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辽宋金史杂谈
本文重点是谈如何研究辽宋金史，却不能不涉及较多的方面和问题。不
仅是谈经验，也是谈教训。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专业中，研究中华古史确有相当强的专业性。有一
位当公务员的在职博士生曾对我说，她自问有相当强吸收能力，因工作需要，
临时读些相关的经济、法律之类书籍，即可磨枪之後临阵。但当了一年多的
中华古史博士，似乎还没有摸到门道，感觉有点苦恼，对自己配不配学古史，
产生了疑问。即使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两个相近的专业而论，只怕也
是由文入史难，由史入文易。
欲知山上路，须问下山人。我常说，个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
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对目前的学术腐败，人们口
头一般可以承认，但似不能联系具体的人和事。例如有的人一门外语并未过
关（依个人之见，外语过关的标准，应是能否进行专业对话），就被称为“学
贯中西”，或对海外交通史“造诣甚深”。还是一句俗话，吹牛不要本钱，反
正好糊弄者正是外行领导或媒体。一位前辈是中国的印度学权威，如今被普  #季羡林#
遍捧为国学大师。其实，真就所谓国学而论，他与张政烺师相比，差距确是
可用“太大”两字。 我曾拜读他《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
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 “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
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
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
研究必须根本‘转型’ ”云云。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他能以“我与印度
3
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
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
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拿出一点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已经很不易。
事实上，这位先生晚年不少作品正好是扬短避长。他当了许多只怕连自己也
数不清的空头主编和顾问，又无学力能对此类作品的质量认真负责和把关，
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自重吗？给人树立什么榜样？看来，某些外行领导和媒
体的瞎捧，也可能把有的学者捧得晕头转向。再有一位内行人都知道是浅薄  #谁#
的、与我同代的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总促使他不时发表一些
具有“指导性”的文字。有一回，一家报纸的编辑向我电话采访，要谈国学。
我当即说，自己对先秦典籍不通，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学。不久，又在一家报
纸上见到此人发表有关国学的文章。我给张泽咸先生通电话时说：“如今比
我更没有资格谈国学的人，倒在侈谈国学了。”实际上，治史到了一定火候，
对于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还是清楚的，应
当向一切人坦白。还有人辩护说，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似不足为怪。然而在
此种风气中，任何一个学者难道不是更应自重吗？
我个人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实不足以语上山之路。在此主
要以前辈学者的治史经验为借鉴，结合同行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加之个人亲
历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谈点看法，仅供青年学者参考。
治史在客观上必然有一些基本的，任何人也不可能违背的原则，但在具
体细节上，亦贵乎不拘一格，不必事事处处拘泥前人之成规，而应有自己的
独创性。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从中国现代
4
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
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
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换言之，对现代治史者而言，除了写作能
力之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训练。对各个具体的人
而言，可能会有某种能力较强，某种能力较弱的情况。但稍弱的方面，肯定
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学术成就。故青年学者在治史之初，就应当十分注意自己
的三种能力得到均衡的、协调的发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在中国大陆，1949 年之後，倡导以马
克思主义治史。然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又带有片
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任何一种好的、高明的学说，一旦被偶像
化和宗教化，只能是此种学说的悲剧。尽管如此，回顾起来，自己能及早地
接触，并且学了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治史大有裨益，是自己治史的一大幸
运。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前辈陈寅恪先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
治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确实不了解，二是对当时那种片面性、歪曲性、排
他性和强制性有反感。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对我那样宣讲以马克思主义治
史，是会接受的。人的信仰应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
我个人当然没有权力，也根本不想强迫，只能说，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
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
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
于察今。 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
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对增强史识
5
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中国大陆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方面，是走了不少弯
