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文宗·四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詘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爲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啟邊釁，故崇獎處錞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彊弱異勢，戰守異宜，利害異趣，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溫公以之矣。

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誠揭誠信以爲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邦交之守也。夷狄既踰防而爲中夏之禍矣，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掩之而不爲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殺掠我人民、毀裂我冠裳也，則太王當終北而於獯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桑維翰、湯思退、史彌遠允爲君子矣。

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於唐，舍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綏之，猶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恆，馭之有制，終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況乎吐蕃者，爲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於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爲。」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咸陽橋。」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游辭，同爲千秋所切齒。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復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鼓厲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彞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寖衰寖微，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陽橋、深人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頫顏，取悉怛謀獻之，使磔於境上，以寒嚮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目無唐，而鏃刃之下豈復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彊，以其盡有北境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險而腴，據爲狐兔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矣。故韋皋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其南則南詔方與爲難，而碉門、黎、雅之閒，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

夫夷狄聚則逆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悉怛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以是爲誠信，將誰欺乎？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欲敗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恫疑之邪說。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溫公抑遽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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