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说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崛起，史实是，在西学东渐方面，中国人也曾经是日本人的老师，是先行者、教化者（朱舜水）
【 在 tianc03 的大作中提到: 】
: 下面这部分论文摘选里，提到的日本在享保改革中解禁的洋书，都是晚明比较有名的著作、译著，绝大部分都是科技类文献。
: 1720年（享保五年），德川吉宗下达禁书缓和令，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享保新令，也称洋书解禁令。解禁的洋书，不仅包括荷兰文书籍，而且包括汉译洋书。此令一出，共有19种书籍被解禁。其中就包括《天学初函》丛书“器篇”的《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简平仪说》、《勾股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和“理篇”的《职方外纪》、《交友论》。[8]这就是说，除《表度说》和《天问略》外，《天学初函》丛书“器篇”的书籍全部解禁。“根据享保新令，梅文鼎的《历算全书》（76卷）首先进口，由中根元圭训译，1733年（享保十八年）完成《新写译本历算全书》。其后，《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历象考成》上下编、《历象考成》后编等先后进口，逐渐加深了根据汉籍的西方天文历法研究。不仅如此，通过汉籍还开拓了数学、地理学、测量治水术等的领域。禁书制度缓和的结果，汉文西方科技书大量进口，促使实学进一步发展，中国系统的学术成为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7]就这一政策的影响而言，“德川吉宗洋书解禁的深层次动机是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但也许德川吉宗在颁布‘洋书解禁令’时也不会想到，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列岛上会兴起一股狂热的摄取西方文化的热潮。在锁国体制下，日本悄然地步人了‘兰学时代’，对日本人19世纪迎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酷挑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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