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枪声震惊的蓉城
应当说，第一声枪响之前，不管因进攻而遭枪击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好，围观声援的市民群众也好，甚至包括开枪的“红联”产业军，对武斗中直接开枪杀人以及严重后果，都是缺乏应有心理准备的。因此，枪声真正一响，彼此更多感到的是震惊。接下来的是更深的仇恨，以及由仇恨引发的行动上更加的疯狂。开枪者是如此，被枪击者，也是如此。
而对整个成都市民来说，无论哪个阶层，也无论什么派别，都没意识到5月6日132厂的武斗会直接演变成“枪杀”事件。尽管自1年前“文革”开始以来，暴力事件不断，批斗、武斗引发的伤人、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但，真正开枪杀人，对他们来说，绝对是突发事件，猝不及防，想也不会想到。尤其遭枪击的一方，是暂时并没有被用枪支武装起来而且又逐渐成为文革舞台上主流派别的红卫兵造反派。所以，当天下午，当枪声一响，消息传开，整个蓉城都震惊了，整个成都沸腾了。而从那一刻起，整个省城的民心舆论，差不多以压倒的优势，倾斜向了红卫兵造反派一边。
社会各阶层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省城各医疗单位。消息传来，川医附院、中医学院、省医院、市三医院、二医院，100多台救护车倾巢出动，往132厂进发。沿途又有无数客车、卡车加入到车流中。一时，通往西郊的主要公路上形成了一条尘烟滚滚的长龙。而更多的声援者和市民则是一路跑步前往。
在人们心目中，当时的132厂，已经成了块“革命”的战场，上“战场”自然就可能流血，甚至可能“牺牲”。因此，许多前往救援的人，内心已经作好了“光荣献身”的准备。
据说，省医院的一位中年女医生临出发前，就异常肃穆地对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告诫说：“孩子，妈妈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抢救阶级兄弟去了，如果牺牲了，不要难过，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而在武斗现场，她表现得也的确十分勇敢，几次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伤员。
有一些救援助威者，临出发前，甚至留下了遗言遗书，可见，当时受文革思潮支配，大多数人确实把两派武斗，当成了与革命敌人进行的“神圣之战”或“保家卫国”之战，一副视死如归，而且是表现出“死得其所”、“死得光荣”的气概。
而当时在造反派和年轻的红卫兵中，最流行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两段语录。毛泽东语录是众所周知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林彪的语录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两段语录不仅当时红卫兵造反派中广为传播，影响深远，而且依笔者所见，它直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支配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意识，并转化为实际狂热的失去理智的行动。在两天前的“五?四”事件，以及这次“五?六”事件中，进而到以后全省、全国的大规模武斗中，都可以见到年轻狂热的造反派红卫兵们，高声朗诵着这两段语录或高唱着这两段语录谱成的“语录歌”冲锋，冒死向前，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不是枪林弹雨，皆在所不顾，在所不辞。
而最有讽刺意味或是有悲剧意义的是，拼死搏斗的双方，却是喊着同样的“语录”或高唱着同样的“语录歌”，去与对方搏斗拼杀，去赴死、去流血。
