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论证1950年的广东省黄金收兑量和我国黄金储备量zz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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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论证1950年的广东省黄金收兑量和我国黄金储备量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at Mar 19 00:02:57 2011), 站内
乌龙数字:广东省1950年黄金收兑量被学者夸大百多倍
——论证1950年的广东省黄金收兑量和我国黄金储备量
近读《广州市志》[1],读到第562页一张表格,“广州市人民银行1950年收兑金银外币统计表”。该表显示,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 [2]),此外甲乙两类银元合计487658枚。
忽然忆起某段时间,网上围绕我国建国初期拥有的黄金储备量,有过激烈的辩论。有人翻出学者武力的论文 [3](以下称“武文”),作为“解放初期的中国并非‘一穷二白’”和“蒋介石搜刮运台的黄金为数并不多”的论据。“武文”说,广东一个省,在1950年一年中,就收兑到黄金745.5万两(233吨)和纯银5323.6万两(1664吨),此外还有银元101.2万枚。
比较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两组收兑量数字,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惊人的比例失衡:黄金相差778倍、白银相差818倍,而银元仅相差2.08倍。
广东百姓当时拥有多大的黄金白银家底呢?《广东纸币简史》[4] 也提供了一组数字,描述的是国民党政府1948年强令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时候的情况。是年的8月19日,政府以“违者予以制裁”相要挟,“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为三个月。中央银行广州分行在这三个月中,在广东全区搜刮到了黄金12.1953万两、白银66.8776万两、银元6.4327万元。这个据称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的重要成果,竟只占“武文”那组数字的1 / 61、1 / 80、和至多1/16(银元多数为1元面额,杂以5元、10元等),明摆着“武文”是在天方夜谭。
不妨估算,不计白银银元,假定广东百姓1948年8-10月在刺刀威逼下拿出的这12.2万两黄金,是其全部家底的 1/3,则在搜刮过后广东百姓剩余的家底不过20多万两;复经随后不断的搜刮,到解放前夕还能剩下几何?《广州市志》说该市1950年收兑到的黄金不足万两,相信这符合当时的状况,是可信的。
一、1950年全国的黄金储备量
黄金储备量与收兑量密切相关,先来考察一些与黄金储备有关的问题。首先,关于我国黄金储备的起点,一般的说法,1949年“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5]。如果说这是当年从国民党国库接收到的数字,偏颇并不大。武汉是内地最大的工商中心,只收到金19.34两、银43.75两 [6],确实少得可怜。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汤恩伯1949年5月17日将中央银行库金几劫一空,指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 [7],而这暂留的黄金银元后来也下落不明。但是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当不限于渡江后接收到的国库存金,还应包括解放区的存底。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东北则是解放最早的主解放区。1947年7月,“为平抑市场金价,打击黄金投机,(中共哈尔滨市)政府从4万两黄金库存中抛售2万两。”[8] 因此,加上解放区的存底,说1949年新中国拥有数万至十几万两黄金储备,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建国初期,通过统一财政金融、从民间大力收兑金银和扩大矿金生产收购,国家的黄金储备有了明显的增加。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9],1952 年,我国保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500万盎司(498万两或156吨)并一直维持到1958年。1959年后,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并进入还债高峰和经济调整,黄金储备减到400万盎司(1959-61年)、再到300万盎司(1962-64年)。1965年后,恢复到500万盎司,并在1974年达到了1280万盎司的历史最高水平。
其次,1950年我国黄金储备知多少?没有原始的资料。1955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10] 说:“国家掌握的黄金、外汇也在逐日增多,单只黄金储备一项1954年就比1950年增加了10倍以上。”这个说法能否作为定说,提到“1950年”是指年头还是年尾,尚待确定。
如果指的是年尾,由1954年我国的黄金储备500万盎司,推知1950年将低于46万盎司(45.2万两)。
