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成为通商的五座港口城市之一。这里与南洋的交通便利，夏季时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越南沿岸流和中国沿岸流自西南向东北，船只自印尼出发顺洋流可以到达厦门，冬季风向洋流则反之，可以从厦门到达印尼，于是厦门成为了闽南华侨出海的集散地。
据统计1841到1875年，闽南约有525000人从厦门下南洋。
这一季风航线早已有之
但即使到了19实际仍是一种相当低廉的旅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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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南洋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很多闽南人正是看重这一点，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同时逃离官府的苛捐杂税，便选择下南洋。这也就注定了这些初代华人要经历一番艰辛的草创时期，他们学习当地人，用木头做柱子，竹子做地板，树叶做墙和房顶，搭出简易的高脚屋，一个屋子里往往还要挤着好几个人。
身上若无千斤担
谁愿他乡万里行
（图片：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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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建住房到拥有自己的社区，闽南人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当地社会。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难险阻不足为外人道，逐渐成为了南洋华人间的秘辛。
南洋的气候、生态毕竟与闽南并不完全相同，初来乍到很多闽南人也出现了水土不服、感染热带疾病情况。人们当时对霍乱、疟疾、腹泻都缺乏防治方法，当地还有蟒、蛇、蝎子，以及喜欢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这一切都让开荒的闽南人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个定居点在一场疫病中死亡几十人、上百人的记录史不绝书，更多的小定居点，则连记录都不会留下。
有些在南洋身故的打工人
最后只能通过引魂的方式，回到故里
（图片：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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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风险越高，收益也越高。种种不确定性死亡的同时，也有通过移民实现阶级跃迁，彻底翻身的可能性。除了务农，不少闽南华人会选择靠手艺吃饭或者做点小生意，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区，并主导了一些当地行业，度过了早期的悲惨生活。
这些产业聚集区
有些后来发展成了唐人街
（位于吉隆坡的茨厂街，图片：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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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各地早在17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数百到两三万人不等的华人聚居区，到清末，华侨已达四百万之众，他们在越南、缅甸北部、婆罗洲等地开矿，在爪哇岛与马来半岛承包甘蔗、香料种植园。其中，闽南人黄奕住算是一个传奇，从剃头匠一路逆袭，终成印尼糖业大王。
几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历史
其实是一段从谋求生存到到自我实现的历程
团结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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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乡邻间有组织的下南洋之外，还有一类是华人契约劳工。这些工人在一定时期内没有人身自由，处境更为悲惨，奋斗史也更为曲折。仅仅1849-1875年。便有约236500名契约劳工下南洋，占到下南洋闽南人的一半。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以什么契机下南洋，只要他们在当地能够成功立足，就往往会带着宗亲一起下海，和在老家一样，通过宗族和同业社区立足于陌生的环境，应对天灾、野兽和其他族群的侵袭。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图：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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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丁兴旺又手有余粮的闽南集团，在与当地势力的交往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这种发展路径的强化，便是他们继续承袭传统文化：通过修家谱、修祠堂、祭祖等方式来强调长幼尊卑，明确每一个人在所属宗族中的身份地位，以巩固其宗族的向心力。
在宗族基础上
围绕籍贯形成的闽南人同乡会
则是势力更广泛，影响力更大的存在
（泉州安溪县人创办的安溪会馆）
（图片：lib.nus.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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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末民初，闽南裔华侨在暹罗数量最多，人数可达百万。按比例算，闽南华侨在菲律宾华侨中占比最高，可达八成。印尼华侨和新马华侨的占比也很高，且对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
许多闽南大商贾在当地有深厚的政商资源
例如马来西亚赌王林梧桐
在马来独立后获得了全国唯一一张赌场牌照
（图片：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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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ldgeng 的大作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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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cfUygHaUVsr_mDndvAk-eQ: 南洋华人依靠吃苦耐劳的性格和拼搏精神，在东南亚的莽莽丛林开辟出土地，靠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勤勉与精明，最终成为东南亚富人的代名词。在获得了稳定富裕的生活以后，他们还在家乡有需要的时候反哺家乡，成就自己的同时带动家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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