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册近年首次亮相的《永乐大典》，6月起在国家图书馆展出。这些《永乐大典》饱经风
霜，有些在清朝时被翰林院官员从宫中盗走，后来流入古董市场；有些历经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掠夺，被侵略者劫掠到外国，流浪数十年后才回归中国。每一本《
永乐大典》都是孤本，价值连城。
清末以后，《永乐大典》就像一个沉入地底的史前遗址，世界上还存在多少本、流散在
何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时不时就有新的零册被“考古发掘”出来，出现在图书馆、拍
卖行、收藏家手中，乃至农民的家里。
目前全球已知《永乐大典》共有400多册及部分零册存世，与全本11095册相比，现存不
到4％。这些零册收藏在8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241册、日本60册、美
国53册、英国51册、德国5册、越南4册、爱尔兰3册。
《永乐大典》汇集了明初存世的七八千册书籍，对学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古籍宝藏，研
究价值无与伦比。仅仅在现存的4％里，已经打捞出大量古籍的“孤本”，至少600多种
已经失传的书重新被认识。
为了发挥大典的研究价值，曾经的皇帝私藏，以收集整理、影印出版的方式走入寻常百
姓家，历时近一个世纪。目前国图正在研发《永乐大典》数据库，让大典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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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之路
2020年7月7日，两册《永乐大典》在巴黎一家拍卖行现身，拍出640万欧元净价，买主是
一位中国藏家。这是全球范围内时隔6年再次发现《永乐大典》零册。
《永乐大典》前一次现身是在2014年，在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图书馆馆长陈肃知道后，把照片发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请她
帮忙确认。初步判断是原件，恰好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
专程赶去汉庭顿图书馆，目验了这本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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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改装过了，但用的也是黄色硬皮，外观接近，内容都是对的。各种特征与真本一
模一样，我看了非常激动。”刘波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册大典是一位旅华的美
国传教士的女儿于1968年捐赠的，但馆内无人认识中文，一直尘封在仓库里，直到聘请
华人馆员杨立维后，才发现了这册大典。
陈红彦说，《永乐大典》的鉴定并不太难，因为每一本都是唯一的，有卷目编号，检索
目录就可以知道。大典的装帧也有严格标准，使用特制的纸张，这些特征都比较容易判
断。这几年曾有人拿着“大典”希望捐赠给国图，开本大小都不对，一看就知道不是原
件。
2007年1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专家组赴各地督导并核查古籍善本，陈红彦当时
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那年在上海核查时，遇到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将手中
藏的一册大典带回了国内。国图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进行了4次鉴定，认定是真本。
“每发现一册都是激动人心的事，像是天意，刚启动古籍普查就有了这么大的惊喜。”
陈红彦回忆。此册为“模”字韵“湖”字册，一册三卷（卷 2272～2274），与国图原藏
的两本“湖”字册（卷2270～2271、卷2275～2276）恰好前后相连。这一册2013年10月
正式入藏国图，是目前入藏国图最晚的一册。
1983年发现的一册颇具戏剧性。当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基在县文化馆墙上的挂历里看
到《永乐大典》书影，发现与堂弟孙洪林家的古书很像，便写信向北京图书馆汇报。这
一册“天头地脚”（书页上下空白部分）已被裁去，用来夹鞋样。农家妇女虽不识字，
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使文字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之后被国图收藏并修复。
曾持续调查、整理《永乐大典》20多年的古籍专家张忱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典
的出现“可遇不可求”。
1974年，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张忱石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整理近些年新发现的《永乐大
典》零册，并影印出版。60年代，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等人曾将当时存世的730卷《永乐
大典》影印出版，之后又有新的零册现世。
那时中外交往很少，要与国外收藏机构和个人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想看到和影印国外
收藏的大典，困难重重。
有一年，张忱石听说日本有一册出现，具体信息一无所知，托多位访日的朋友查询，也
没有结果。几年后，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去日本访问，执着的张忱石又请他帮忙打听。
这卷大典刚好影印出版，章培恒订购一本带了回来，时隔多年，张忱石终于见到这册大
典。
