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本书，《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厉以宁，北京商务。这是一本靠谱的书。比较大部头，没有耐心的人不必费劲看了，厉老的意思精髓几句话就能概括出来。
  
    书里先提纲挈领提出了三个概念：体制外异己力量集团，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刚性体制与弹性体制；然后一句话精辟总结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本质：体制外异己力量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可以说，厉老建立了一个经典模型，用这个模型区套用分析各个国家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是我目前所能找到的解释力最强的一个模型，比当年什么黄仁宇之类的思路清晰很多，逻辑非常一致，具有一种数学的美感。
   异己力量很好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首先是体制内的，主要包括起义的农民和领主贵族阶级内部受排挤的反对派、割据势力等。他们不反对现有的封建体制，只不过要求改善自己在此体制内的地位。与之相区别，中世纪欧洲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蛮族建立的简朴的封建体制是不相容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死板的制度，因此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光有力量也就是人还不够，人需要聚集在一个实体之下才能有政治势力。而中世纪欧洲恰恰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实体，即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也就是西欧的城市。蛮族最初建立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城市的，残余的城市是罗马遗迹。分封领主体制下不需要城市，没有城市的位置。城市是后来随着生产发展而产生的，与亚洲城市不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体制外的异端概念出现的。恰恰由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分散性，没有中央集权，这才给了城市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够在夹缝中成长，这种逆境中成长的经历是任何东方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也就是说，在地理大发现西方兴起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在西欧娘胎里孕育了至少五百年，这个基础才是之后五百年辉煌喷薄而出的关键。东方国家没有这个厚积薄发的基础，所以幻想一夜之间通过革命或变法来复制西方的成功，那注定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城市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为体制外异己力量提供了夺取政权的工具。他们首先利用封建社会政治的分散性，通过赎买等方式夺取了城市的政权，然后高筑墙广积粮，把城市变成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国中之国，仿佛特洛伊木马。进而开始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最初是依靠钱多的优势搞雇佣军，然后又建立了自己的子弟兵志愿部队，后者由于共同的反对封建禁锢、自由发展工商业的利益和信仰而可靠得多。完备的理论体系指导、强大的军事力量、充足的经济支持，具有这三样，则夺取政权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建立的过程。
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不一定只能是城市。在德国，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力量弱小，无力推动资本主义革命，则权力中心令人惊讶而又合情合理地由普鲁士封建王朝承担了起来。相对于既得利益者：统治千年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也可以看做是体制内的异己势力，而它和资产阶级互相利用，彼此互为表里，把自己由体制内异己变成了体制外异己力量，成为资本主义革命的推手。总而言之，要产生资本主义，就要让封建体制外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益集团夺取政权，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方式那是次要的，关键第一要有这么一个集团，第二要有一个政治实体供这个集团依附。大一统的中国，既不存在前者也不存在后者，所以既无法发生资本主义革命也无法发生资本主义改良。而分封体制下的日本两者都存在，因此比较容易地发生了资本主义改良（实质其实是革命）。后面将详细谈这个问题。
刚性体质和弹性体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是刚性的，早期的中国也是，身份固定世袭，土地是政治产品不是经济产品，只能分封不能买卖。而中国通过隋唐五代的打破门阀普及科举，在宋代实现了弹性体制，人的身份不固定，没有世袭的贵族特权阶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没有行会或者类似印度种姓分工的限制。刚性体制因其刚，有很多缝隙可以让异己力量从容产生成长，然后像铁锅一样看似坚硬但反而容易被打碎。弹性体制如水，渗透入一切缝隙，随时可以自我调整，以柔克刚，不容易被打破。因此中国的明清社会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可以存在大量的体制内异己力量，却不会产生体制外异己力量，因为一切力量的利益诉求都可以在体制内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满足，不需要像西欧那样非得彻底打破现有封建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新体制才行，所以只会一遍遍重复改朝换代却没有制度革命的冲动。例如，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产生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追求财富地位野心、却因为不是长子而无法在体制内获得任何地位与财富的年轻人，这些人简直是天然的体制外异己分子。而中国的分家均摊继承就是所有人能够分享体制内的好处，实在一无所有也可以参加科举或者当幕府门客，不存在把人逼上绝路只能走向反体制道路的情况。
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与中国明清完全不同，却与西欧很像，都是身份等级森严的刚性体制，容易产生异己力量，以下级武士为代表，这些人对体制非常不满，但又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导和发泄渠道，因此为资本主义革命提供了良好的潜在借助力量。但与西欧不同的是，日本的城市不是夹缝中的异己产物，而和中国一样是封建统治中心，因此日本的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是由反幕府的西南强藩来承担的，日本的分散割据体制允许了这些藩镇的存在，也就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潜在的依托。
落魄武士也好，毛利岛津也好，本来这些人只是体制内的反对者，他们并不能像其西欧同行那样发明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来。但西方的入侵刚好为这些谋划颠覆旧体制却不知如何建立新体制的造反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学习蓝图，于是两者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这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故事。