按笔者的观点，这两段语录简直成了文革武斗的“圣经”。也正是因为此，才有可能理解在“五?四”事件、“五?六”事件这类文革早期武斗中，那些差不多是赤手空拳的红卫兵，仅凭口中高喊这些语录，仅凭手里高举的红旗，仅凭手中拿着的那小小的所谓“红宝书”语录本，就敢于面对枪口冲锋，面对刺刀长矛搏杀。仿佛他们一旦头脑被“毛泽思想武装起来”就真正可以刀枪不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随着开枪次数的增多，伤亡者也越来越多，而伤者的增多，又反过来刺激进攻一方造反派红卫兵更不顾一切的冒死攻击冲锋，以消灭敢于向革命造反派开枪的“万恶的反动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五?六”事件伤亡惨烈的重要原因。
陆续赶来的救护车抵达现场后，医务人员就会同造反派抢运救治伤员及阵亡者遗体。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受伤者的救护车，立即返程往医院飞奔。车上，属于“红成”的川医“九一五战斗团”等单位医务人员，对伤情严重者，怕路途远，手术抢救不及，有的在车即开展手术抢救。不时，一个医务人员失声痛哭着，将一顶被鲜血染红的帽子或血衣，举在手里，让塞满道路两旁的市民观看。一会儿，又脸上挂着泪水，大声告诉路边行人，已经“又有一个阶级弟兄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了”。此举，自然又引来道旁围观群众的痛哭和悲愤之情。
总之，1967年5月6日的成都，上百万市民的情绪及整个社会舆论，就这样不断被一幕接一幕的场景、事件刺激着，强化着，诱导着，越来越对产业军不利。未及当天黄昏，起码是在市区范围，产业军在市民心理和人心向背上，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包括部分以前对产业军暗存几分支持同情的军人在内。此刻心内天秤也已开始倾向红卫兵造反派一边了。
由此可见，“五?六”事件中，产业军“红联”派的发枪和以后的开枪，是一个致命的失策，因为此举让产业军彻底失去了人心，也就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基础。
在这次事件中，另一个让产业军失去人心的，是向救援者（包括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开枪。可能是武斗现场残酷的气氛和身临危境的绝望心理交织在一起，让持枪的“红联”人员情绪失控近乎疯狂。按通俗的说法，就是“杀红了眼”，因之见人就开枪，见人就射杀。不管对方是真正的进攻者，还是仅仅为“救死扶伤”的使命和人类天性使然，义不容辞抢救伤员者。
据现场目击者称，那天的伤亡者中，有相当部分就是因奋不顾身抢救中弹者而自己也中弹或伤或亡的。事后的调查资料和报刊文章中（包括向中央提供的事件汇报材料），多有这方面的记叙与证词。
比如，川医造反派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就有这样的记叙，一位医生在武斗现场接连抢救了6名伤员，产业军就向他射击，打断了他的双腿。一名“中8.26”战士受枪击倒下，两名川医九一五医务人员飞奔上前抢救。此时，枪声又响了，为保护伤员，他们当即飞身扑在受伤者身上，结果，三位战友的鲜血凝结在一起。另一位白衣战士正飞奔向前，成都十八中年仅16岁的女学生赵宗纯眼看产业军的枪口在向医生瞄准，立即奋不顾身跑上去，边跑边喊：“医生！医生！产业军在瞄准，卧倒！卧倒！……”话音未完，又是“砰”一击枪响，击中赵的头部，年仅16岁的女红卫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查《伤亡情况调查公告》，死者统计表中，第一个名字就是赵宗纯，死亡诊断系头部枪伤）。如此记述，在材料文章中比比皆是。消息传开，市民舆论更是大哗，认为产业军向抢救伤员的医生护士开枪。甚至是“不顾国际公法的规定”。由此，产业军更是大失人心。
红卫兵战地自述：38号大楼攻坚战
红卫兵造反派当天围攻132厂的目的，就是要象两天前的川棉“五?四”事件一样，将其击溃并逐出该厂，以彻底清除产业军在成都这个最强大最有实力的堡垒。
而作为“红联”据点的38号、39号大楼，则是进攻的红卫兵造反派无论如何也得攻占拿下的目标，其志在必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对两幢大楼的攻防战，就成了当天两派最后的焦点的一战。
