕竟虞夏商周跟周边的其它部族、古国的地位不同,虞夏商周的地位是更高、更超然的。
不用“朝”用什么呢?叫“国”感觉不够档次。
【 在 RuralHunter 的大作中提到: 】
: 确实业余。把夏商周说成朝已经是不对,更别提之前的唐虞了。
: 唐虞夏商周都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部落或城邦名,长期并存(当然有的消亡),跟秦以后的朝代替换是完全两回事请。夏商周本身就只是联盟首领,之前的联盟就更松散了。开始的时候都是分散的部落,后来大家为了干某一件事,会推选一个共同认可的组织者作为首领,例如治水,或者打击某个共同的敌人,这个首领权力就只是干这件事。后来大家会发现原来好多事可以这样来干更高效,盟主的权力才会逐渐扩大。权力从分散到集中是人类社会一个长期而缓慢但又是必然的进化过程,任何忽视这种进程而试图用秦后的王朝概念分析秦之前的历史都是瞎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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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3.112.170.*
其实你的说法漏洞很多。
1. 唐和虞不能相提并论,唐不是朝,但虞是真朝,虞是从伏羲到舜多代天子。后来有人出于某种目的篡改了历史,弄得好像虞就只有帝舜一代。
2. 夏商周长期共存,不代表在历史的时间切片中地位等同,也不代表夏和商不够格算作朝。照你这个逻辑,慕容部和晋朝长期共存所以晋朝算不得朝,契丹和唐朝长期共存所以唐朝算不得朝。
【 在 RuralHunter 的大作中提到: 】
: 确实业余。把夏商周说成朝已经是不对,更别提之前的唐虞了。唐虞夏商周都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部落或城邦名,长期并存(当然有的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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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3.104.145.*
绝地天通的法统,文化的高地,这个不算朝什么才是朝。
且不说商代夏、周代商,都需要长期的蛰伏、发展、反超,就算势力完全相等,按你的逻辑,大宋也被你开除出朝籍了。
【 在 RuralHunter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是为了抠字眼,你理解了这个,自然就会更好的理解和分析上古时期的那些世系传承。另外,你理解的夏商周地位超然就是错误的。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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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49.66.109.*
刚看到良渚这个话题又起来了,我再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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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49.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