路。首先，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在“十年浩
劫”前，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视历史事实为历史哲学之奴的风尚。将丰富多彩
的中国史实削足适履，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
不懂汉文，没有条件接触浩繁的中国史料。他们对欧洲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
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史，只能从中国史实出发，加以验证，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那种凡是历史论著，必须加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语
录，作为标签，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
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
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
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
先验的结构了。”
①
如果事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具体说法当作不可动
摇的结论，或者自己预先设想了结论性的框架，再随意摭拾一些史料作填充
式的注释和证明，即抽样作证，这恰好从研究方法到叙述方法，都成了先验
性的结构，而有悖于上引马克思强调的基本研究方法。
为着说明问题，只能对某些前辈不敬了。在我的学生和初学阶段，有一
位被奉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作品写得艰涩难懂，但唯其艰涩难  #侯外庐#
懂， 无法领会， 我就愈以为神妙。及至进了历史研究所， 为着完成某项任务，
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份，这可说是文革前部头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3—2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6
大的史学作品，也终於有所领悟。此後，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
对人说， 某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
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
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
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三是古
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
家就一律是唯物论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
思想家。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史实的推敲。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
占据正统地位六十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式思想。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
有什么唯物论。某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
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有时甚至杜撰史料。其实
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他也因此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邓广铭先生《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虽为 1942 年所写，
对此类情况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
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
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
①
目前的问题，一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史学家，是以利己主义
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阉割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精
华，在此不必多说。二是很多中、青年史家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取冷漠，不
屑于学习的态度，在此须要多说一点。
一次与博士生讨论选题的偶然机会，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成了
①
《邓广铭全集》第 10 卷第 84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7
还多少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遗老。那位青年学者很有才华，并且勤奋。
他的选题是宋代东南的官民社会，但他却全然不知自己的选题正应从马克思
主义关于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的基本理论着眼。此事引起我极大的震动，
我与著名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明史兼杂文家王春瑜先生，辽金史专家
李锡厚先生，还有前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大姐通电话，表示自己的感慨，
说如果我们青年时代选这样一个课题，肯定会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着
眼。他们也深表同感，深以如今的史家远离马克思主义为叹。因为官民之间
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正是抓住了官民关系最本质、最重要之点。治史不能抓
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认为，这是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因而影响
治史质量的一个实例，但也许有的学者不以为然。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很勤奋，又很有才华的学者，介绍本人的新作。
我提了一点意见，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出发。这位
学者客气一番，实际上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事後一位研究生说，在场的大多
