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30年代起，爱尔兰人的普遍贫困状态又不时被谷物歉收和灾荒所加剧。同时，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也普遍增加了，这使爱尔兰因此而丧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大。这种危机的高潮，发生在18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国际性的马铃薯歉收，于1845年波及爱尔兰，毁坏了当年及其后连续几年的谷物。由于爱尔兰1/4的可耕地用于种植马铃薯，这场灾荒对爱尔兰——尤其是对爱尔兰的穷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或时疫。更多的人逃离了。仅在18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共有3/1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840的一半。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过程中的悲惨遭遇，是一棵藤上的两只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挤在货船的空舱里，而货船在建造时几乎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说，船上没有厕所，以致污秽遍地，臭气熏人，疾病盛行。他们睡的则是堆起来的架子铺，每个铺位是3英尺宽，6英尺长，而且两层架子铺之间只有2英尺的高度，“上次航班移民乘客留在铺架上的无法根除的臭味扑鼻而来，令人恶心”。有半数货船所储备的饮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浑又苦。有随船医生的货船不到2%。多数船主不想法子让男女分舱，妇女极易受到男子的猥狎，夜间根本不敢在铺架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细软上打盹。

由于食品和饮水不足，卫生条件又差，横渡大西洋之旅极易危害健康，对生命是危险的。184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约20%的因饥荒而移民美国的人，死在途中或刚刚抵岸之际。这也就是说，死了4万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强的壮汉。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船只运载非洲黑奴来美时，途中死亡率也只有9%。诚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样糟糕，但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时流行开来，而且无法预测；翻船也属家常便饭，仅在1850年代就发生过40多起。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 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8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秋风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小。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到75%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又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营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父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世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上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里，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爱尔兰人是美国城市里第一批重要的“少数”种族。他们抵美后的早期历史，大体上奠定了后来者在城市经济和社会中营生的标准方式。当爱尔兰人在1820年代到达时，特别是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大批移居美国时，他们是从城市行业阶梯的最低层干起的，男的干体力活，女的去当佣
: 经过几代人的痛苦历程，爱尔兰人才慢慢地赶上来。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旗开得胜，有些人在19世纪中叶当选为有势力的官员，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当中进一步掌握了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机器”。此种成功给少数人带来了福气和声望，然而对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
: 在爱尔兰人当中，甚至是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庭，当年发迹也是缓慢的。第一代肯尼迪于1848年由爱尔兰抵美，直到去世，一直是个劳工。他的儿子有起色，家境转好，以至能将第三代肯尼迪送去读大学。这位就是约瑟夫·肯尼迪，成了大富翁，从而使得第四代的约翰·肯尼迪当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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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在美国打响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爱尔兰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单一种族群，他们在选举时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选票而确保其政治影响，这在183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当然，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处远不限于此，还包括在许多大城市里曾连续几十年直接控制着市政机器，甚至在其他种族进入这些城市并形成选民多数之后很久，依然是爱尔兰人坐天下。在波士顿，从1880年代起，爱尔兰后裔开始当选为市长。在同时期的纽约，爱尔兰人控制了坦慕尼协会，而在19世纪早期，该协会一直是拒爱尔兰人于大门之外的。从1880年代始，由爱尔兰人执政治牛耳的其他大城市，还有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旧金山等。此种爱尔兰人主宰美国大城市政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某些城市 ，眼下也还是这样。

很多爱尔兰裔政治头领都是别具一格的传奇式人物，从19世纪波士顿那位爱唱歌的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即“甜密的菲茨”，此公即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外祖父），到曾经在20世纪担任芝加哥市长达20多年的理查德·达利，各有其特色。其中颇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爱的荒唐之士，纽约的政治头目“大梯姆”·沙利文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个“热心肠的巨人”，一手从各方接受贿赂，一手把食品和衣服分给穷人。1913年他去世时，有25，000人出席他的葬礼。四次蝉联波士顿市长的詹姆士·迈克尔和沙利文可谓如出一辙，他做过两届国会议员，一任马萨诸塞州长，而且也曾两次坐过班房。

爱尔兰人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的政治机器接管过来而已。他们改造了美国的城市政治，改变了市政府的阶级成分，使得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而且常常是从贫民窟崛起的人，执掌大权。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对于那些仍然身处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成员来说，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为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人敞开了大门，而且为那些需要有人帮助找个职业，办理移民归化手续，甚或需要食物和燃料来度过非常时刻的广大城市民众，也敞开了大门。别看爱尔兰人主政所搞的那一套官僚机构、规章制度和文牍主义，让贫民和粗通文墨之士感到眼花缭乱，实际上这一套真的要办事也挺管用；要说不管用，只要政治大头领偶加干预，什么事都能绕道走。爱尔兰人当年在母国时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在官府法则之外行事所不可缺少的本领和风气，并坚守另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爱尔兰人把“视正式的政府为非正统，而把非正式的政府视为真正标志主权在民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带到了美国”。贿赂、暴力和选举舞弊，构成了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几大突出特点。但是这些政治弊端又不是随意胡来的，而是高度有组织和有控制的。爱尔兰的政治机器是建立在对个人和组织的忠诚的基础之上的，其指导原则是争取当选的实用主义欲望，而非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纲领。

