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讲究君主、权威、传统，根本不相容------别把大清那一两百年形成的印象往整个传统文化上套，这和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搭的上边吗，下面节选自商传老先生的《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晚明政治的变化

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在 CRH11 的大作中提到: 】
: 没看到想要建立西方科学体系的迹象，感觉就是一些士大夫比较有兴趣，传教士为了传教，引入西方的书籍、武器，唯一有点作用的就是所谓红衣大炮了。至于说明朝不亡能不能发展出来西方科学体系，我觉得够呛，文化土壤不行，西方的科学体系讲究实践、逻辑，我国文化讲究君主、权威、传统，根本不相容，而民间更是没有土壤，老百姓都被土地锁死，商人缴纳重税，没有一个阶层有这个条件来创造自己的体系。后来清朝是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有兴趣，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个人趣味，尽管太平盛世，也仍然没有任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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