数研究生也不以我的意见为然。会後，我与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一起进餐。
我说，那位先生确实很善于思考，对古代官吏层次的划分提出不少新的想法。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其理论架构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没有考虑在
史料中反映很少，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在史料中很
少反映，但我们在治史时应当胸中有数，而且应当纳入理论架构之中。不能
只盯住占人口大约百分之十以下的官吏，应当看到还有大多数受苦受难，却
是整个社会文明基石的农民。黄先生当即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我
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给一位研究生选择了宋代地方政治的课题。事後有先生对我说，在答
8
辩时，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压力，担心自己的论文过不了关。原因是一些先生
认为，其论文对宋代地方政治描绘得过于黑暗，认为应当多写点光明面。我
後来说，如果论文将宋代地方政治写成以光明面为主，我这个老师是通不过
的。其实，即使是宋人也承认十官九贪的根本情况，地方政治又如何能以光
明面为主？其分岐点，无非是如何对宋代阶级社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
级授职制作总体的、基本的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等级授
职的批判灵不灵？依我之见，在中国古代，除了如贞观之治等个别时代，地
方政治可能是以光明面为主，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以黑暗面为主。既然是
在同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历朝历代的地方政治只能是大同
小异。如被某些人艳称的清朝康、雍、乾时代，地方政治很黑，根本无法点
缀所谓的“盛世”。此次争论其实还是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理论是
否知晓，是否理解，是否运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一部宋代的重要史料。所谓“名公”，就是一批清
官，他们的司法判案，就是具体的司法实践。南宋後期，将他们的判案编集
成册，以为范本。但是，即使就这些书判而论，对地方豪强，即宋代黑社会
势力的惩处还是偏轻的。我曾问一位研究生，此书所反映的，是否是宋代司
法实践的普遍情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宋代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
的剥削和压迫，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在十官九贪的情况
下，司法腐败必然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故《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反映的，
只能是宋代司法实践中很少量的、较好的情况，而决无普遍意义。与上引的
地方政治相似，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估计，
而此类估计其实正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9
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若干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不应夸大为可以解决
治史的一切问题。但是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范畴内，用不用马克思
主义作指导，肯定有差别，甚至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
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
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我所见的一些论著，凡是
涉及此类问题，而又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者，确实说不上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过去推行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排他性当然是不对的，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
术，都应认真学习，吸取其营养。例如上世纪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辩”
讨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其治史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一切有价
值的学术，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说是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是很重要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未受史学基本训练者，       #陈平#
从自己的学科中，想出了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点。其方法并非
是从史料中进行认真的爬梳，而是从今人的历史作品随意摘取合乎自己观点
的一些东西，就是前述的抽样作证，拼凑成书。尽管受到一些外行领导的吹
捧，但到头来，还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作品。如果仅将某种学科
的理论，当作一种时髦，当作一种取巧的捷径，企图躲避艰苦的史学基本训
练，决不能摘取史学的黄金果。
有些学者研究制度史，主张运用现代西方行政学，这当然是好事，提出
要研究活的制度史，更对人颇有启发。但是，目前西方行政学的前提，是在
直接选举条件下的法治，而中国古代的基本情况，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等级授职制和人治，存在着重大差别。即以信息传递而论，传递是否通畅，
必然被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既得利益所制约。宋朝法律规定地方官有灾必
10
报，但秦桧独相专权时，为了装饰所谓中兴盛世，知法犯法，反而要处分上
报灾异的官员。比信息传递系统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信息传递的窒碍，何以
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虚报、瞒报之类。即使作了上述研究，至多也只能是活的
制度史的一部分。信息传递不可能成为研究古代制度史的基本问题，似不可
能从根本上激活制度史的研究。所以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