对38号大楼的攻坚战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枪前。这阶段，造反派对38号大楼的进攻较为顺手，冒死冲锋的红卫兵用乒乓桌顶在头上，再铺上木板，抵挡楼上打来的砖头、巨石、擂木等，由此得以进展。枪声响起之前，已攻进大楼，并逐楼上攻，很快占领二楼。产业军退守三楼，拼死抵挡。但毕竟渐处下风，这时，枪响了。
枪击事件的发生，很快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起码在武器装备上），38号楼的攻防战立即出现逆转，这可看做大楼攻坚战的第二阶段。
为了后世读者对当年武斗现场事实有一些生动、具体的了解，这里披露一份当时红卫兵的“战地自述”。是当年曾参与武斗并亲身冲进大楼，自始至终参与38号大楼残酷攻坚战的战地亲历记。这位叫方元喜的红卫兵，系成都大学831战斗团战士，他于事件发生的第2天即5月7日便记下这份“战地自述”，后以《“5?6”大惨案现场目睹侧记》之标题，刊载于1967年5月12日出刊的《11.19战报》新一期上，所叙详情生动而具体。
大血案开始了
我们成大“八.三一”和兄弟战友，刚调到厂门口处不久，产匪就从厂内38号大楼的顶上，石头如雨点向我们打来。石头大到碗口、小到鹅卵，一打下来，有的红卫兵小将头上就砸烂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打到脚上、手上和腰上当场倒下。老产打得狠，我们伤得多。后来我们出于愤怒，开始发起部分冲锋，石头不断从头上落下。我们成大“八.三一”和兄弟战友冲进38号大楼底层中间的过道上，只见楼楼烟雾滚滚，石头、木块，乒乒乓乓如雨下。我们冲不上楼，就把一张绿色的象乒乓球台的桌子，用手撑四桌脚，中间用人顶着，用木棍撑着，前呼后拥，向二楼上冲。红卫兵顶着桌子打前阵，戴藤帽、铁帽的工人和同学跟随在后，后面就是头上没戴帽子紧随跟来的人。产匪的石头、棍棒不断打下来，直到二十分钟左右，我们才冲上二楼。冲上二楼后，石头更大了，打得更密集，呼隆呼隆一响，三楼上的石灰粉在一个机器筒里冒出来，顿时楼梯道一片烟雾，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们又加了两块木板，顶在头上，喊着口号往三楼冲。快冲上三楼，在四楼的扶梯上，就有枪口对准下面，接着枪就响了，顶板的战友头上就打一个洞，鲜血直冒，接着板子一翻，其他两块也翻了。正在这时，上面的石头、木块打的更加密集，一刹那，就有六人被打的鲜血直流。接着石灰粉又从机械筒中冒出来，枪一响，我们的战士退下来，有的横贯在三楼上，有的横贯到一楼上。横贯在二楼上的战士退到东端的房间中，产匪杀下来，截断中间楼梯和过道，前进无法上，下来也无法下，竟遭惨打。
“向他开枪”
当时，我退下来，横贯在一楼上，我们向东端撤退。我退到东端门口，落下的石头封着一门，我们出不去，我就退到北面倒数第二间房屋去。这间房屋的玻璃烂了，窗子开着。我就跳下窗，准备冲出去。我已准备冲，在38号楼一幢楼的东端的角落上，有一群人拿着枪，其中有一个对准我喊：“向他开枪！”我急了，忙又跳回原房屋，产匪似乎发现了这间屋里有秘密，就向这间屋的窗口拼命打石头。已冲出去和未冲出去的工人和红卫兵小将，几乎头上都被打得鲜血直流。产匪冲过来了。我急忙和战友们抬了张桌子，横堵住了这间房屋门。直到冲到最后，我才扯了一个窗帘布裹着头，跳出窗外，一股劲冲入防空壕，又翻上来，冲出墙外。
枪声更密集了 伤亡更惨重了
我和同志们撤出来后，在墙外躺下。这时38号楼东西两端都有枪声。枪声一响，马上就有人倒下，只见护士抬不赢。在三楼西端，伸出枪口，还架了两挺机关枪，一共响了两次，还有冲锋枪的响声。不久，在西端又爆开了一枚手榴弹，只见护士、医生抬着担架跑来跑去，我们和红卫兵小将还背着受伤战士。流血的惨象目不忍睹！枪声还在不断打来，无辜战友还在不断死伤。革命何罪？遭此枪杀？！我们必须向阶级敌人讨还这笔血债。
枪杀尾声
天，渐渐黑下来了。
正在这时，38号楼西楼的东端背后，还在打枪，而且打得更密集。产匪在打枪的掩护下“冲锋”了。这样一来，我们的伤亡就更重。于是，在统一指挥下，我们开始撤退了。
39号楼的陷落与产业军大撤离
38号楼被造反派攻克占领大约是下午5时左右。据目击者称，眼看胜利在望，各造反组织的“敢死队”、“冲锋队”，都高举各自的战旗、队旗，冒着被枪击的危险，争先恐后往大楼顶上冲，试图当第一个“举红旗英雄”。
当时的一份“战地报告”留下这样的记载：
“5时许，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的战旗首先插上了三十八号楼的三楼。无数革命红旗在高高的三十八号大楼顶上呼啦啦地飘扬。”