如果指的是年头,就复杂多了,需要加上1950年这一年通过门市和矿金收兑获得的净增加量。说净增加,因为要考虑黄金可能被用到对外贸易、偿还外债、工业和民用配售等经常项目。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逆差只有0.3亿美元,而年底外汇结余1.57亿美元(主要来自侨汇);外债方面,2月14日苏联借给中国3亿美元年息1%的经济建设贷款,中国“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1],可见,这两方面并不需要动用库金来作支付。再看工业和民用配售,资料显示70年代以前的配售占收兑量的份额极小。此外,黄金被禁止自由买卖,政府也不用来抛售和发行公债。说明当时的状况,黄金是“只进不出”,自然带来库存的增加。资料 [12] 显示,我国收兑黄金最多的有四个时期,依次为51-53年、58-60年、66年和80年;50年并非丰收年(少于51、52年)。由1952年我国黄金储备500万盎司,推知1950年的储备应不超过150万盎司。
1952年,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6.64亿盎司,是我国的133 倍。在金本位年代,黄金储备代表了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不说1949年,就说有了一些增量的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不论是以46万盎司还是以150 万盎司做上限,按当年金价(1盎司=34.72美元)折算仅得0.16~0.52亿美元;而蒋介石带去台湾的金融资产折合美元有5亿多;其中黄金318万盎司 [12] 折合1.1亿美元,相当于大陆黄金储备的2~7倍。以大陆的面积之大和人口之众,以台湾岛的面积之小和人口之寡,说大陆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最后,1950年全国收兑到的黄金数目,从上述150万盎司上限的黄金储备中,扣除49年存底和该年二十几万盎司的矿金收购,合理的估计,不会超出100万盎司。
反观“武文”,它说光广东一个省,这一年就收兑到了750万盎司黄金。这显然浮夸。很难说作者在写作中正确把握了当时我国黄金收兑、生产和储备的基本状况与规模。
二、广州1950年收兑金银外汇的数字
志书的质量和可信度在各类文献中是最高的,甚至高过原始档案。这张“广州市人民银行1950年收兑金银外币统计表”([1, 562页])按月列出、数字精确到个位,分类也最齐全。其中的合计栏列出如下:
合计
美金
40.2314万元
港币
4137.570541万元(折实牌价)
黄金
9580.774纯金市两
白银
65034.13纯银市两
银元
214928元
杂洋
47625元
甲类银元
328258枚
乙类银元
159400枚
英镑
22
星币
295元
葡币
40.70埃斯库多
白金
6.950市两
甲类铜币
294.1875市斤
乙类铜币
0.6875市斤。
广州市的金银收兑量,金不足1万两、银不足7万两,这两项都是“武文”所提数字的 1 / 800;亦即广州占1份,广东其他市县加起来占799份。广州的地位真这么可怜吗?
广州的金融地位
金银流通量标志城市的富裕和繁荣程度,在金本位年代,代表了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水平。广州,明清以来一直作为我国黄金白银的主要进出口岸,到民国时代,名列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政治层面,广州是大批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早年发迹的地方。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至此,又随着4、5月份南京上海的解放,高官富贾纷纷从各地携带金银财宝南下广州;当时的广州,投机金银,万贾云集。《广州市志》[1] 描述说:“广州的金融业相当发达,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帝国主义银行享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操纵外汇收支、价格和外贸、金融市场;商业投机性强,炒卖金银、外币和外汇。(第543页)”《广东纸币简史》[4] 说: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广州,高官富贾纷纷挟资南逃,抛出大量现钞,疯狂搜购金银外币,京沪汇款大量南下,全国的金圆券大量集中广州,使得通货膨胀之势更为猛烈。……群众拒收金圆券,自觉地、迫不及待地恢复金银、外币行使,也有以谷米、实物作为交易媒介,金圆券形同废纸,群众称为 ‘湿柴’。”这样的形势下,广州越发成了华南乃至全国重要的金银外汇集散地,市面上流通的、居民持有的,不说占广东半壁江山,几分之一也是有的。无法想象广州会沦落到广东 1 / 800的地步。
广州收兑了全国储备近1 / 3的外汇
金银是一个侧面,外汇(侨汇)是另一个侧面。《广州市志》[1]载,1950年广州市“收入侨汇总额4700多万美元”(543页)。这个数字占我国当年外汇存底将近三分之一 —— 三份外汇出广州。
不过,广州解放后的几个月内,流通性更强的不是外汇,而是金银。这是因为:1)1950年3月前,人民政府为抑制外汇投机,实行“奖出限入、照顾侨汇”的政策,人民币美元汇率频繁下调,导致出多进少,甚至一度侨汇被中断,这反过来刺激了金银兑量激增(民间把金银拿出来兑换人民币,应付家用和急需);2)广州当时作为联系香港的唯一窗口,大批国民党人员(特别是“第三战线”的特工)和他们的家属携带金银频繁来往于穗、港两地。
突然发现了金山或秘藏?