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 法治是法大于权，
人治是权大于法。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法制的运作，不可
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其基本状况是统治阶级往往以私利粗暴地践踏自己
制订的法制。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
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大凡一门学科，只有在数学全面的、彻底的介入的情况下，方能成其为
精密科学。目前有人嘲笑中医，说是不科学。其实，即使是目前的西医也只
能说是半精密科学。准确的说法，应为中医是科学，但不是精密科学。历史
学当然更不是精密科学。我曾问一个数学家，大家都是文革的过来人，研究
文革，能不能运用数学公式，他只是苦笑和摇头，承认不可能。
择善而从，就意味着无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现代科学的理论，都
不能削足适履。还须重复前面的一句话，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
是历史哲学之奴。
以上的举例绝对是恳切而善意的。然而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人。大凡
听不进去的一些史家，事实上认为已有足够的高明，根本不需要学什么马克
思主义。如今的世道，做好好先生，凡事好，好，好！是，是，是！是受欢
迎的，可以大家一团和气。若要说点逆耳之言，难免令人不快，甚至反感和
11
讨厌。但是，不说似乎更不合适，挑明分岐，亮明观点，引发思考和争论，
也许对史学的进步，对某些青年史家有点好处。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很多青年学者而言，反而成了陌生的事。
依个人之见，不妨先读一点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有如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之类语录，再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作，进而
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能较熟
练地用于治史，也决非易事。
治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同。我常
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门大学问，可惜中国连半个专家也没有。真正要成
为马克思主义专家，当然必须至少有英、法、德、俄四门外语的能力，不仅
能够精熟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作，并且懂得如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之类，
更应当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蔽于势和利。一位先生接着我的话头说，一些
人是等不及的，他们虽然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下如此苦功，却早就安排了为
自己如何当院士之类。这也是目前学术腐败的现实。
二、道德和文章：古人将“道德文章”连结而并提。唐人梁肃甚至提出
“必先道德而後文学”。
①
近年来的治史实践，使我逐渐体会到两者决非无关，
人品必定影响学问。我曾在《论文选〈凝意斋集〉自序》中，总结了前辈大
才子郭沫若先生的後半生治史之道，非常惋惜地指出：“痛苦的现实却迫使
我逐渐清醒，决不能重蹈郭沫若先生後半生的旧辙。”
②
当今的世道，要一个
学者不蔽于势和利，难矣哉！史界有人炮制“盛世修史”的伪科学，说什么
一千年出一个盛世，连起码的、浅显的历史算术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乱说，
①
《全唐文》卷 518《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後序》。
②
又载《丝毫编》第 651 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2
还不是势和利的驱动。
人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不同评价，其实还是源于现实不同的生活态度
和道路。任何史家治史，处理史料，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的指导。例如谴责
南宋投降主义是一种史观，而力图为南宋投降主义辩护， 当然也是一种史观。
不能说前者受了本人史观的束缚，而後者就不是史观，不受本人史观的束缚。
当今社会的沉疴痼疾，其实不难从中华古史中找到病源，有不少简直就
是历朝历代旧病的复制。当然，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早已开出了治病的良方。
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
应尽的一份义务，也是史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但要履践个人这份小小的义务，
首要的正是道德问题。
学者的本色，当然不能对任何权势低三下四。晚年的陈寅恪先生最可贵、
最值得令人钦敬和学习之处，正在于此。 当然也有他的特殊条件，名声太大，
且不说无名小辈，即使是名声比他稍低者，欲效法他的作为，也早就死于非
命了。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和事实，如果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身与心
为势与利所役，必然是泯没于芸芸众生，还能创建什么马克思主义？科学无
禁区，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和无畏，其中也包
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无论对于故人郭沫若先生，还是对于如今
史界一些其实是蝇营狗苟，而又沾沾自喜的“名流” ，人品必定影响学问，
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的规则都是适用的。
我在辞去会长的那次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大会发言中说，希望宋史会能成
为一个比较清白，弘扬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内涵的爱国正气的学术团体。我
在电话中对乔幼梅先生说，看来，如果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份责任感，
13
没有为民主和科学的献身精神，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能力，只怕难以
成为上乘史家。乔大姐的回答是“不可能”。王春瑜先生一次电话中说，有
人评价清军入关，其实是兜售抗战时标准的汉奸理论，他认为史学家没有点
正义感，是搞不好历史的。以上这些话是否是抓住了中华史学发展，特别是
後继人才培养的关键，仅供史学界的广大同行思考、讨论和批评。
三、 、提高写作能力：史学作品的语言应与文学作品有区别。文学作品，

特别如小说戏剧之类，使用民间口语，甚至秽言詈语，有夸张的语言美，有
朦胧的语言美；而史学作品的语言，似宜提倡半文半白，首先是准确，其次
才是简炼和生动，不宜使用夸张、朦胧等语言。古典汉文的优点，正适合撰
