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华北地区历来是中国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接触、交往、融会之地。历史上匈奴、氐族、羯族、鲜卑、突厥、奚、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回、满等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华北地区还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这里是很多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的重要归宿地。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少数民族贡献极大。华北地区还留有大量多民族的宝贵文化遗存，对此理应认真保护，并深入发掘其内在的历史、学术、艺术价值。

    【关键词】华北地区；民族变迁；文化遗存
　　【作者简介】史金波（1939—），男，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l00732）。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4．75～81

一、历史上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为祖国的缔造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逐渐消亡的民族，一起形成、发展和共同前进的历史。
　　中国的华北地区包括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这里历来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接触、交往、融会之地，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发生了很多有影响的重要事件。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变迁对深入了解这一地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尚未有民族之分，但后来民族的先民逐渐有了历史传说和记载。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著名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约在四千多年以前，黄帝战胜炎帝后，在今河北涿鹿等地与蚩尤部落大战，“三战而擒蚩尤”，东夷、九黎等部族融入了炎黄部族，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最早主体。商、周时期，民族历史有了新的发展，关于民族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殷商甲骨文与周代铭文中，均有关于民族先民的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华北地区已出现突出的民族问题。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了华族与华族以外各民族的分布和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接近甚至融会的过程。该书记载晋悼公和大臣魏绛讨论如何对待山戎事。晋应属今华北地区。魏绛坚持“请和诸戎”，并认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l]（卷29，《襄公四年》）晋悼公最终接受了魏绛的建议，达到了“和诸戎狄以正诸华”的效果。魏绛考虑到民族关系，提出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思想和适当的民族政策，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赵国是战国时期位居今华北地区的一个诸侯国。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推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国力，减弱了鄙视胡人的心理，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进而推进了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这一发生在华北的著名事件是中原华夏族借鉴北方游牧民族优秀文化的成功例证，突出表明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秦汉时期，汉族逐渐形成。秦朝统一了中原，管辖着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当时，东北的扶余、北部的匈奴、西北的月氏与西部的羌都是拥有较大势力的少数民族。秦朝时期，华北北部为东胡和匈奴控制。东胡也是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原与中原的燕国和赵国接触比较频繁，汉初被匈奴击败。匈奴是古代蒙古戈壁草原的游牧民族，分布地域很广，华北是其重要活动地区。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就主要发生在今山西、内蒙古一带。
　　两汉时期，华北北部主要由鲜卑和匈奴统治。西汉时，匈奴是汉朝北方最大的威胁。汉高祖时，韩王韩信曾在马邑（今山西代县西北）降匈奴。后匈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引发著名的平成（今山西大同）之役，以汉高祖狼狈逃遁告终。可见当时匈奴在这一带势力之强大。后来，汉朝采取和亲政策，缓和了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展了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中华北的山西一带仍是重要战场之一。后来，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主要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一带。汉元帝时，王昭君被选到匈奴和亲，成为呼韩邪单于阏氏（王妻）。王昭君之墓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郊。
　　秦、汉王朝与北方匈奴民族的关系是影响当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双方或征战、或和谈，都表现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越加重要。而华北地区正是汉朝和匈奴相邻、往来最密切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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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代
　　明末，满族崛起于东北，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后其继承者入关统一中国，又一次建立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在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和史学；另一方面，反对轻视夷狄，特别是对满族的回护，冲击了大汉族主义观念，造成了新的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　　满族入关，首先占领华北地区，以北京为首都。北京继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初在基本控制全国局势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统治秩序的政策，如更定内外官制、制定清律、主持地主收回“祖业”，确定赋税制度等。同时，实行了多项危害很大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弊政。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在京畿一带大规模圈地，设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及兵丁份地，占地十七万余顷，将民间田地强迫拨给“东来满洲”[l0]（卷25）。这样使很多汉族农民逃亡在外，而大批满族人人驻华北地区。至今华北一带仍有很多满族人，如河北承德就有丰宁、围场、宽城三个满族自治县，秦皇岛有青龙满族自治县，等等。
　　在清代实行八旗制度中，满洲人全部人旗，成为满洲八旗，后来又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中也有部分汉人，主要是通过掠夺、购买获得的附属于家主户下的汉人包衣，后来大批汉人、汉军进入满洲八旗。清军入关后又建立汉八旗，人数众多。进入八旗的汉人逐渐满化，满族的人口迅速增加。由于满族人进入汉族聚居地区，长期杂居，钟情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汉语、汉文，甚至与汉族互为婚姻，逐、步缩小了满、汉差别，使满族汉化，后来这一过程变得更为迅速。华北地区是满、汉民族之间接近、融会的重要地区。
　　由于京师处于华北地区，这里保存有不少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建筑。清康熙时期为锻炼军队，保持满族风俗传统，在距北京不远的今河北承德围场开辟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传承着满族的狩猎风习。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猕一百。五次。
　　地处华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清朝皇帝的夏宫，是一座皇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院群所组成的综合建筑，也是清朝皇帝为安抚、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建筑。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建有十一座寺院，分属八座寺院管辖，被称为“承德外八庙”。在寺院中有藏传佛教形式，也有藏传和汉式混合形式，供西方、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避暑山庄兴建后，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存世的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都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见证。
　　清王朝的皇陵分为东陵和西陵。东陵在今河北遵化，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西陵在今河北易县，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三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
　　清代的华北北部依然是蒙古族聚居之地，清政府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族上层与清朝皇室联姻，两族关系密切。在统一的清王朝内，蒙古族和中原地区不再是像明朝那样的对立关系，华北地区成为蒙、汉交流的最重要地区。
　　华北的回族始于元代的回回，后通过驻防、经商、迁徙等方式人口逐渐增多，分布较广，几乎各地都有聚居或杂居的回族。以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沧州、保定、定州人数最多。
　　北京市门头村还有世居的苗族人，系清乾隆年间湘黔苗族起义领袖石三保及其兵将的后代，祖籍为湖南花垣。他们起义失败后被押送至京城，编入军户，受八旗管辖，世代养马，后子孙繁衍至今。
　　北京市现有两个满族乡、两个回族乡、一个满族蒙古族乡，另有一百一十七个民族村，包括满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瑶族等。现北京市少数民族约近七万人。整个华北地区少数民族成分更多，人口数量更大。
　　清代继明代四夷馆设四译馆，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明朝灭亡后，四夷馆三十二名官员亦随之投诚，被留用成为四译馆的最早成员。清随明制，四译等馆职责与明代相同。“四译馆之所掌凡三十余国，统以八馆列为东西，爰择师儒分馆教习，而设少卿以董之。”[11]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会同馆合并，改属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会同四译馆成立后，编撰了一批《译语》。北京当时是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联络中心，不少少数民族领袖到北京觐见皇帝，办理各种事物，一些商人也到这里经商。

