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文宗·六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跋扈，傷府兵之廢敗，而建議欲追復之，徒為巵言，貽後世以聽熒耳。牧知藩鎮之彊在府兵既廢之後，而不知惟府兵之積弱，是以蕃兵重，邊將驕，欺唐之無兵，以馴致於桀驁而不可復詰也。且當太和之世，豈獨河北之抗命哉？澤潞、山南無非擁彊兵以傲岸者。而欲取區區聽命之州郡，勞其農而兵之，散其兵而農之，則國愈無兵、民愈困、亂將愈起。甚矣！空言無實，徒以熒慕古者之聽，而流禍於來今，未有已也。

府兵之害，反激而爲藩鎮，勢所必然，禍所必趨，已論之詳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而唐之初制尚可支百年者，則十六衛是已。十六衛，以畜養戎臣、儲將帥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屬焉，而環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駐以待命，蓋分合之勢，兩得之矣。分之爲十六，則其權不專，不致如晉、宋以後方州撫領擁兵而篡逆莫制也。統之以十六，則其綱不弛，不致如宋之廂軍解散弱靡以成乎積衰也。

夫邊不能無兵，邊兵不可以更戍而無固心，必矣。兵之爲用，有戰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衛家即以衛國者也；而守之數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萬之師不能卒拔，而少則無糧薪不給之憂。戰兵者，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氣者也；一戰之勇，功賞速效，虜退歸休，抑可無長征怨望之情。然則十六衛之與邊兵，互設以相濟，寇小入，則邊兵守而有餘，寇大入，則邊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衛之帥，唯天子使，以帥其屬而戰焉。若夫寇盜有竊發之心，逆臣萌不軌之志，則十六衛中天下以林立，而誰敢恣意以逞狂圖乎？

唯是十六衛之兵，必召募挑選，歸營訓練，而不可散之田畝，則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勢，不可以寓兵於農之陳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無千里飛輓之勞；就其近屬其衛，無居中遙制之病；衛率巡之，所司練之，有司供億之，皆甚便也。此則唐初之善制，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後世者也。以杜牧之時，尤可決行於一朝，非若府兵之久敝而不可再興者，何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奪，而內地猶可爲也。且自憲宗以來，淄青、淮蔡、西川、淮南賊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可移矣；成德、盧龍、魏博歸命之日，兵不能罷，亦可調矣。以恩恤之，以威臨之，仍使爲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南畝習於戎行者，又何難於措置之有哉？朝無人焉，慮不及此，而後天下終不可得而平。牧固不足以及此，而漫無憂國之心者，又勿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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