38号楼的失守，不仅让39号楼成了“孤岛”，而且意味着，产业军尽管有现代武器作后盾，也阻挡不了被愤怒和仇恨情绪支配着、潮水一样不断涌来的造反派的进攻。败局迟早会降临，这是肯定的。与其全军覆没，不如保存实力，暂避其锋芒，一退了之。以后等待机会再卷土重来也可知。想必，正是这种心理推动下，促使一直坚持据守的“红联”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厂领导成员，终于最后作出了“大撤离”的战略性决策。
在38号楼失守之前，产业军内部曾经又一次发生过军心动摇，有人员临阵叛逃的事件。有“红联”人员从被困大楼冲出，被视为“叛逃者”遭产业军自己人枪击（身死或受重伤）。笔者接触过的多份材料中，均有记载。时间大约是下午4时左右，据说出逃者是两名女产派人员。有材料说是从38号大楼跑出，有说是从39号楼跑出，拼死往造反派那边狂奔。被发现，遭楼上的产业军枪击倒于半途。
“五?六”事件的大楼攻坚战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据说，枪响后，造反派为了拍摄枪击现场人员惨烈伤亡的真实情景，以便送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并向全国展示控诉，特请来一专业摄影师在现场抢拍镜头。当时枪林弹雨，摄影师随时可能被子弹击中丧命。为保护这位“英雄的摄影师”，在场的“红卫东”、“圣火”等工人造反派，自动组成一道人墙，为之阻住了子弹。结果，据说造反派们保护摄影师拍下了重要镜头，而他们却自己都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产业军作出撤离决定后，39号楼上据守的“红联”人员在枪声掩护下，从楼顶一侧的附楼梯或是用绳索吊下，陆续撤走。
枪声刚息，这边高擎红色战旗冲锋的造反派“敢死队”已冲上楼顶。放眼四望，已无人影，遂向楼下人群挥舞红旗，以示胜利。
没防对面一楼顶仍留有一“红联”狙击手，即举枪向挥舞红旗者瞄准。枪声响过，舞旗者立倒。又有造反派“敢死队”冲上，继续举旗挥舞。
对方狙击手已爬上水塔，又开枪，舞旗者再倒。继者再舞旗，再开枪，如此前赴后继，多次反复。
不多时，已先后有10余位“敢死队”倒在血泊中，非死即伤，而冒死舞旗者，仍是接连不断。用造反派当时的豪言说：“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让造反红旗倒下！”当年，红卫兵造反派那份造反的执着和狂热而不惜作无谓牺牲的举动，确实让人扼腕而叹。
下午5点钟以后，产业军开始有计划地从厂区撤离。之前，产派指挥部已预先拟订有详细撤离方案。按预案，将主要由转业军人组成的基干民兵，编成班、排、连的准军事建制，并各自携带部分枪支弹药和少量必需生活物资，随同部分干部和家属，向市区外的郊县撤退。撤离前，部分群众尚存疑虑，有家园顿失，从此离乡背井之感。同时对未来前途感到渺茫担忧。对此，为首的“红联”负责人向群众及家属鼓动说：
“枪杆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和军区是有联系的，不会带错路……”
“红联”第一批撤离人员从厂区后门突围而出，沿飞机场往郊外小镇文家场方向撤退。谁知正和门外往里冲的一队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狭路相逢。后者打算拦截。
撤离队伍中，射出一排机枪子弹。竟是靠机枪开道，产业军撤离队伍方得以脱身。之后，又先后有数批产业军趁夜色掩护撤离132厂。
据称，当天撤离的“红联”人员及家属，人数在2000左右，大部分厂领导及中层干部都在撤离行列中。
从下午5时第一批人员开始撤离到晚上8点，厂内仍不断有枪声响起，直到当晚8点20分，武斗现场枪声才完全停止下来。
深夜12点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部队奉令进驻132厂并全面占领厂区。野战军进驻后即开始在生产区全面戒严，并在全厂范围大规模清查搜索“红联”产业军人员及收缴武器。
两份有价值的调查统计资料
