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自古逐利。尼德兰在独立战争期间也禁止和西班牙贸易，没用，后方商人拼命拿着白银和货物去走私去资敌。商人逃税，那也是天性。封建社会时代，对商人收税比对农民收税难得多，因为商人的货物是流动的，而农民的地却没法跑。汉武帝实行算缗，实际上就是对商人的财产税，但效果有限，因此推行"告缗"，号召群众揭发那些财产申报不实者。

政府为了从商人那里收到钱，办法就是重重设卡。虽然每个卡是三十税一，但架不住关卡多，几十个下来，就不少了。自然地走私就成了商人发财的重要途径。中国搞海禁的一个原因就是海上不好设卡，走私太容易。

在陆地上经商，甚至走私，光靠商人自己就不行了，需要权力机构背书。中央集权的力量毕竟庞大。之前说过，大同一线的守关人员，比如各种哨探，夜不收之类，很多都是走私集团的成员。晋商背后的人，其实是皇亲国戚。嘉靖当年查办山西的贪污和走私，力度很大，一夜间几十座大军草料场自燃，死了很多王子王孙，后来把蒙古人惹急了，搞了庚戌之变，一个条件就是开关市。总之，为了利益，朱明集团的人不惜把绞死自己的绞索都卖给敌人。

晋商和徽商的崛起，来自于明朝中后期的开中折色。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后来的外来势力影响，晋商和徽商能不能像欧洲那样，代表自由势力，瓦解体制和观念，最终走向资本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本质上起家靠的是垄断，属于官商性质。商业在明朝崛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分享到了皇权的部分特权，靠这一点他们即可获得厚利，永远以之压迫小生产者。

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强大，而商人政治势力相对过于弱小，只能依附皇权。皇帝和权贵为了自己的庞大开销，首先是各种榷场，就是说什么挣钱，国家就榷什么，比如盐铁国家专营。其次是和大商人合流，搞变相垄断；再次是重重关税。

商人呢一方面被官府权贵挤压，另一方面他们则通过掠夺压榨小农来豪夺回来。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囤积。明朝后期的折色制度，看上去方便了税收，实际上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三倍不止。因为农民在秋收的时候要急于换成银两去交租(交租有时间限制，夏税不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完不成要受重惩)，结果粮价被大大压低，小农增产不增收，特别容易落入商人之手。类似的是松江的纺织业，棉花和棉布都控制在囤积商手里，小生产者资本少，无法一次购进大量原料，而为了吃饭，当天的布又只能极低的价卖给布庄。

而明代商人有了钱，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进行封建化投资，就是购买土地(跟现在的工厂主买房一样)。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总结了十二年律，就是"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以此为规律进行囤积，比如北方一旦发生饥荒，就是江浙资本跑到陕西山西等地趁火打劫大肆进行收购的时候，跟现在美国的金融资本没有本质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高利贷。商人有钱可以放贷，收贷则需要官府和权贵的暴力进行保障。总之，中国古代的商业，一直走不出依赖官府的境地，而对小农的盘剥造成了后者普遍持久的贫困和购买力低下，反过来商业更要依赖官府，恶性循环。


【 在 sunlustre 的大作中提到: 】
: 都是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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