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四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唯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以定為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茍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茍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泛濫而愈趨於苛刻哉！

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灑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尚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為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為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寢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箕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為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為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為法外之徵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興，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徵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唯據亂法以為法，則其亂不已。嗚呼！茍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

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為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為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

夫立法之簡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天下之需，而不使群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茍且便利之一心，奚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誅，君子甚為英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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