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程

高默波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高默波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
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
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
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著
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
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
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
，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
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
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
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
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
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
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
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
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
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
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
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
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
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
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
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
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
，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
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
。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
，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
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
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
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
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
。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
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
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
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
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
，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
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
，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
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
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
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
“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
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
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
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
。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
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
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
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
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
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
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
“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
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
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
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
“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
时受的指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
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
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
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
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
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
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
，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
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
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
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
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
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
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
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
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
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
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
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
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
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
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出京剧。
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
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
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
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
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
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
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
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
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
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
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
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
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
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
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
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
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
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
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
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
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
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
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什么毛
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
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
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
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
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
。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
。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
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
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
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
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
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
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
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
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
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
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
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
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
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
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
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
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
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
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
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
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
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
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
。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
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
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
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
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
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
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
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
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
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
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
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
《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
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
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
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
部甚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
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
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
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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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好朴实亲切

【 在 sunseraphic (この世界がいつかは幻に変わると) 的大作中提到: 】
: 起程
: 高默波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 【高默波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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