也就是说，日本本来就存在着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一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具备的条件它都具备，有人，有政治实体，有钱有枪，即使没有西方入侵，日本也会在19或20世纪发生重大变革，至少德川幕府肯定会倒台。它唯一欠缺的就是理论指导。如果没有西方，日本造反者可能会模仿中国搞中央集权，以儒家学说或者阳明学作为理论指导。佩里海军准将只是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日本能够发生资本主义革命本质上是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没有这堆干柴，只有石头，因此西方再怎么送火种也点不着，非得把石头彻底打破，基因重组变为干柴，才有起火的可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维新志士在早期往往是反西方的先锋。这些维新者，他们并不关心应不应该学习西方，他们关心的是推翻现有体制，夺取政权。当他们发现幕府和西方密切勾搭，自然会打出攘夷的旗号，目的不是反西方，只是反幕府而已。当他们终于夺取政权，茫然不知如何建立新体制的时候，欣喜地发现西方制度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于是立即加以模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存在180度的大转弯，并不突兀。肤浅的人以为明治维新的核心就是学习模仿西方，把这个作为分析日本人一切行为的基本依据，这是可笑的。人类一切政治活动的核心都只有一个词，权力。夺权，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才是维新N杰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其他一切，学习西方也好，反对西方也好，都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工具，是为了夺取并扩大权力服务的。
中国的大一统，首先跟本上否定了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的存在可能，中国既没有夹缝中的城市也没有萨摩长州或者普鲁士，只有皇帝任命的巡抚州县。吴三桂割据云贵，积极进取，与西藏和缅甸发展贸易积攒实力，很像是日本的西南强藩，连地理位置都存在着有趣的巧合。如果鸦片战争提前两百年，或者平西王政权能够像沐氏一样维持几百年直到清末，则不难想象，可能早在18世纪末，吴家就通过缅甸越南与印度东南亚的英法势力发生联系，最初开展贸易，进而进口军火，再然后聘请英国军事教官，其后亲族子弟出洋留学目睹西方先进，大规模学习西方制度，最后利用晚清衰微时机揭竿而起攻占北京，演出中国版的明治维新。但这只是想象，中国的中央集权不允许长期存在这么个割据势力，必然要铲除之，没有康熙也会有娜可来做，不能像西欧日本那样维持一个稳定的分裂体制几百年相安无事。
同时，直到甲午战争时，中国也都谈不上有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像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基本还是体制内的反对者，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大多还是地主出身的官商，屁股并没有坐到体制外。直到辛亥革命，中国大概也只有海外华侨大体能算是体制外异己力量，国内不存在这么一个力量。因此也只有华侨力量的政治代表孙文，成为最坚决的革命者。
然而，辛亥革命并非孙文为代表的华侨力量主导，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后者只是搭了个顺风车而已，即使不被袁世凯排挤，也照样不可能实际掌权。辛亥革命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除了名字比较像以外，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既不存在异己力量阶层，也不存在异己权力中心作为依托，与厉老的经典模型完全套不上，讲的不是一个故事。如果说资本主义体制的建立是炒出一盘菜的话，那辛亥革命的地位大约相当于去菜场买菜，只是提供一个基本前提，还没有进入买菜阶段，甚至中间还隔着洗菜择菜等阶段。辛亥和其后的军阀混战彻底打碎了中国的大一统体制，这才提供了一个夹缝，容许体制外异己力量和权力中心形成，并且速度很快，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培养出了广州黄埔和瑞金-延安两个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才有了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挂名的革命。那无数穿越小说YY自己附体光绪，只要除掉老妖婆，任用贤良，大规模学习西方，就能立马富国强兵一跃而成资本主义强国，这种幼稚远不止是一个乱开金手指的问题，而是对社会发展毫无认知的问题。只有彻底打掉旧体制，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让旧体制完全解体，浴火重生，才有可能创造新体制；不经历这个必然的阵痛，幻想无损失地自然而然过渡到新体制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日本明治维新也是不折不扣的暴力革命，而不是什么统治者自我改良。同时，要推动解体过程，需要的是一个权力中心，也就是类似TG这样组织严密、经历过血的考验的集团，要有自己的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要有本集团统一且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些是什么帝党后党强学会保国会宪政派完全不具备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出现经典模型里的那种体制变革，穿越一万个人过来都没戏。
经历了军阀混战的彻底解体传统社会，这才先后培养出了黄埔和延安两个反体制的权力中心，这里有反体制的人，有理论指导，有钱有枪（虽然是外来的），一切戊戌和辛亥年所没有的条件都有了。也就是说，直到1925年的广州，中国才第一次初步具备了西欧在15世纪初、日本在1853年（不是1868）具备的那种基本条件，开始能够套用经典模型的夺权过程来解释了。广州先天不足，最后夭折了，而组织更完备的延安最后成功了。因此可以毫不别扭地说，延安就是中国的长州萨摩，毛周就是中国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看1937、38年无数热血青年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奔赴延安，其情景与70年前无数日本志士从本州各地奔赴鹿儿岛何其相似！TG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历史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治维新，相当于中国的1640、1789和1868。虽然采用了GCD、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名义，但从跨越千年的长远历史背景来看，1949年的中国革命（准确说是1920年代到1950年代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革命）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它完美地符合了厉老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夺取政权的经典模型，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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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9.140.178.*

