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指出:历史进展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闭目塞聪,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进行竞争的能力。(注: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探寻清代前期中国改革迟缓和政策失误之原因,不能不主要归结于清朝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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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对喜欢吹清的清史界,1840年后的国难就像是定海神剑/阿喀琉斯之踵,不管他怎么企图去吹捧,都绕不开,都得给出一个解释。这是让我最喜欢看的,看他们怎么一边吹捧康乾“功绩”,一边怎么突然转折到离康乾不过几十年的百年国耻。
当然,他们只会扯一些封建王朝、小农经济的老生常谈。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六)只允许欧美商人到广州一口交易
: 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为欧美商人通商之地,固然促进了广州口岸的繁荣,但却牺牲了其他省份的发展前景。四省海关的税收状况即可得到反映。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闽海关征税349,218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户科题本全宗税课类,乾隆二十五年27号。)但至嘉庆、道光年间,闽海关每年税收长期维持在20万两左右。乾隆十五年九月初一日至十六年七月底,江海关共征税银78,553两。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户科题本全宗税课类,乾隆十七年26号。)直到1840年江海关年征银未见超过此数。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至二十五年初八日,浙海关共征银89,358两。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户科题本全宗税课类,乾隆二十六年25号。)此后到鸦片战争前夕,浙海关每年税收长期停留在8万两之下。1756年11月18日—1757年11月6日,粤海关征税320,531两;1836年6月9日—1837年5月29日, 粤海关征税高达1,789,424两,80年间增加了约4.5 倍。(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07—310页。)
: 海关征税总额,可以体现贸易规模和商品流通量的状况。由此可见直接的对外贸易对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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