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史料（如 :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玉田题 残稿 ），满清在松锦之战彻底重创明帝国的东部野战军——关宁、蓟镇、宣大、山西边兵后，即开始谋划攻陷山海关彻底打通入关大路的下一步作战。其初期设想是把野战部队分为两部分，以有力部队轻装自蓟镇入边，击败明军野战部队后，向东进军山海关，同时其余部队携带红夷炮自锦州出发顺次攻击宁远、前屯等城，与入边军会师夹攻山海关，打通入关大路。而且是计划入关抢掠，还计划了回师的路线和安排。回师时精兵打破山海关，而物资从蓟镇出边经草原运输。
甲申年三月中旬，满清决定“修整军器，储糗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时，其预计战略布置仍然没有大的变化。这方面从满清档案和初期行动中都能得到佐证。
甲申年四月初四日尚不知道北京已经易主的范文程在上多尔衮启中提到“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甲申年四月十三日洪承畴上多尔衮启“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以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若贼遁走，即行追剿，贼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以此为依据，说满清始终轻视闯军，而早有占据中原之意，是不准确的。一是，此时满清并不知道闯军已经顺利攻陷北京平定周围。二是，不管夺取门户还是直趋燕京，伐贼踞的北京，不改变还是要回师的计划，满清的军事部署还是依照进关劫掠，回师时顺便打破山海关为目标。甲申年四月大举出兵时的布置是多尔衮率领的大约十万的主力取道漠南草原行军准备自蓟镇诸口入边，仍有相当数量的汉军八旗携（可能）全部红夷炮驻于锦州，等待入边军打开局面（攻占北京或击败明军野战兵力）后，会攻山海关。只不过由于吴三桂这个偶然因素，多尔衮的主力在阜新转向，才命令当时驻于锦州的汉军及红夷炮先行进发山海关大路，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的山海关之战的局面。

关于对闯军估计的不足，在汉奸洪承畴的上启（这个不难找，可以自行看看全文）中表现的很明显。洪承畴与刚在上一年身死军覆的孙传庭一样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他大概以为李自成还是崇祯十四年以前的少战兵多老弱，所部皆集于掌家身旁流动作战的旧时气象（其实不光是他，当时的明朝人士即使是身在北京的当事者，也多以为顺军入京的七、八万人就是大顺政权嫡系部队“老本”的全部主力。），认为李自成仍是流动作战，在北京的军队就是其全部主力，并且按照明末农民军眷属老弱数倍于战兵的特点（据洪承畴说崇祯十一年闯营“精贼一万，孥累数万”）做出了“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的荒诞估计。事实上，崇祯十五年末闯曹联军攻占湖广四府拥有稳固地盘后，河南流动作战时期随军的数十万眷属、老弱等非战斗人员就已经安置襄阳等地不再随军转战，到攻破潼关席卷西北时期，眷属又大量前往西安等地安置，崇祯十六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四月，闯营农民军行军作战都没有见到眷属、老弱随军的记载。

观其所述，认为顺军兵力不敌，唯恐其逃走而催促加速行军。而多尔衮在四月十五日前的行动，总的看起来也完全没有考虑山海关方面明军的动向，空国而出主力近十万直扑蓟镇诸口，辽东留守不过两万多满洲、蒙古八旗老弱男丁。辽西方面，宁远有一小部八旗兵，锦州只有大约万把人的汉军八旗带着红夷炮，另外还有出征黑龙江流域抓捕壮丁的数千八旗兵。其在山海关以东的兵力完全不足以对抗集中于山海关一城的五万关宁兵。大概多尔衮当时想在夺取北京后，再派主力东进与汉军红夷炮夹击山海关，武力解决或迫降山海关的关宁兵。
满清君臣（姑且算多尔衮是）是以明在北京周边（东起山海西至偏关南达保定）的野战军（边兵+保定兵）战守兵合计不过十几万人，兵力分散、士气复低，为假设计划的，多尔衮的十万入边军必应该不会受到太大挑战。而甲申年三月大顺政权东征军攻占北京之后，北京周边的野战兵力增加了数十万（轻松解决收编了预想敌人，除了山海关吴部，不仅没有两败俱伤，还兵强马壮士气爆棚），维持原来的计划，而不先解决山海关，无疑是因刻舟求剑而不现实了。
洪承畴的谋划与多尔衮的行动来看，四月初满清统帅机关完全没有考虑过顺军短期内可以集结到北京的兵力情况或山海关明军被大顺政权招抚与北京方面顺军合兵一处的情况。所以，踟蹰不前，急忙调整。如果吴三桂在三月末的抉择稍微发生变化，无论是继续入京降顺，还是在山海关犹豫不定，只是不积极接受大顺政权的招抚，也没有主动向满清请兵。满清都不敢轻易进军，或者进军前景恐怕不大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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