既然金银的表现不比外汇(侨汇)逊色,广州就不可能在广东扮演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除非在广州之外的广东境内忽然发现了巨大的金山或秘藏,大到总储量超过黄金700万两(219吨),且政府1950年将这些宝藏全部收进了国库……。当然,这是没有的事情。后面看到,广州不是广东的 1 / 800,而是占到了至少 1 / 7。
有人要问,广州市的收兑全在这里了吗?言下之意,其他银行如何?“解放后继续营业的私营银行,有金城、新华、国华、和成、中国实业、上海商业、聚兴诚等七家。”此外,还有公立的交通银行。但是,涉及到“金银外币,统由国家管理,……广州市由市人民银行统一收兑,统一配售。”([1],511页)可见,金银管理“政出一门”,完全由中央银行所掌握所统计,中央银行以外的收兑都属投机倒把行为,会依法受到取缔和没收。
三,广东其他市县略况 [14]
以下是从网上收集到的广东若干市县的情况。
海口市:当时的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市志》记载,行政区内“大多数县支行尚未成立,故货币斗争以海口为重点。……截至1950年12月底,海口地区共收兑黄金3647两,甲类银元262042元,乙类银元80310元,白银1090元……。收兑的黄金、白银统一由人民银行管理。此后每年均有收兑和配售,但为数不多。”海口地区1950年收兑颇丰,得黄金3600多两,是广州市的38%。
江门市:时为县治。《江门市志》载,1950年“共收购各种金饰367.753两,各种银圆35085枚。”黄金收兑量不及广州市4%。
花县:《花县志》载,“1950年,银行收购银元1153枚,双毫15枚。”双毫是2角的银币,黄金无收兑。“1958年,……银行收兑金银折人民币7.3万多元,为历年数量最多一年。”按当时收购价1克黄金兑人民币3.04元计算,全部算做黄金是768两。
紫金县:《紫金县志》载,“1950年……,银行收兑黄金973克,白银315公斤。至1970年止,共收兑黄金30182克,收兑总值 91257元;收兑白银总值352810元。……土地改革时期,收兑数量较多,占总数88%。1970年以后,收兑数量极少。”1950年所得黄金仅 31.1两,为广州市的0.3%。
建国初期,广东省领7市(广州为中央直辖市)98县。通过上面的资料看到:1)一些县的人民银行还未成立,自然谈不上开展收兑,2)一些县收兑微不足道(如增城、从化、番禺等县),故在县志中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3)收兑量:海口地区达到广州的38%,而县级一般只能达到广州的0?4%。
四,广东1950年最多收兑黄金7万两
根据上述,容易估算出广东省1950年收兑黄金数目的上限值,方法是“往高处取”:即广州以外的6个市全取海口的水平(38%),98个县全取江门的水平(4%),得到
0.9580774 x (1 + 38% x 6 + 4% x 98) =6.9 万两,
各项依次为,广州市0.9581万两、6个市2.18万两、98个县3.76万两,合起来6.9万两。实际值可能大大低于6.9万两,即便如此,离“武文” 的745.5万两还是遥不可及。
五、其他省市收兑黄金:数千两至数万两
福建省。国民党在1949年1月曾先后两次经厦门转运财富去台湾,计黄金57.2899万两和黄金12箱 [15]。《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1949-1988年四十年间,全省共收兑黄金41.4万两、白银1148.6万两;年均金1万两上下、银 28.7万两。最高年份1952年收兑金5.39万两、银142万两,而49-52年间合计收兑金8万两、银238万两。由这些推知福建省1950年的收兑在黄金1.5万两和白银50万两上下。
安徽省。《安徽省志·金融志》记载:“1949~1990年,累计收兑黄金64.86万两、白银990.85万两。”其中“1949年6 月至1950年12月,全省共收兑黄金4862.67两,白银37799两,银元308844枚。收兑工作集中在城市中进行,合肥、蚌埠、芜湖、屯溪等主要城市收兑量,占全省收兑总量的70%~80%。”1950年安徽省收兑黄金0.36万两、白银0.56万两、银元15.9万枚,黄金只及广州市的三分之一水平。
山东省:该省是我国大中型金矿最为集中的省份,历来黄金储量、黄金生产、及金银收兑均居全国首位。《山东省情资料库》载:“1949年全省仅收购矿金4.2万两。1950年……全年收购矿金比1949年增加1.2 万两,”即5.4万两。门市收兑未见记载。
黑龙江省:该省的黄金产量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常为全国之首。1889-1896年七年间产金17.5968万两;1915年全国产金15万两,来自东三省的就占五分之三。《黑龙江省情资料库·金融志》给出了该省1953-1955年每年平均收购矿金1.5万两,门市收兑量未见记载。
上海市:没有1950年收兑金银的数字。不过,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持有黄金的状况,有其代表性。
