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讨论西藏问题和奥运火炬的时候有个同学谈到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当时觉得很解气，就是这么回事。回头想想，这个问题应该和民族性无关。人性是普遍趋利避害的（吴思的原创），所谓的民族性只是某个民族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这种趋利避害的趋势在各种因素（文化，传统，地理和制度）影响下的表现形式。

到底哪些具体的因素会对某个民族“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或者“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产生影响呢？

暂时不谈文化传统的影响，想从容易掌握的具体的国家制度中分析一下，怎样才能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而不是反之：

1、军事层面

首要因素当然是赏罚分明。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才有可能使军队团结成一个整体，用兵时方可收如臂使指之效。反之，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边对着电台喊：“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另一边却派出一个连伪装一个旅的番号，也对着电台吼：“再坚持5分钟，我们马上就到”。

同样是国军的部队，被共军收编后在战场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当然，共军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2、政治层面

a）军功之赏，必须丰厚
也就是说要让普通战士的公战所得远远大于私斗之收益。好例子是秦国（上首功之国），西汉（有军功方能拜相）以及近代的普鲁士，等等。反面典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和近现代的法国了（寄生阶层太多，吃掉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无法赏给有功之人）。

b）优抚优恤，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
做得最好的当然是美国和解体之前的苏联，日本也还好，建国前后直到毛泽东去世前的中国做得也不错。一个值得注意的（也许不太恰当）例子是黑手党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出事的人只要遵守omerta，他的家人将会得到良好的照顾）。反面教材就是抗战结束后的国民政府（裁军搞得大批被裁的军官去中山陵哭陵，典型的卸磨杀驴）。

c）让国家利益尽量和个人利益一致
这是勇于公战的原动力。正面的榜样是红军时期的打土豪运动，抗日边区政府的减租减息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忆苦思甜，三查三整运动和普遍的分田运动。

然而，分田地也需要有田可分才行。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因素。

3、经济层面

每个王朝初创的时期，总是尽量扩张，军队战斗力强，打仗的欲望强烈，因为扩张带来的利益一可以带动国内经济，二可以安抚军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意大利人，共和国时代和帝国的前期战斗力强劲，而帝国中后期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欲望却江河日下，甚至要依靠雇佣军作战。同样，这也是为什么汉朝、唐朝和明朝的中后期武备开始废弛，人民尽量避免服兵役的原因（帝国的扩张已达极限，继续扩张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有支出没收入）。


感觉这几个制度上的因素可以解释战场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近现代的法国之差别，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差别，国民党的中国和共产党的中国之差别，汉唐的前期和后期的差别。


一孔之见，候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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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3.8.125.*

【 在 bravery (已婚男) 的大作中提到: 】
: 军队待遇过于优厚恐怕也不行,这样固然会让军队“勇于公战”，但也容易让军队难以控制，反过头来从“党指挥枪”变成“枪指挥党”了。罗马帝国雇佣军的形成恰恰是待遇过厚造成的，共和国时期市民兵无军饷，打完仗回家一样要干活维持生计，但马略改革让市民兵服完兵役之后可以转化为职业兵，打仗变得有利可图，于是为了共和政体奋战不休的战士很快就蜕变成有奶便是娘的军阀私器，甚至成了“抢钱抢粮强地盘（女人？）”的兵匪，帝国财政负担不起这帮大爷的开销的时候，立马就内外勾结反过头来杀回罗马大抢而特抢。

这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比较土造成的。中国的文官政治早就指定的“文人领军，以文制武”的原则，这是正道，美国一样也在实行这个原则。都象罗马帝国或者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日本那样政府被军队牵着鼻子走不乱套了。

中国的那几个朝代的问题是知经而不知权，平时文人统军不错，适当限制军人也不算错，但是战端一开，还是不宜过多干涉军事主官的临机处置。如果能做到这点，南宋未必亡，明朝也许不等到袁崇焕，孙承宗或者熊廷弼就可以把女真人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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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3.116.234.*

【 在 napolen (风之高父) 的大作中提到: 】
: 讲公战和私斗首先要确定何为公何为私
: 一般的理解，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为公，国家民族内部的斗争为私
: 但站在科学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论的立场上则恰恰相反
: ...................

这个强，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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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3.116.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