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全面落后于西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儒家文明、小农经济、程朱理学、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其实不然。近些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人为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歌功颂德，却不顾中华代表野蛮和落后的游牧民族对中原人民生命和尊严的残酷践踏以及对独领风骚于世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破坏。最严重的是，当今历史教科书以及银屏上的演出使几乎所有的人难以真实地了解明代中国与清代中国的历史，绝大部分人的历史观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
摘要
明朝，文人士大夫研究科学技术，欢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科学研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工商业高速发展，形成了积极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明朝社会影响巨大的商人阶层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商品远销到东南亚、欧洲和美洲，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全面实行科举制度，产生了大量维护商人阶层利益的文官集团，对封建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约束；文人的政治文化思想高度发展，眼界开阔，积极了解世界，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提出批判，政治思想达到民权的高度。明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财政困难造成频繁的民变和兵变，而满清的野蛮入侵则彻底割断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使中国迅速落后于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本文通过明代与清代中西方文明在科技（包括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对比来试看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明朝；科技；工商业；科技革命；文明；经济；满清；民族
《明代中国科技（军事）发展成就》
一、明朝的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
二、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
三、明朝政府组织修编《崇祯历书》
四、数学方面的成就
五、明朝统治阶层对科学的兴趣与研究
六、传教士在中国的境遇
七、其它学科技术的发展
1、天文气象
2、物理学
3、机械工程学
4、化学
5、生物学
八、满清时期的科技发展情况
九、军事武器发展情况
一、明朝的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
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明朝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要好得多。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即方氏拥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1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2
二、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原则和“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的目标指导下，和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翻译的书目中有：
《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
《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共12卷)》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 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
《比例规解》 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 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 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克洛德·举雷
当时创作和翻译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和利类思《狮子说》，等等。数量相比明代可以说是极少，且基本都只是传教士所作。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3第一次向中国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他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4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不普遍理解，“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4，即认为《几何原本》是百年后人人必读之书。
“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5
三、明朝政府组织修编《崇祯历书》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1564-1642）同期的是中国的徐光启（1562-1633）。1629年6月21日（崇祯二年）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报不准使崇祯帝震怒，明王朝决定修改历法。是年，崇祯帝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于1629年-1634年由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是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其中参考了当时在欧洲都很尚未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龙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等。并用1/3的篇幅阐述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崇祯历书》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和图，并把哥白尼视作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崇祯历书》分为基本五目：
一，法原：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二，法数：天文学、数学用表；
三，法算：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五，会通：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法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在徐光启看来，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是为修历，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崇祯历书》正是按此目标来编写的，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核心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可贵的是，明朝科学家对西方的科技知识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
如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通过深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修养，对当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如他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认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崇祯时也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却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东局，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和原来的大统历局及回回历局四家机构平等、公开地辩论。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
李申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6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徐光启时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他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深受崇祯信任。他生病了，崇祯却不放他回家，以至让他死于任上。“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7p123以表示对他的哀悼。而1633年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其晚年极其悲惨。可以说，中国明朝政府对科学研究尤其是数学、天文学研究的支持超过欧洲。
四、数学方面的成就
明初数学巨匠王文素认为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他抨击当时社会上不重视数学的状况：“上古圣贤犹且重之，况今之常人岂可以为六艺之末而忽之乎？”王文素用30年时间，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完成了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数学巨著，现只存手抄孤本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对《算学宝鉴》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Hirner，1786-1837）、意大利的鲁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比17世纪牛顿（I.Newton，1642—1727）、拉夫森（J.Raphson，1648-1715）早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亦即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使用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王文素利用“开方本源图”，解出像x9+25x8+235x7+1035x6+2160x5+1728x4=27993600000这样的高次方程。国外类似的图首见于德国数学家斯蒂非尔（M.Stifel，约1487-1567）1544年著的《算术大全》中，较《算学宝鉴》迟20年且不如该图完备。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曾将徐光启和英国大学者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培根，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西方传教士。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地提出了科学必须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正和近现代科学思想吻合。
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数百年。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提出“度数旁通十事”，分别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8
“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9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提出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并没有使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
培根死后34年的1660年（顺治十七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就在英国以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和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10p23
五、明朝统治阶层对科学的兴趣与研究
在明代不仅文人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和研究成果，朝廷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支持，甚至统治者阶层本身也对科学有着很大的兴趣，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橚（约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其母马皇后。被封为吴王（后改封为周王）。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
朱橚利用自己政治的地位，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大量收集资料，并设立植物园进行野生植物观察实验。1406年《救荒本草》问世，收集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其中近2/3是第一次记载。《救荒本草》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对于民众有重要意义，并得到近现代外国学者们的高度赞扬。李约瑟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
朱载堉（1536—1611年），系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第六代孙，郑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一生撰述了大量音乐、数学著作。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和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他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朱载堉注重实验，并特别注意把理论放在实践中检验。他的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实验事实，如管口校正实验、和声实验、累黍实验、度量实验等，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方法。如“异径管律”管口校正法，先从数学中推导出来，再进行实践检验，证明其确实有效。