抗战胜利后,上海拥有210多家华商银行、外国银行、信托公司、钱庄等金融机构,集聚了全国约三成的金融资产。由于金融业集中,资金的辐射作用广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黄金市场的成交量相当巨大,曾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于法国、日本和印度 [16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禁止与允许黄金自由买卖之间反复无常,造成上海金市摇摆,每况愈下。又由于“到1948年10月底止,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共搜刮了黄金 165万两,白银900万两,银元21300万元,加上美钞、港币等,共值2亿美元。”[17],使市民持有的黄金财产大为减少,市面流通黄金亦锐减。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印证了这个状况。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次日,市军管会即宣布取消金圆券、实施外汇管制和统一使用人民币。黄金由于保值性强,本应成为抢手的黄鱼,然而“民间的黄金存量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掏空,市面成交量很少,黄金(金块和黄金饰品等)也退出了投机,最后,只剩下银元一路走俏。”[17]“黄牛”们选择投机银元,而工薪阶层由于买不起也买不到黄金,又想保值,领到工资后就去买黑市银元,益发加剧了投机。
人民币的地位岌岌可危。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查封了上海证交所。“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实际没收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笔者注)、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万多元(旧币),”以及囤积的大量物质 [18]。查到的黄金数量证明,当时流向证券市场的黄金已经相当的少。此后,公安局又突击查处到了2359件金银投机案,破获地下钱庄25家,然而所涉黄金合计不过150来两。[18]
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只花30两黄金,就买通了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等,在上海突击印制假解放区币;汤恩伯也曾通过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李星宇,仅用30 两黄金就买通多人,在上海印制假人民币。[19]
解放初期上海市黄金收兑量的确切数字,有待史料的出现。笔者估计不会超过1万两,有可能赶不上广州。可以肯定的,由于国民党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近水楼台,上海市民遭受不停的搜刮,到那个时候,他们持有的黄金资产已经相当微薄了。
上海周边各县有不完全的记录。《宝山县志》载:1952年经“广泛动员”收兑到黄金1700多两,其他年份无记录。《南汇县志》载:1950年收兑黄金13.6两,银元849枚。《崇明县志》载:1958-1984年累计收兑银元296410枚,黄金9704.6两,年均360两。《上海县志》载:1978—1985年间,年均收兑黄金337.8两、白银19106两、银圆14472枚。《松江县志》载:1950年查获贩卖金饰共73.5两。其余嘉定、川沙等县无收兑纪录。归纳后,各县1950年收兑到的黄金,约在数十至数百两之间。
结 论
本文从探讨黄金储备问题入手,推测新中国黄金储备的起点在数万至十几万盎司,进而根据史料和数据论证了我国 1950年的黄金储备有两个上限,即46万盎司和150万盎司(具体如何,有待权威资料的出现),并与国民党政府运台资产作了比较,指出解放初期大陆的“一穷二白”绝不是什么虚言。
本文发现,社科院学者武力在其论文中提供的广东省1950年黄金白银收兑数,与《广州市志》提供的同年广州市的收兑数之间存在惊人的比例失衡,前者高达后者的800倍。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人利用学者的失误,试图颠覆诸如“建国初期‘一穷二白’”、“蒋介石抢空国库”、“ 毛泽东白手起家”这些既成的公共认知。
本文合理论证了我国1950年黄金收兑量不超过100万两。在此视野内,根据1948年的广东省收兑数据、以及《广州市志》提供的1950年翔实的收兑数据,旁及该年广东其他市县和其他省份的资料,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论证了广东省1950年黄金收兑量的上限为7万两。据此指出,武力的数字至少被夸大了百倍,白银收兑数也被夸大到了同等的规模。笔者认为,学者有责任对其使用的资料和不合情理的数据加以核实,作出必要的纠正,以免谬种流传。
铃兰台
29/03/2009
注释和资料
[1] 《广州市志
卷九(下)·金融志》。
[2] 本文出现的单位“两”均指旧市两,其换算:1两=31.25克,1盎司=0.995312两,1吨=3.2万两。
[3]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原文说:“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 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