西欧至少应当包括对英法两个国家的分析
德意志倒是应该算入东欧了
【 在 animalrain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的大作中提到: 】
:     推荐本书，《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厉以宁，北京商务。这是一本靠谱的书。比较大部头，没有耐心的人不必费劲看了，厉老的意思精髓几句话就能概括出来。
:     书里先提纲挈领提出了三个概念：体制外异己力量集团，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刚性体制与弹性体制；然后一句话精辟总结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本质：体制外异己力量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可以说，厉老建立了一个经典模型，用这个模型区套用分析各个国家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是
:    异己力量很好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首先是体制内的，主要包括起义的农民和领主贵族阶级内部受排挤的反对派、割据势力等。他们不反对现有的封建体制，只不过要求改善自己在此体制内的地位。与之相区别，中世纪欧洲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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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jiang2000 FROM 166.111.49.*
FROM 166.111.49.*

意大利没有发展出高水平资本主义是由于封建太强还是资本主义太弱呢
【 在 animalrain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的大作中提到: 】
:     推荐本书，《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厉以宁，北京商务。这是一本靠谱的书。比较大部头，没有耐心的人不必费劲看了，厉老的意思精髓几句话就能概括出来。
:     书里先提纲挈领提出了三个概念：体制外异己力量集团，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刚性体制与弹性体制；然后一句话精辟总结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本质：体制外异己力量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可以说，厉老建立了一个经典模型，用这个模型区套用分析各个国家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是
:    异己力量很好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首先是体制内的，主要包括起义的农民和领主贵族阶级内部受排挤的反对派、割据势力等。他们不反对现有的封建体制，只不过要求改善自己在此体制内的地位。与之相区别，中世纪欧洲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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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66.111.49.*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分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两种。金融资本历史悠久，圣经里都专门提到放高利贷的不能上天堂
但是金融资本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以中世纪地中海世界及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支持金融资本势力发展出足以抢班夺权的实力
而产业资本的发展不单可以创造财富，而且它的运行模式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历史上这个自由劳动力由失地农民提供，一方面削弱了体制内的力量，一方面为体制外权力中心培养了强大的同盟军
历史上，同样也是产业资本发展的先进国家首先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这说明产业资本的发展在资本主义革命这一问题上是一重要因素
我认为意大利未能首先发生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因与产业资本难以发展有关
【 在 animalrain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的大作中提到: 】
: 地理位置差，航路中心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面条就衰落了，这个没办法。之前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都是相当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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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0.192.100.*

不如看 佩里安德森 查尔斯蒂利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费尔南布罗代尔
原创性更好

【 在 alarm (五毛五分五麻袋，来者不拒)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分析角度倒是很新颖，理论上也能够自洽
: 有空要找这本书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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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60.216.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