写史学作品的需要，故欲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主要可以学习古汉文。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最高明的散文大师，其成就堪称前无古人，今无来者，
而将中国散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范文澜先生是位笃实可敬的学者，他特有
的文风在《中国通史简编》的某些章节，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应与他深厚的
古典汉文修养有关。翦伯赞先生治史之深度，似有可议之处，然而其遣字造
句的功力，在中国大陆史界堪称冠绝一时。据说他很爱读古代骈体文。骈体
文确有束缚思想的弱点，但其对仗工整、掷地铿镪的词句，同古典诗词、对
联一样，也反映了汉语的优点，为其他拼音文字所无。故到翦先生手中，便
化腐朽为神奇。青年治史者可以从鲁迅先生的散文和范、翦两先生的作品中，
学习史学语言。
我也读到某些史学作品，语言晦涩朦胧，难解其意，只怕算不上是高明
的史学文字。据说，目前追求文字的晦涩朦胧，逐渐成为史学作品的一种时
髦。追求时髦，不应成为一种原则，时髦可追可不追，人云可亦云可不亦云。
14
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风靡一时者未必都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形影相
吊者未必都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依我之见，语言晦涩朦胧，似有点
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似反映了作者思想和逻辑的混
乱。如今是个强调创新的时代，人们喜欢竞创新词。新词当然需要创造，但
应是反映旧词无法反映的新含义。如果仅是新瓶装旧酒，其实大可不必，有
时旧词反而比新词好。例如既有“转折点”，又何需另创所谓“拐点”，既不
高雅，含义也不如前者确切。顺便说一句，学问当然需要创新，但有时旧说
反而比新说好，经得起推敲，这应是常识性的问题。不应将严肃的治史，变
成一种并无新意的文字游戏。
四、史料的局限性和重要性：如今已无古代所谓正史、野史之类概念。
一切古代的文献记录等，都可统称史料。过去有的学者称史料即史学，是有
其片面性。十年浩劫前，对所谓史料唯物论、史料挂帅的批判，流行一时，
在政治压力下，以接触史料为讳，这当然是更为荒唐的。
史学具有实证性，没有史料的实证，就不成其为史学。所谓一分史料说
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不能说完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有时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有时几分史料只能说一分话。有一个判断和分
清史实的支流与主流，表象与本质的问题。有时，几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
而是史实的支流和表象，而一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主流和本
质。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
广义说来，史料不能仅限于文献记录。近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
法”的观念，重视考古资料，并以此与文献记录互证。最近出版的许怀林先
生《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不仅重视上述两者，还注重实地
15
调查。 实地调查应是又一重要的实证途径。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科学昌明的网络时代，许多学科确是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信息。但就
研究历史而论，还是用得着上引古话，考察各地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古战
场等，或可发现只看文献和图片容易忽略的问题，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
我个人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军区的苏志达同志，
亲自赴西北，对宋夏好水川之战的战场作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
的错误以及古代历史记载的某些不当之处，作了考证，来向我“请教”。我
当即说，他才是真正的权威，是我的老师。通过此事，使我懂得，即使是研
究古代战争，光凭史料记载是不够的。 《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
卷》的某些精彩论述，若无熟悉江西的地理环境和实地调查的功力，肯定是
写不出来的。
但是即使做到以上三条，任何时代留下的史料，一般说来，总是残缺不
全的，不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一切方面和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史料对深入
研究往往是不够用的，古代的史料更是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
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
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
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
①
史料所以总是残缺不全，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当政者出于狭隘私利，
往往在文字记录中以假乱真，隐恶扬善，篡改、歪曲或捏造史实。即使并无
歪曲史实之心，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全面，就只记载了某个或某些侧
面。有些问题当时人认为太一般、太平常，不予记录。且不说是中国古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30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6
就是近、现代提供的不少统计数字不确，如此等等。
一般说来，现代史料的生产期约为五、六十年，错过了时间，史料不可
能再生。我写了一个大学时代的回忆，其中所记录的，都是当时最普通、最
平常的事，至少我们同级一百人大致都曾经历。但差别在于我写了，其他同
学未写。 我的回忆录最初还有一个小错，顾文璧先生的大学毕业时间为 1956
年，我写成 1955  年，这是由他更正的。这份回忆录被编入《那时我们正年
轻》一书，却将对前校长陆平的长段揭露文字全删。记得有位北京大学的年
轻校友说，本来还以为陆平是个好人，看了我的文章，方知他是什么样的人。
可知当代人写信史，又是多么不易。不料《新京报》编一部从 1949 年迄今
年的北京《大城记》，又将我的回忆录加以摘录和节略，作为 1960 年的三篇
之一，题名《在十三陵农村“教学改革” 》 ，登于该报 2009 年 5 月 27 日。我
所写的，只限于京郊黑山寨村和我们一群大学生，在当年的挨冻受饿，只是
京郊的一鳞半爪，当然更远不是全国最严重、最悲惨的情况。但在 1960 年
全年的《北京日报》中肯定不会有片言只字的反映。由此可见，一个时代无