1986年，张忱石多方搜集整理的新零册影印出版，他花了12年，为影印版大典增加了6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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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途多舛
《永乐大典》编纂至今已过去600多年，其流散、破坏的历史也有200多年。令人唏嘘的
是，大典的编纂寄托了太平盛世的理想，最终的失散又映衬着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这
本大书的命运，近乎国家命运的缩影。
1403年，明成祖朱棣称帝第一年，为了消弭“靖难之役”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他希
望以文化笼络人心，下令编纂一部大书。这部大书集纳天下七八千种图书，2000多人参
与，总计11095册、22877卷、3.7亿字，定名《永乐大典》。
大典一直深藏在紫禁城，真正翻阅过的皇帝只有弘治和嘉靖两位。嘉靖帝确实十分喜爱
大典，经常放一两本在案头翻阅。因为担心被大火焚毁，他甚至下令重抄一部，这次重
录历时6年，完成时他已经驾崩三个月。后来就有传言，永乐年间的正本被带入了明永陵
为他陪葬，因为自从副本重录后，正本就不知所踪了，如今传世的大典全都是嘉靖副本
。除了“随葬说”，正本的下落还有多种传言，比如在万历年间紫禁城大火中焚毁，在
李自成纵火皇宫时焚毁，以及藏在“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厚达6米的夹墙中等等。目前，
被李自成焚毁的猜想为主流意见。
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副本在清雍正年间被贮藏在翰林院敬一亭，从那时起，大臣们
陆续借阅大典辑录佚书，大典也陆续遭窃遗失。50年后，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清查
，已缺失一千多册；嘉庆、道光年间利用大典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被
官员大量盗窃；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典丢失不计其数，光绪元年（
1875）已不足 5000 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剩余的大典绝大部分被焚毁，有人在废墟
堆里就捡到了几十册。不识货的侵略者用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甚至做成马槽。略
懂古籍价值的则趁机劫掠，与翰林院比邻的英国使馆得近水楼台之便，所得最多。
英法军官劫掠的《永乐大典》，成为大典流散国外的主要去向。
1996年，听说英国和爱尔兰新出现了零册，古籍专家张忱石前往两国实地查看。一位英
国汉学家告诉他，这些大典一直存在老宅的阁楼里，几十年无人问津，也无人知晓价值
，后来老人去世，后人清理旧物时才发现。2014年在汉庭顿图书馆发现的那册同样如此
。那一册是美国传教士约瑟夫·怀廷1900年从中国带回家的，60多年后被他女儿随着其
他藏书一起捐赠给了汉庭顿图书馆，被束之高阁长达114年之久。
清朝灭亡后，国家层面收藏《永乐大典》的行动，从1912年中华民国刚成立就开始了。
作为公务员的鲁迅，还曾为《永乐大典》的国有化收藏出过力。
清末，内阁、翰林院仅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放在家里私藏
。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图书馆就是他主管的事务
之一。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促成这批书于1912年7月入藏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
收藏《永乐大典》的开始。
通过政府划拨、海外送还、藏家捐赠、购买等方式，国家图书馆不断丰富《永乐大典》
的收藏，至今一共藏有224册（其中62册暂存台湾），是海内外《永乐大典》最大的收藏
机构。1912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入藏，是1954年由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赠还，共5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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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失踪的古籍
《永乐大典》这一类的类书，对于后世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辑佚古籍。大典将明朝皇
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但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年间时，就已“十不存一
”，清康熙年间已寥寥无几。
“古代书印得少，只有富人家才有，一经大火、战乱等，比较容易失传。”张忱石说。
而类书就像一个移动的图书馆，保存了这些失踪古籍的内容，“二十四史”之一的《旧
五代史》，就是依靠《永乐大典》才失而复得的。
《旧五代史》于北宋初年编纂，清代前期已完全失传，乾隆年间依靠《永乐大典》“得
十之八九”。1784年，《旧五代史》刊印殿本，入列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不过，据
历史学家陈垣研究，清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因为政治用意也有篡改的现象。
清代编修另一部大型类书《四库全书》时，是依靠《永乐大典》辑佚古籍的高峰期，经
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被打捞出来。尽管如此，曾任北平图书馆馆
长的袁同礼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
。”
之后，从大典中打捞古籍的工作一直持续。例如，曾在国家图书馆任职的缪荃孙辑出《
曾公遗录三卷》《明永乐顺天府志》等，赵万里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薛
仁贵征辽事略》等。