“五?六”事件之后，陆续向外界公布的各类材料为数众多。笔者以为，有两份资料因其内容较具体、准确，又涉及事件核心问题，对后世了解和研究“五?六”事件，比较具有价值。这两份资料分别是《“五?六”惨案射击次数初步统计表》和《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前者系132厂11.19派现场统计整理（1967年5月17日公布），后者系由川医九.一五战团和川医附院革命造反派5月14日联合公布。
据这份《射击次数初步统计表》提供的统计资料，“五?六”事件当天从下午2：50分到晚上8：15分，共计开枪射击295次。其中特别注明：“以上开枪次数系厂外能清晰听见的枪声，厂房内开枪，外面听不见的均未计算在内。”
其中开枪最密集的有两时段。第一次是2：50分到3：30分，这个时段共开枪49次。第二次密集时段是下午6时左右，从5：57分到6：01分，仅数分钟共开枪射击40余次。从这两次时段上分析，第一次枪声密集，射击次数多是因其刚开始动用枪支，且38号楼一、二层已被攻占，“红联派”仅三层据守，情势危急，战况激烈，遂乱枪齐发，力图扭转战局之故。而第二次枪击密集，则是产业军大撤离开始后，为掩护撤退，杀开血路之故。此外，还有两次机枪连发，分别在下午4：40分左右及5：35分左右。
也还是这份“调查资料”称，38号楼被造反派攻占时，在其平顶楼上发现并缴获一门带有12枚炮弹的八二迫击炮。其时，该炮瞄准具已调好，因故未放。分析起来，“红联派”可能是毕竟怵于开炮伤亡太大，后果严重，已装好炮弹调好炮距，但最终未敢放。
除此之外，当天武斗冲突中，产业军还向进攻方的造反派至少扔出两枚手榴弹（又有材料说是扔出3枚）。据现场当事人员称，其中一枚未响，爆炸并造成伤亡的仅一枚（或者2枚）。但这1-2枚手榴弹爆炸造成的伤亡可谓极大。
笔者撰写此文时，专门仔细查阅研究过那份公认比较权威的《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其中“死亡诊断”栏中，属于“头部火器爆破伤”的死难者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1、成都水力发电学校“8.26红卫兵”蒋应庭（男，19岁）；2、四川师范学院“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学生候显亮（男，21岁）；3、成都无线电机校”东方红11.16战团中学红教工“战士李海滨（女，35岁）；4、四川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彭霓云（女，15岁）。此外，在轻重伤员中，注明因手榴弹爆炸伤的不少。由此，笔者推测，当天武斗现场爆炸的手榴弹，可能起码在2枚以上，否则，难以解释仅仅一枚手榴弹爆炸会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川医公布的这份《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除54名死难者名单外，还公布有受治伤者人数。仅川医及其附院收治的登记在案伤员人数就达3100多人（包括川棉“五?四”事件受伤者）。到5月18日统计，尚留川医附院继续住院治疗的重伤员为190人，其中：钝器（木棍、铁棒、石头等）伤109人；火器（枪、手榴弹）伤71人；烧伤（强水、汽油等）10人。
从以上材料看，成都“五?四”、“五?六”武斗事件，确实是伤亡惨烈，后果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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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围攻132厂
: “川棉事件”发生的当天，5月4日清晨5时，132厂“红联”曾组织1000多人赴川棉声援“川棉产业师”。
: 中午，11.19派游行示威，抗议“红联”组织人离厂的声援行动，声称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产业军所属的“捍卫师”，将游行队伍强行冲散。11.19派为了声援“川棉事件”中的造反派，用重兵控制厂门，不让“红联”调人前往川棉支援。由此，两派又有冲突，各有人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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