政治机器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油水——薪俸、受贿，以及将追随者和宠幸者安插到肥缺上。这些肥缺不仅包括高官显位，也涉及到低收入的人依然感到眼馋的许多并不怎么显赫的职位，如**、消防队员、文秘、小学教师，还有在19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委任而获职的市政府职员。以1855年的纽约为例，该市近40%的**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队伍和消防部门都控制在爱尔兰裔手里。

将爱尔兰人这些城市政治组织粘合在一起的，既非哲学思想，亦非社会眼光，而是利害关系。忠诚支持政治机器的选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烦时向之求援，诸如听到房东声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轻微的刑事起诉，甚至因受到某种侮辱要想报复等等，都可以找内线帮忙。给党派捐款或向政治头领行贿的商人，则可指望有关市政管理规定会有所松动，对他的违章行为能睁一眼闭一眼，并指望市政府的各种合同会落入他的手里。政治首领的基层追随者们，也可指望通过为头头们拉选票，关照所在地区选民，或为上司吹喇叭抬轿子，这样泡上几年，总归会有所报偿，迟早会捞到一官半职。投桃报李是关键。

这种受到高度控制而内部又等级森严的帮派政治，意味着任何个人皆需潜心等待时机才能爬上去。此种方式在爱尔兰是通则，在那里，耐心等待（并且不能结婚）去继承田产便是当时的习俗。
这种方式还意味着，不管谁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都可能终年累月地坐下去，甚至往往坐一辈子。纽约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其鼎盛时期，半个世纪之中只有3个领袖，都是爱尔兰后裔。在布鲁克林区，一个人（也是爱尔兰裔）曾领导该区的政治机器达40多年，接他之后，另一个爱尔兰人政治机器的首领也曾把持一方达30几年，直到他死去。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头领这种个人长期专断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芝加哥。

比这种个人政治生涯长寿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政治机器的那种更加长久的寿命。这些政治机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其他移民种族群体成百万地涌入美国，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爱尔兰移民之后很久，仍然没有消失。它们继续掌权的现象很普遍，不仅操纵全市大权，即使在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或其他种族占大多数的地区，也由爱尔兰裔政客来充当代表。例如，在1900年前后，芝加哥的第十九区有4/5的居民是意大利人，但该区多年来却由一个叫约翰尼·派尔斯的爱尔兰裔政客来做他们的市议会代表。只是在好多年之后，爱尔兰裔政客才发现有必要把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吸收到其政治机器的相当低级的职位上去。直到1890年代之后，“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才开始被坦慕尼协会叫来充当帮闲、听着和仆从”。直到1907年，坦慕尼协会还只有一个犹太人充当地区头头。同样，在芝加哥和波士顿，让意大利人获得低级的职位，充当“政治机器的小小螺丝钉”，摆在一些模棱两可、无足轻重的位子上，作为本民族和爱尔兰政治大老板之间的联络人员，也是姗姗来迟，而且十分勉强。美籍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多次试图争取在政治上掌握自己社区，皆被政治经验丰富的爱尔兰政客击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爱尔兰人在政治竞争中具备许多有利之处。首先，他们有强烈的种族团结感，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母国的历史，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异族的迫害。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则发生过许多内讧，这同样可以从他们过去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经历中找到蛛丝马迹。其次，爱尔兰人的有利之处还体现在他们来美要早上几十年，会讲英文，在政治觉悟和组织经验方面纵属是秘密的，但却有悠久的历史。最后，在爱尔兰的文化中，个人魅力和口齿伶俐是受到赏识的。这两条，对于搞政治显然是巨大的资本，在器重人品和口才的其他领域里，如法律、演出、工运、新闻和布道，这两条也属不可或缺，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爱尔兰人也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爱尔兰人决非腐败政治的始作俑者。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干得很漂亮，贪污受贿时还能带点人情味。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对手对城市移民的痛痒漠不关心。历次政治“改革”运动，都是由有钱有识之士领导的，这些人的价值观、目标和作风，和工人阶级的那一套大相径庭。改革派政客通常和低收入社区既无个人渊源，又无组织根基，所以即使在他们怀着好意为穷人办事时，双方也很少有共同理解，经常帮倒忙。穷人通常宁要理解他们的贪官，而不要不理解他们的高高在上的理论家。

移民社区内部涌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具备先天的优势，但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等早已构成城市市民的大多数之后，这些领袖人物偏偏总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有利条件之一，是会讲英语，尽管不合语法，但往往说得很流利。在有农民背景的种族之中，爱尔兰人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在欧洲时就有了从事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善于维持地下的宗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其他的农民大众，如在意大利和波兰，也遭受过压迫，但在形式上都没有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那样特殊，而正是那种压迫形式使爱尔兰式地下活动成为一种有效反应。例如，压迫意大利农民的是其他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具有不同宗教的异族。民族、宗教或国家等问题，在意大利都构不成群体团结的感情核心。在散居于欧洲的犹太人当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是促进团结的因素，但犹太人在每个国家里都是极少数，备受孤立，假若他们也使用爱尔兰人那些进行反抗和恐怖斗争的手段，那就无异于自杀，因为爱尔兰人是身处自己的国家，占人口的大多数。简言之，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爱尔兰人那样，即有历史的和组织的经验，又能言善辩，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们这些长处还表现在政治以外的其他许多领域里。