2004年，张忱石与几位学者共同编纂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出版，辑录了大典中失传
的全部方志，共900余种，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张忱石
还辑录了几本有趣的民间著作，比如宋代启蒙读物《金璧故事》，专门记录历代典故，
后来放入《蒙学集成》中出版；以及元代的《净发须知》，是民间知识分子记录的关于
理发的有趣故事。《永乐大典》的一个特征就是包罗万象，大量民间书籍也被收纳，集
合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
在2013年入藏的那本“湖”字册中，有学者收集了22 位元代诗人的26首佚诗。这一册内
容为含有“湖”字的诗文，主要来自唐宋元明四朝，收集的26首佚诗，连作为元朝诗歌
总集的《全元诗》都没有收录。
《永乐大典》的辑佚颇具难度，主要依靠运气。这主要是因为大典的编纂体例十分特殊
，并不是将现成的书合在一起而已，而把各种书拆散重编，分类的依据是韵和字。也就
是“以韵为纲，以字系事”，每个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湖’
字册下有‘东湖’条目，把各种方志里关于东湖的记录抄下来，再抄关于东湖的各类诗
文等等，全部拆散了。”张忱石说。一个诗人的所有诗歌，会分散在不同的条目下。
张忱石认为，这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东一段西一段，要拼起来就难了。
”所以辑佚的古籍残本居多，全本很难得。
1951年，藏书家周叔弢向国家捐赠一册“杭”字韵大典，竟然从中辑录出两本完整的书
，堪称奇迹。这两本小书《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盛录》分别署名“灌圃耐得翁”和
“西湖老人”，记载了南宋杭州城的风俗与文艺，都被完整收录。张忱石认为，从内容
看，这两位作者不是一般市民，生活豪奢，常去各家私人花园，对皇宫的宫殿也了然于
心，可能是皇室成员。后来发现元朝笔记里有记载，“灌圃耐得翁”确实姓赵。
这种体例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了很多错误，“当时编书的人要先从书里摘取，
然后誊写，嘉靖年间又重录，清代编《四库全书》再抄一次，每抄一次只会增加错误。
比如唐代林宝编的《元和姓纂》，记载唐朝名门望族的事情，补充了很多名人事迹，后
来失传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辑录了十卷，但明代拆得七零八落，辑录后错误太多
，四库馆臣校了一次，学者孙星衍、洪莹又二校了一遍。到了近代，学者罗振玉利用唐
代墓志又三校，后来岑仲勉再四校，才基本把错误校好。现在新出土了一些墓志，又可
以继续校了。”张忱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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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与新生
中华书局于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曾三次调查全球《永乐大典》保存状况，第
一次由著名目录版本学者王重民牵头，此后两次都由张忱石负责。调查结果从第一次的
730卷，到第二次的797卷，第三次调查截至2013年，又增加了21卷，超过400册、800卷
。
总的趋势是发现新的零册越发困难。“以后可能还会冒出来，但大批出现不太现实。”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说，大典流失最多的年代是乾隆到光绪年间
，被翰林院官员偷盗，从一万册锐减到不足千册。1900年遭侵略者劫掠时，翰林院只存
800多册，因此更多的大典还是留在了国内。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认为，在国内发现大典的可能性非常小，查找的
重点应是八国联军所属的八国。他提醒要利用藏书链来找书，比如苏联曾从大连图书馆
取走55册大典，后来归还52册，剩余3册很可能还在当地。而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原藏的4
册已不知下落，可能被带到法国去了。
等待的同时，国家层面启动了大典的影印出版工作，比此前中华书局的影印出版规模更
大，动员力量也更为强大。
2002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呼吁全球机构拿出大典底本，集中影印出版。“这
是造福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大事，”任继愈倡议，“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
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慨允借用《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制版之用，用后归还，
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截至目前，国图出版社已累计影印出版海内外233册，约占现存总量的56％。其中，中国
大陆现藏的164册全部出版，海外13个收藏机构的69册也提供给了国图影印出版。这次出
版采取仿真影印的形式，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仿嘉靖副本，几可乱真。
就在2002年前后，国图还启动了对大典的全面修复，为此定制了全新的书柜。现在，书
柜里还有几十个空抽屉，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这是为更多回归的卷
册预留的，包括新出现和回流的，也包括暂存台湾的62册。
1933年，北方形势趋紧，北平图书馆曾挑选《永乐大典》连同宋元精本、《明实录》等
古籍南迁，在上海公共租界保存。上海沦陷后，部分善本被运往美国寄存，包括62册《
永乐大典》。1965年，这批躲过战火的善本被运往台湾，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所
有权仍归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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