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
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的间谍。
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命令。
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据的。
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
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
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
电文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本电报：“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
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日本大使）
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
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
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比，他觉得：“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
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些狂热的“朝圣者”们：“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她说。
——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感”
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
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
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后年月。
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
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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