在一个宗教歧见造成激烈纠纷的时代，比起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移民来，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有个有利之处，那就是他们坚守美国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还在爱尔兰时，曾经生活在由国家确立的一种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控制之下，并早就对此产生了反感。从其他具有国教的国家来美的天主教徒，其经验和传统就大不相同，因为所确立的国教就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尽管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生活在信奉新教的美国，这在政治上确实是不利的，但他们在政教关系上所持的特殊观点，却使他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天主教徒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美国的本土主义分子告诫过罗马教皇有在政治上接管美国的危险，但这种告诫在美籍爱尔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却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后来也就逐渐不攻自破了。在1928年阻止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时，这种指控又曾一度甚嚣尘上，但大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成功地当选其他公职，表明阿尔·史密斯受挫一例，关键不完全在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史密斯本人也确曾当选过其他公职，包括纽约州长，而且是靠新教徒占大多数的选民投票当选的。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上总统，等于在政治上为那种乞灵于宗教信仰的垂死伎俩敲响了丧钟。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爱尔兰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个禁酒团体曾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过斗争。移民援助团体为了防止刚刚抵美的人让坏人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骗个精光，也提供了多项服务。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积极祛邪扶正，从办教育，搞慈善，到反对别人不敢反对的恐怖主义组织，等等，不胜枚举
: 爱尔兰人不仅突出地滞留在非熟练工作岗位上，而且还从事艰苦、肮脏且又危险的工作，如采煤、筑路和开凿运河等。疟疾经常在开凿运河的工作当中蔓延开来，因而被称之为“运河病”。痢疾和霍乱也时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以死命。修长铁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致有人说“每一根
: 爱尔兰人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艰苦、肮脏和危险而已，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练的技术工作一样，当时是不稳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运河开好了，铁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业了。对其他许多建筑工种、季节工和临时工来说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爱尔兰妇女找工作反倒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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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位的上升，加之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爱尔兰人在文化上与其他种族逐渐打成一片，与异族通婚的现象也司空见惯，以致今天很难确指谁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在1860年，只有1/10的爱尔兰人与异族通婚，到了1960年代，则有过半数的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秦晋之好。爱尔兰移民先辈的后人，现在有一些已经被归类于其他种族了，还有一些则可能被人口普查官员列入无法鉴定其种族归属的那一半美国人当中。

关于爱尔兰人的现有统计，根据就是那些主动向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自己是爱尔兰裔的个人陈述，这些人也许代表也许并不代表爱尔兰移民始祖子孙的特征。如果说这些飞黄腾达的人同化起来轻而易举，那么，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爱尔兰后裔（或意大利裔、德意志裔，等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抱残守缺的落伍之辈，不如他们的多数同胞有出息。

即便人们对爱尔兰后裔的看法确有保留，然而纵观全局，他们已经摆脱了当初的贫困境地，在收入和教育方面达到（甚或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准。在1970年代，美籍爱尔兰人的收入比全国平均数高出5%。他们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和进入大学的比率，大致相当于全体美国人的平均数。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爱尔兰人的智商得分一直略高于全国的标准线（以100计）。酗酒向来是美籍爱尔兰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正如在爱尔兰一样。各种研究都表明，比起黑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来，爱尔兰人酒的消费量大，由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也多。尽管人们通常都以为天主教徒的家庭大，实际上爱尔兰人的家庭人口和一般的美国家庭差不离。美籍爱尔兰人现有3600万之众，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他们现在的投票模式也和其他美国人相去不远。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入主白宫之后，天主教徒能否担任美国总统的争论遂告结束。

实际上，爱尔兰人现在变得如此美国化，以致某些人叹息道，他们已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气质。但是变成地道的美国人很难说是一种失败。当今世界各地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仍在梦想如此吗？当年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不畏旅途艰险，飘洋过海，梦寐以求的不也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美国人吗？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爱尔兰人得心应手的领域，和爱尔兰大众打得开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业拼搏精神，也用不着学术造诣的行当。商业精神和学术造诣，二者皆与他们当年在母国爱尔兰时的历史无缘，他们来美后在这两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古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读书人的”，在欧洲主
: 许多美籍爱尔兰人是体育界和娱乐圈的尖子（此种模式，后来在家贫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业竞争传统的其他种族群体吕，也反复出现过）。备受崇拜的演员有跨越19和20两个世纪的泰伦·鲍华父子，著名的歌唱家从约翰·麦考迈克到宾·克劳斯比，等等。明星运动员从约翰·L·萨
: 虽然爱尔兰人缺乏做学问的传统，但却向以善于词令见称。贫苦和未受教育的爱尔兰民众，不管是在母国还是在美国，普遍地以表达能力强，会遣词用字而自豪，说他们是“伶牙俐齿”也罢，警语大师也罢，或者“甜言蜜语”也罢，总之是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他们出了不少著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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