数量史实最终形成史料，即使以九牛之一毛，也是完全不足以形容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惨重的十年浩劫，过去已三十馀年。若要研究文革史，
某些基本的统计和重要史实却是空白，而无以弥补。人命关天，人的生命最
可宝贵，然而完全由瞎指挥造成的大饥荒和文革，到底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
命，却成了永远的历史秘密。大饥荒最初的估计是死了一千万人，目今一般
认为是三千万到四千万人之间。关于文革，最初我听到一种估计，是无辜死
亡五百万人，不少人认为不止此数，目今的研究是约二千万人。但上述估计
毕竟只是很不得已的事，而不估计却更是大错。希特勒屠害六百万犹太人，
17
如今成了全人类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难道中国人的生命竟如此不值钱，难
道应当像个别全无心肝的“学者”所谓事情已过去了，还提它干吗？难道中
国人，以至全人类就应当永远忘却好几千万人的死尸的沉重？从 1967 年始，
绵延数年的武斗，又有多少惊人的物质损失，也同样无统计数传世。
传世史料无可弥补的缺陷，并不能降低，反而提高了利用史料的重要性。
唯其残缺不全，就更需要史家们充分利用有限的史料，尽可能扩大扫描的广
度，增加透视的深度。唯其真伪淆乱，就更需要史家们施展祛伪求真的考证
本领。
有一个比喻，经济学家研究现实经济犹如造房子，而史家治史犹如搭积
木。经济学家可以预先设计一所房子，需要的建筑材料，即资料，可通过对
现实的调查而搜取，往往不受限制。史家的有限史料就是积木，只能根据积
木的多少搭盖，无法另增积木。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研究明清经济的专家，为一个宋史研究生的
亲戚出了个题目——宋代太湖流域小农经济，并说，历史所是研究制度的，
我们是研究规律的。我得知後，评论说，可以打保票，这篇论文写不出，因
为没有多少史料。看来他对宋史史料的底细不清。那位研究生当然还是听亲
戚的话。有一次，她同指导教师谈话，我旁听。她说，有人将江阴的小农经
济也划入太湖流域，她认为不能，因为江阴的小农经济与太湖流域不一样。
我不能说话，但心里想，无论说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又有什么史料根据？
依她这种水准，全未入门，如何能写出论文？最後还是给我不幸而言中，研
究生本人也十分苦恼。
历史论著决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选题事实上必须预先衡量史料
18
的多少，或可多写，成为专著，或只能少写，成为论文，或者就连论文也无
法写。从非专业者看来，宋代太湖流域小农经济确是个好题目，但从内行看
来，就是写不得。
注重史料的原始性，是使用史料的一条重要原则，这留待後面详谈。
依我的观察和经验，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前面说了治史的三要素，而治史成就见高低，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
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 我为《学林春秋》写了一句题词： “最
大限度地集中时间和精力，是治史的第一诀窍。”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何处，
主要应是集中到对史料的研读上。
据我的体会，且不说最大限度，就是要多少集中点时间和精力也并不容
易。多少前辈优秀学者反复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然而又有多少人
反其道而行之。一位先生，学问有相当根底和才气，但身体十分病弱。当文
革後期，我们被迫去所谓五七干校时，他的病体无法下去，正值有考古新发
现的机遇，发表若干文章，得到好评。但在文革後的出国热中，他以空前的
热情满天飞，从事各种似乎是风光体面的活动，折了阳寿，而成果反而寥寥
无几。古语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不少学者到了某种地位和名声，就
有志于追求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的诱惑。他们舍得向学问以外的活动投放时
间和精力，就是吝于向学问投放时间和精力。学问不行，再乞灵于千奇百怪
的歪门邪道，以装潢门面。至于各种各样骗子式的学术活动家，自更不待论。
人到老年，工作强度自然不可能大，但个人也深知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
尽量减缩各种场面活动、应酬、会议之类，以便能集中点时间和精力，用于
治史。
19
五、考证：史学的实证性，无非就是史料的实证。其要求一是丰富，二
是准确，而准确当然离不开考证。 我常说，自己治史，是一手抓马克思主义，
一手抓考证。但就个人的治史实践而言，相当比例的论著其实是不可能牵强
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文章不论长短，绝大多数离不开考证。考
证是史家的基本功，不学会考证，又何以成为史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便给考证加上“地主资产阶级学术”的恶名
和政治帽子，既是无知的荒唐，又在一时之间，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以至
使治史者讳言考证。如今情况根本改观，例如漆侠先生就特别强调“考据方
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以考据方法作为基
本的研究方法的” ，为考据学写了详细的专论，
①
请大家参阅。一方面，不运
用马克思主义治史，完全可以有高明的、精彩的考证；另一方面，多少真正
懂得点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者，如漆侠先生所说，也绝对要讲究尽可能精密的
考证。中华的考据学源远流长，但今人站在时代思想和史识的高山上，其考
证的高度、广度、深度和精度肯定胜于古人，包括有人艳称的乾嘉学派。
欲从事考证，须要逐步拥有尽可能多的历史细节知识，这是基础性的前
提。考证的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
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离不开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指导。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和运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中说：“社会生活
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
个论点。”
②
前述对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估计，是光明面为主，还是黑暗面为
①
《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载《漆侠全集》第 10 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33 页，人民出版社，1974 年。
20
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判案，是宋代司法实践的主流，还是支流。单纯
的逻辑推理并无用武之地，需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胡適先生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为考证的至理名言。任何学
科，假设都不是无知者的随便猜测，相反，全是对本学科拥有相当学识之後
