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制度上，清朝完全照搬明朝。清朝教育普及程度极高，远高于同时期欧洲各国。《清史稿·选举一》： 有清学校，向沿明制。……社学，乡置一区，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 清朝也是广立社学，要求全国各县，根据实际，以方便入学为原则，“乡置一区”，创办启蒙学校。由政府聘任老师，并发放工资。同时，强制“凡近乡子弟十二岁以上”入学读书。 《明史》、《清史稿》是就全国而言，我现在挑几个“偏远地区”的县志。 据明朝嘉靖年间的《安溪县志·地舆类》： 安溪县在泉州府西一百十五里，……嘉靖元年造册，人户二千三百九十四户，人口九千八百七十八口。 嘉靖《安溪县志·学校类》： 社学之设，所以教童蒙始学之人，盖欲正其心术，端其志行。异日入国学，而为国之用。 因此，不足2400户人家的安溪县，设立了36所社学，即平均六、七十户人家一所学校。 根据康熙癸丑《安溪县志》、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整个清朝，保持了这样的办学规模。 为了证明本人所言不虚，特列举这三十六所学校名：侍御社学、汇征社学、会元社学、石堂社学、罗洋社学、厚安社学、埔璕社学、狮子社学、真觉社学、桥头社学、赤岭社学、官桥社学、下汤社学、归湖社学、杨合社学、吴庄社学、源口社学、上坑社学、溪尾社学、店尾社学、宫前社学、崎兜社学、苦乾社学、东乾社学、郭坂社学、上房社学、左槐社学、霞川社学、蓝田社学、进德社学、南斗社学、玉湖社学、杉洋社学、多卿社学、举溪社学、净惠社学。 敦煌县是一个偏远小县。据道光《敦煌县志》，道光年间，敦煌县共2448户、20840人。他们主要是雍正以来的屯垦移民。即便如此，也早已形成了全民重视教育的风俗，《敦煌县志·风俗》： 子弟稍长，即令就傅。富家则自延师教督；贫者送入义学，官延师以教之。 这种风俗的养成，源于朝廷和官员们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严格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根据《敦煌县志·义学》，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敦煌共设立13所“义学”（实质近于安溪县的社学），平均每188户人家，设立一所启蒙学校。《敦煌县志·人物》： （知县曾希孔）设立义学，俾贫贱子弟皆得读书。间有七八岁尚未就傅者，必苛责其父兄。 曾希孔是清朝敦煌县的首任知县。他一边创办学校，一边强制家长将孩子送学校读书。凡是男童到了七八岁，还没入学读书，曾希孔就会严厉训斥他们的家长。 即便是条件较差、情况较为负责的云贵山区，也建立起了从启蒙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张之洞的父亲张瑛长期在贵州任职，张之洞长期跟随父亲，在任所读书。张瑛编撰的《兴义府志·学校志》说： 义学与书院相表里，有义学以端蒙养，有书院以教成材，……社学更所以辅义学者也。……（兴义府城内）今义学六：四门四义学；旧设西门内义学一；城中央义学一，知府张瑛捐建。 社学是官办的启蒙学校；义学，是民办官助的纯公益性的学校；府学是官办的高等学校；书院是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 根据府志如“安南县社学：明社学三，……明末毁于流寇”等记载，可知，明朝时，这里的社学也是正常的，只是较内地要少。清朝后，可能是因为战争等原因，朝廷对这里社学设立的政策的不稳定，所以，社学大多废止，而义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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