二、历史上华北地区少数民族特点
　　（一）华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华北地区位于中原与北方、东北、西北交界处，是内地通往北方津梁，也是北方的民族走廊。这里历来是民族杂居、民族往来、民族沟通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很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他们生动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有的民族绳绳继继，存留至今；有的与其他民族交融，加入到新的民族行列；有的像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转移他乡。
　　（二）华北地区是一个民族大熔炉
　　从历史上看，华北地区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很多少数民族消失在这一地区。一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其兴盛、发展、消亡都与华北地区有重要关系，如匈奴、乌桓、鲜卑、奚族、契丹、女真、党项等，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历史舞台和重要归宿地。
　　有些民族作为一个族群消失了，但作为该民族的个体后裔还可能传承下来。如北京有女真族的完颜氏后裔。完颜氏因系金朝皇族后裔，故在清朝受到特殊优遇，被列入上三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完颜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l2]（卷28）这表明清王朝对金朝皇族后裔身份的确认。今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之北兵马司胡同仍有其宗祠旧址。现在北京仍有完颜氏后裔，但已改姓王氏或汪氏。又如，在今山西安邑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仍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载《金史》附《国语解》。今河北武邑、邢台，山西临汾、洪洞都有女真族后裔粘氏居住。
　　有的民族在过去强大时期与华北无涉，但后来其后裔却来到这里。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在西北地区建国近两个世纪，西夏被蒙古攻灭后，党项人在蒙、元时期被称为唐兀人，属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元朝灭亡后他们走上了迅速消亡之路，但在明朝仍能见到党项族后裔。河北保定郊区韩庄曾出土两座明代的西夏文经幢，据其题款可知建幢时间皆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其题款中有很多西夏时期的党项族姓氏，证明当时当地有党项族聚居，有的还有较高的官职四。这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有关西夏后裔的石刻文物，证明华北地区融入了党项族的血液。

（三）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少数民族关系极大
　　北方少数民族趋向中原，辽、金势力的南移，确立了北京大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与天津相连，其余为河北所环绕，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天然的联系。北京建城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成为王朝的首都应自金朝开始。此前，北京作为辽朝的重要城市南京，已为其成为王朝的中心城市作了实质性铺垫，金朝进一步将北京提升为大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中京，完成了由地方中心城市向都城的转变。
　　元代继承和发展了北京的都城地位，使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成为将全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明、清两朝延续北京作为首都的作用，特别是清朝使北京成为联系国内各民族的中心，影响深远。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对确立北京的地位作出了最重要贡献。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六）明代
: 　　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元灭明兴，是朝代的嬗替，但在相当一部分汉族人思想上是从中原驱逐了“夷狄”。尽管明朝也是多民族王朝，但并未完全统一中国。明代中国的北方仍由势力颇大的蒙古族统治，形成与明朝南北对峙的局面。
: 　　明朝始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明初，太祖朱元璋提出“不分等类，验才委任”[6]（卷53）的政策，任用了一些少数民族为官。攻下元都后，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曾下诏：“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7]（卷2，《太祖本纪二》），延揽少数民族中的人才。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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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观点“华北历史上是多民族地区”，现在说有点误导之嫌

【 在 forgauss (持节都督中外军事开府录尚书事高秀岩)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华北好像范围有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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