的一种猜想，但必须兼之以小心的求证。如若求证不慎，假设便决然不能成
立。

考证当然必须全面搜集各种相关的史料证据，特别重要者，是必须注重
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反面证据。我看过一些史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先立理论框
架，抽样作证者，只找合自己胃口的证据，而置不合自己胃口的证据于不顾，
这就不可能有经得起检验或驳论的科学质量。注重反面证据，是考证的一个
重要原则。遇到反面证据，绝不能回避，而必须予以正视，并作出解释，说
明何以不能动摇自己的论证，方能使自己的考证有科学质量，经得起推敲和
驳论。
有两位先生撰文，考证宋初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能成立。随即有位台
湾学者提出驳论。我并未参加争论。後在《荒淫无道宋高宗》第 271 页注②
的考证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补充了一条重要史料。说他们“所
提若干质疑理由，其最有力者，只怕是杜太后去世不久，国丧期间，不能宴
饮。据《宋史》卷 123《礼志》 ，杜太后死後，行‘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
日後‘服吉’，而宋太祖杯酒释石守信等兵权是在‘服吉’之後”。别人也许
不会注意到这条小注，却引起那位先生的关注，他来信，说此记载是伪造的。
其实，伪造需要有两点证明，第一，何以是伪造，第二，为何伪造。我只能
为此复信说：“关于您说《宋史》卷 123 《礼志》载杜太后丧事以日易月，记
21
事不确，似需进一步论证，因为《礼志》所引是太常礼院奏，得到皇帝批准，
似难以证其伪。宋初沿用唐五代礼仪，皇帝丧事，以日易月，从史料上见不
到有何革新，如应是出于宋太宗伪造的太祖遗诏，也是以日易月，二十七日
大祥。您引用《长编》卷 204 是英宗时追述‘祖宗时’，按宋人习惯，所谓
‘祖宗时’不一定都是太祖时。即使依《通典》二十九月始从吉之说，将以
日易月扩展为二十九日，杜太后死于六月二日甲午，当月二十九日，按您所
说，‘宋太祖释丧服在七月初’ ，而宋太祖宣布罢石守信等兵权为七月九日庚
午，据古代礼制，在此前完全可以设宴。至于《长编》当年十一月壬申的记
载，只是宴群臣，‘不作乐’，似无您所云‘始可正式举行宴饮’之意。 ”
①
依
古代礼制，守孝或是二十七天，或是二十七月，实际上二十六个多月。杜太
后六月死，而认为须延迟到十一月“始可正式举行宴饮”，当然就没有任何
礼制的依据。实事求是的说，此项考证的缺陷，正在于对反面证据重视、搜
集和辨析不够，就难以服人。所以我将南宋初罢岳飞等三大将兵权，仍称为
“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没有修改的必要。
我虽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但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上世纪带
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的历史条件下，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
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史学革命。相反，以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讨论
为标志，对中国的传统古史学倒是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这才是中
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即是由考证发轫，带动了从史识
到研究方法的革命。顾颉刚先生强调“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
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②
应当尽可能严格地区分小说故事产生的年代先
①
载《丝毫编》第 320 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②
《顾颉刚选集》第５１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22
後，判明其最早的状况，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又如何作了一层又一层的追加
和增饰。这种考据思维，对研究中华古史是非常有用的。我发表《用现代史
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和《开拓宋代
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三文，
①
其中考证了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应是源于北宋话本。证据是白娘子自称“奴家是白
三班、白殿直之妹” 。後一话本称“蒸饼” ，而不避宋仁宗赵祯的御讳。 “三
都捉事使臣”，也证明此话本的原始创作时间，是在大名府升北京之前。我
在文中特别声明，此三文的思维和论证方法其实是旧的，即是运用了顾先生
倡导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六、基本训练：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
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什么是史家的基本训练，人们会有
各种说法。我认为还是应遵从前辈学者的教导，二十四史不须都读，治中华
古史打基础，首先就是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且不说治古史，真
正要做个高明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专家和外国史专家，也同样应当认真通读
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尽管宝贵时间平白无故地丢
失颇多，但在这个问题上确是听从了前辈的教导，在往後的治史实践中，受
益无穷。
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可作为第一标准，但从更高的要求看来，还
可有个第二标准，就是通读先秦典籍。目前所谓国学热，国学之源无非就是
先秦典籍。我考虑一下，前辈学者为何不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可能是他
们的教育环境，他们对先秦典籍一般都下了相当的、甚至很精湛的功夫，不
①
载《点滴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3
成其为问题。但对我们这一代人，却是大成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读过
一点先秦典籍，至于如《周礼》、《周
--
FROM 123.126.30.*

社科院先秦史博士生导师王宇信？
【 在 bearn (秉烛堂主) 的大作中提到: 】
: 一、治辽宋金史杂谈
: 本文重点是谈如何研究辽宋金史，却不能不涉及较多的方面和问题。不
: 仅是谈经验，也是谈教训。
: ...................
--
FROM 162.105.141.*

内容非常好


【 在 bearn (秉烛堂主) 的大作中提到: 】
: 读此文最大的乐趣是把文中提到的人物名讳一个个猜出来
: 我只开了个头，欢迎补充
--
FROM 171.118.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