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学界推出了一批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成果，比如纪若诚《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乔荷曼《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与《西南边疆的合作与反抗：18世纪初清朝的两线扩张》、戴沙·莫滕森《中国统治下香格里拉的历史：滇西北藏区的记忆、认同与控制权争夺》、埃洛伊塞·赖特《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等。虽然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研究，但其浓厚的“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引起重视。

在叙事模式和观点方面，尽管此类成果同样关注中国历代王朝的西南边疆治理以及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民族交流等问题，但其主体叙事却是中央对西南边疆实施“殖民扩张”“资源掠夺”“文化覆盖”“记忆清除”。这些假借“全球化”口号而表现出的“去中心化”“弱国家化”倾向，看似充满“人本主义”的脉脉温情，但事实上是将古代西南族群塑造成“逃避国家统治”的“自由”之民，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治理和民族融合视为一种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

在史料选择方面也同样存在“去中国化”倾向。学术观点应建立在对多边史料进行综合、客观、准确辨析的基础之上。然而，部分西方学者一方面强调重视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非汉文”或“非中国”档案文献；另一方面却无端质疑汉文史料的可靠性，而且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汉文史料阅读和分析能力有所不逮，由此出现了将《华阳国志》译为《中国与外国的记述》（An Account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讹。“视角”与“能力”的双偏差，极大弱化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强推“二元对立”方法
西方学者将中国古代的西南边疆治理描述为“扩张”“征服”乃至“殖民”，刻意放大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虚构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所谓“异质化”模式，消解中国历史不断深化融合的整体性。

这一“套路”并不陌生。从拉铁摩尔到巴菲尔德，再到21世纪以来的狄宇宙、利奇等，不断强调“内亚”含义，推广“二元对立”的边疆研究范式，制造出中国边疆地区与内地社会迥然不同的所谓区域“整体性”，进而将中国历史概括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史”。西方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亦处于上述理论和话语体系支配之下。

西方学界将“二元对立”方法渗入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表现是，他们打着反对历史线性逻辑的旗号，提倡相对主义，将中国西南边疆置于“超国家”论题中进行讨论，甚至将历史时期已经实现一体整合的西南边疆，划入一些没有历史根基的“新区域”范畴内，试图制造出一个涵盖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南亚的“区域共同体”，并在“东南亚性”概念下突出这一区域的“同质化”。


秦通五尺道，西汉设郡县，中国西南地区自秦汉开始便被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巩固、深厚的一体化关系。“二元对立”范式刻意漠视西南边疆的底定与发展，忽视内地与西南边疆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所谓“超国家”区域的“重塑”，纯属虚构。倘若脱离一定的历史时空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非要说某些跨境区域存在某种“同质性”，那么应该运用多大的空间尺度看待这种“同质性”？大至一洲，小至一村，均可以理解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如此随意裁剪，逻辑尚不自洽，何谈科学？


弱化边疆的中国属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詹姆士·斯科特推出名为“赞米亚”（Zomia）的“东南亚大陆山地”概念，武断地提出其包括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域，横垮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以及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一部。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认同“赞米亚”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对“内亚”的热捧一样，他们利用这一生造出来的概念，试图在中国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国边疆及周边地带的区域内涵和历史谱系，从而模糊中国的边疆主权，割裂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图“重塑”中国西南边疆、弱化中国边疆地区身份属性的研究范式在西方仍有其市场。


严肃的边疆史地研究决不可以随意套用西方理论或范式，抛弃国家立场，使西南边疆史研究沦为西方所谓理论与范式的试验场。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内地与边疆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这也是理解边疆历史的基本思路。中国各民族的互动交流，由点而线而面，扩展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不论政治局势如何演变，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从未断绝；各民族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习俗差异，但在历史的延续与演进中，他们并未因差异而分离，而是以对国家统一的共同向往结成一个愈发紧密的整体。

加强西南边疆史研究，不仅关乎中国边疆历史叙述的科学性，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要跳出西方学者设定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系统阐释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内在脉络，深入挖掘西南边疆自古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对话，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原标题：警惕“去中国化”陷阱——评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罗群 李淑敏 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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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bocaj FROM 222.1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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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历史研究方面，最近这几十年比较热的源于西方的“大历史”史观，或者说“大历史”研究方法，也蕴含了某种去中国化的成分，只是更隐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借鉴，放入工具箱，但不要把它奉为圭臬或者压倒一切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运用。

【 在 bocaj 的大作中提到: 】
: 近年来，西方学界推出了一批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成果，比如纪若诚《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乔荷曼《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与《西南边疆的合作与反抗：18世纪初清朝的两线扩张》、戴沙·莫滕森《中国统治下香格里拉的历史：滇西北藏区的记忆、认同与控制权争夺》、埃洛伊塞·赖特《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等。虽然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研究，但其浓厚的“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引起重视。
: 在叙事模式和观点方面，尽管此类成果同样关注中国历代王朝的西南边疆治理以及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民族交流等问题，但其主体叙事却是中央对西南边疆实施“殖民扩张”“资源掠夺”“文化覆盖”“记忆清除”。这些假借“全球化”口号而表现出的“去中心化”“弱国家化”倾向，看似充满“人本主义”的脉脉温情，但事实上是将古代西南族群塑造成“逃避国家统治”的“自由”之民，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治理和民族融合视为一种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
: 在史料选择方面也同样存在“去中国化”倾向。学术观点应建立在对多边史料进行综合、客观、准确辨析的基础之上。然而，部分西方学者一方面强调重视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非汉文”或“非中国”档案文献；另一方面却无端质疑汉文史料的可靠性，而且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汉文史料阅读和分析能力有所不逮，由此出现了将《华阳国志》译为《中国与外国的记述》（An Account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讹。“视角”与“能力”的双偏差，极大弱化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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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顶多只有20%的汉人血统。越南脱离中国的致命一击就是南诏入侵静海军，大量屠杀居住在城市的人（以汉人为主）
【 在 bocaj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不好说。越南虽然京族主体就是汉人，但早已异化为外国，当年也有引入法国抗衡中国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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