[4] 《广东纸币简史》说:“根据中央银行的统计,从民国37年8月发行金圆券至10月底止,广州(事实上已包括了广东全区)共收兑黄金121953.164市两,占全国收兑量7.27%,仅次于上海(上海占全国收兑量的66.58%),白银668775.56市两,占全国收兑量7.53%,银元128653元,占全国收兑量0.54%,另外还收兑了港币5587524.06元,美金121953.16元。”
[5] “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
[6] 《武汉方志·金融志》。
[7] 凤凰卫视编《大败退: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4 月版。
[8] 《哈尔滨市志
金融志》。
[8]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A-63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第72页,1999年10月。
[10] 转引自“建国前后人民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3月1日社论:《做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
[11]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
[12] 《安庆市志》对于新中国收兑金银最多的四个时期有详细的说明。概略地说,1951-1953年收兑最多,占1949-1985年合计的17%,推动因素包括打击黑市、土地改革和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扩大经营;1958-1960年,“大跃进”动员城乡人民“变死宝为活宝”,出售金银给国家;1966年下半年,群众惧怕破“四旧”而纷纷到银行出售。1980年,国家调高金银收兑牌价。
[13] 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的黄金数目,诸说不同。关于这些黄金的确切数量及其对台湾安然度过1949-50年的经济危机的贡献,另文探讨。
[14] 笔者没有广东的省级数字,不得已写这么多文字来进行论证。恳望读者、尤其政府部门,如手头有广东省1950年收兑金银情况的原始可信资料,提出来分享,以正视听。《广东省志·金融志》可能有用。任兆璋评论说:“建国以后,广东的金融业的每一件重要事件,每一个细小的措施和改革,在《广东金融志》中都得到真实、准确的记载。”(“研究广东金融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广东省志.金融志》”,《南方金融》2000年第一期,59页)
[15] 《国民政府档案?第二卷(1989年)》第51-53、69-70页。
[16] 洪葭管,《上海通志·金融》卷概述(讨论稿)
[17] 邹进文,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述评。
[18] 《上海公安志》。
[19] 孙国,“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文史春秋》 2004年第三期。笔者推测,印制人民币假钞的鼻祖,一是白崇禧,二是汤恩伯。白崇禧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汤恩伯时任国民党陆军代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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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31.211.45.*
武力引用的传说中的 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不知道到底是个啥模样。。。。
【 在 fangyan (学方言) 的大作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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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 论证1950年的广东省黄金收兑量和我国黄金储备量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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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31.211.45.*
不知道
当时MC就有网友和他邮件联系过
人家只说数据引自档案
档案原件在哪里,没人见过
【 在 fangyan (学方言) 的大作中提到: 】
: 武力引用的传说中的 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不知道到底是个啥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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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23.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