他上书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更改常出差错的《大统历》，得到皇帝应允。邢云路是明末著名天文学家，朱载堉为其著作作序，并称他曾和邢“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邢“摘历史紧要处问难”，朱“于灯下步算以答”，二人“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生动地描绘出他们协力钻研天文的情形。
崇祯年间曾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著有《格致草》一书，其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11p19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和《函宇通》。熊明遇对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非常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即与熊明遇的启蒙有关。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而满清康熙、乾隆对科学的兴趣只限于个人玩乐，却不愿科学技术在民间传播。
六、传教士在中国的境遇
明代传教士在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
以利马窦和汤若望为例。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传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及他的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
“早在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前15年（这个时期是1592年）已经有人开始作这方面的尝试了。这个急先锋便是瞿太素。但是，显然这次的翻译不是利玛窦主动和有意识的，是瞿太素为自己学习的方便和显示自己的才学翻译的。翻译的内容也仅是《几何原本》第一卷。”12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说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
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他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三次担任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内阁首府。
利玛窦病在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逝于北京，享年59岁。按照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13，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引者注：即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叶向高）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的统治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
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然而在满清统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9
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改历法、辨矿脉、通西商、购西铳。崇祯帝先后准奏。但很快明亡，没有起到作用。
满清与明朝不同，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全部拒绝，这和明末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耶教从理论上的驳斥变为政治上的严禁，其实是一种倒退。
七、其它学科技术的发展
1.天文气象：
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一百三十二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嘉靖年间，万户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不幸牺牲，成为人类载人飞行先驱，为纪念其为科学献身精神，现在月球和火星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
2.物理学：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在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3.机械工程学：
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4.化学：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14“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15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5.生物学：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6.其它
当时西方尚未区分哲学和科学，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两者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显然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通几”的概念：“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并论述两者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通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
八、《天工开物》及其命运
由上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16
但是李约瑟则提出问题：“中国人在科学实验发明上的确非常伟大。问题是：它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升到理论，构筑起其理论体系，或如西方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2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天工开物》的命运可知一二。
《天工开物》是一部中国古代科技的总结性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其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充份反映明朝中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天工开物》都有很高的评价：英国的达尔文说此书是“权威的著作”；法国的儒莲称它是“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一本“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
如：此书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炼锌方法；“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的质量守恒规律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
作者宋应星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及亳州知州等官职。他是明末抛弃功名转向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还有《论气》、《画音归正》、《春秋戎狄》等十几本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造诣。英国李约瑟则称他是“中国的狄德罗”。(注：狄德罗是法国《百科全书》的作者与著名的哲学家)
民国初年，有一个人查阅《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之处引用到《天工开物》，但是他到北京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无果，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无人知晓。后来他偶然间在日本朋友家发现《天工开物》日文版，于是到日本的图书馆查，发现有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翻译本，以及法语全译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在中国找不到这本书。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此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重见天日，广为印行。
就是《天工开物》这样一部纯科技类书籍也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直到近代才由海外留学生从国外找回。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禁毁的彻底性，以至于可以让现代人认为大量的书籍不存在，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一斑。
九、满清时期的科技发展情况
“在满清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文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上遭人掠夺，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字狱恐怖下，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在满清**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仅仅只有一项，这就是詹天佑的火车车厢挂钩，而发明人还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和满清提倡的‘八股取士’无关。然而在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平均每年就有一项世界级的科技发明贡献给人类。”17
明朝的大批科技成果和著作失传，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以桐城方氏为例。作为明末四公子亦即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28岁时即完成他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不久满清就入关。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即使非常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如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肢体），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明末清初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除桐城方氏一家外，不计其数。
清代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地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初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到了满清统治下，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但他们从来不想将科学技术传于民间，而是仅将这些先进事物当成玩物。
“实际上‘西学东渐’兴起于明，衰亡于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满清入关后就仅仅局限于宫中，到乾隆时期，西洋的科技艺术统统变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质完全两样。”“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18
满清200多年历法几乎不变，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并失去跟国际接轨的机会。后来只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的《崇祯历书》，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得以另一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19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然后“镂板施行”，康熙却把书发还南怀仁。《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没有刊刻，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其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心中，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
康熙对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设想不予响应。1793年，英国派遣到满清的使者马嘎尔尼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在乾隆看来，仅仅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
满清统治者，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的精华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从日本重新找回。明朝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但满清入关后却在中国绝迹，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时，《几何原本》才再受知识界重视，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同文馆中算学课程才把《几何原本》列为必读之书。
《坤舆格致》（共四卷）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的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全面介绍了矿藏知识，包括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清末张之洞居然在引进冶炼设备的时候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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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zxf () 的大作中提到: 】
: 印象中当时翻译和出版的西方科技著作数量相当惊人，可惜被满清入关打断了。明朝别的没什么值得赞扬的，但是这一点确实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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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2.1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