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富国就是，让国库皇帝小金库鼓起来（我个人理解，就是聚敛钱财，供皇帝挥霍），强兵就是训练三军，裁军以及淘汰兵油子堵住吃空饷。


1067年宋神宗登基，国库没钱，举办的春季大典赏赐官员的绸缎银两皇帝拿不出，

问司马光怎麽办，司马光的意思，赏赐打个五折，

宰相宰辅大臣曾公亮等人便在八月初给神宗上札子，请辞郊赐，

皇帝把两种意见发下，让大家讨论；王安石的意思，国库没钱，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大臣，司马光的意思，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巧取豪夺。王安石说；善于理财之人，民不加赋而国库充足。司马光说；天下钱财，不在民就在官，你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库足，根本就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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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眼下财政入不敷出，宰辅大臣曾公亮等人便在八月初给神宗上札子，请辞郊赐：“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

司马光不以为然，八月初九，他向皇帝上了一道《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

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已下，一切更不减，似为酌中。

八月十三日，学士院的三位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王珪入对延和殿，商议如何批复宰臣的请辞郊赉札子。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在神宗面前展开唇枪舌剑。事后司马光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场辩论，所以今天我们还能一睹两位翰林学士舌战的风采。

司马光说：“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司马光立即反问：“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司马光颇不以为然：“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

王安石说：“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说：“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司马光讲到这里，王安石究竟怎么反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没有记录王安石的回应。司马光不相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为他认为天地所生财富是一个固定数额，官府所占的份额多了，民间所占的份额自然便少了。就好比两个人分蛋糕，蛋糕就这么大，分给你的多了，那我能分到的就少了。

那一天，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延和殿争辩了大半天，各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神宗问王珪的意见，王珪圆滑地说：“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

神宗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意思是说，他个人赞同司马光的意见，不过，如何以君主身份答复宰臣的请辞郊赐札子，则采纳王安石的主张。神宗的态度值得玩味，他赞成的显然是王安石之议，但口头上却一直表示认同司马光的意见，从中可看出神宗十分注意顾全司马光的尊严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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